電影《十月圍城》以孫中山先生在1906年到香港的史實為基礎，發展出一群在英國統治下討生活的老百姓、因緣遇合貢獻自己生命於革命的故事。這樣的劇本，不知是有意、或是無心，劇中扮演革命犧牲者的，並不像慣常的文本中，對革命有許多遠大的理想，劇中絕多死士都是因為自己的家鄉、親人、主僕、過往歷史的糾葛，而聚結在一起。

《十月圍城》不用傳統的革命志士角度來看革命，反而貼近一般人的生活情境，試圖給歷史一個更完整的圖像。這樣的企圖心，也表現在劇中的大反派—清廷的官軍領袖「閻孝國」身上。閻曾經上過洋學堂，卻徹底不信洋人的學問，相信革命將為中國帶來災難。表面上看來他的所做所為均在保障清廷的皇權，但深心裡，更代表他對所謂西方文化的疑慮與排斥。他和自己在洋學堂的恩師陳少白一番對話，說明他認為中國所需要的不是這些「革命人士」夸夸高談「西方的文化菁華」，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閻孝國對西方文化抱持全面的懷疑態度，而革命代表陳少白則代表對西方文化的認同。這兩個人的矛盾與衝突，其實仍然延續在現代中國裡。不久前，我曾經收到一封中國法律系學生的來函，她提到：「我個人認為大陸在經濟發展後，也會在政治上社會層面上繼續發展，而這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大陸太大了，一個問題的改變，需要很長時間，很多人進行奮鬥，但是這點我們要有信心， …… 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如果人心，如果文化底蘊沒有跟上，所謂的改革只是衝動，非理性。現在臺灣是民主化了，但是民主文化的精髓並沒有學到，政黨之間是一黨之私，領導人也是自己的利益在作祟，有民主之表，而沒有民主之實，關鍵是文化沒有跟上，底蘊不足……」

這位學生提到民主改革須要長年的文化支撐，並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作用在於鋪路，我們要在思想上還有自己的言行上改變中國文化中的糟粕，用開放的精神把中西文明優秀的地方結合起來，這樣我中華才有希望，我們也不會愧對於這個時代。」由信中可以看出新一代對西方價值有部分認同、但同時也認同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和閻孝國與陳少白的時代相比，顯然，新一代對中國已經更有自信。

新一代的信心，當然並非空穴來風。因為現時的中國，和過往相比，各方面都在進步的狀態：吃得飽的人民數量在增長、政治上較以前開放。

當時我回信給這位學生，說明「在民主實踐上，台灣制度先行、文化紮底尚有不足，所以的確亂象頻生」，但我仍然對台灣的民主未來有信心。我在信中沒有說的是，由於新一代中國的自信，讓人對中國的未來更可期待。由1906年至今已100年，當年在圍城的中西矛盾，如今已轉化為力求融合的新思維，現代中國，的確是有了新版本的「十月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