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駿
- 1981年台灣大學社會系畢業，1989年德國Bielefeld University組織社會學碩士，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與上海國家會計學院EMPAcc。在科技產業從事業務、企劃與管理工作近二十年。2010年秋天進入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2014年7月取得博士學位。
薪資結構才是年金改革與一例一休的問題根本
201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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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薪資來源於企業的利潤，企業要有良好的發展環境才有創造利潤的機會與可能，以台灣企業目前與大陸作為製造地或市場深度結合的情況而言，搞好兩岸關係是台灣企業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應該也是台灣執政當局搞好產業政策提高執政績效不可或缺的著力點之一。
朱駿 / 評論
近半年台灣內部年金改革與一例一休的爭議不斷升高，年金改革的爭議有社會正義、信賴保護或基金十多年後會破產等話題，一例一休有勞工失去賺錢機會或商家經營成本增加等話題。其實，這些話題有些是拿大帽子嚇唬人，有些反映生活的現實，但都沒觸及根本。仔細推敲，問題出在台灣目前的薪資結構。
就年金部分而言，應該是一種未雨綢繆的儲蓄，而且既然是「國民」年金，國民彼此之間應符合憲法平等權的意涵，不能有不合理的差異，若存在這種差異，就是存在不正義的情況，憲法的信賴保護應該是針對合理與符合正義的事項，若出現不合理不正義則不該被憲法保障，就無所謂信賴保護的適用，或者保護範圍必須根據現實合理的狀態調整。
目前爭議最大的焦點主要聚集在於軍公教的部份，就許多事實案例來看，有退休反而比在職時收入為高者，所得替代率比西方先進富裕國家高出許多，同為軍公教，有的肥得流油，退職或退休後可轉任政府的基金會、轉投資機構或其他私人職務，坐領雙份高薪，而絕大多數都苦哈哈，錙銖必較，否則難以度日，這些顯然不合理，也不公道。
年金的計算的基礎在於工作時的薪資收入，有這麼多不公道的事證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實，就是薪資結構有問題。軍公教作為吃公家飯的大體系，內部似乎存在劫貧造富、以下濟上的現象，此外，似乎教不如公，公不如軍。如果不能把這種種不合理不公道的結構矯正，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爭議永遠不斷，任何的改革都只是做表面功夫，只會留下後遺症，激起更多的民怨，令未來的改革難度更大。
假使我們的軍公教在職時都能夠付出足量數額的年金儲備金，又能夠過起碼水平以上的生活，且有結餘，退休時所得替代率降低，且最大官與最低工友之間無天地之別，又有何妨，誰能抱怨？就算抱怨，豈能得到社會共鳴？要做到這點，似乎不改造現行軍公教薪資結構是做不到的。
若將眼光放大到全社會，全國軍公教才數十萬人，勞工已逾千萬，為年金議題吵吵鬧鬧，沸沸揚揚幾年了，近半年吵鬧強度增強，除見沈富雄今年2月24日在中國時報〈不碰勞保 不算改革〉的投書點到勞保問題之外，檯面人物沒一個為勞保講話的，沈文也只是點到問題，未追索問題根本。以人口數量的比重而言，勞保問題應該更加不可忽視，關係社會的穩定更為重大。
依照官方標準勞保「月投保薪資」從NT$21,009到NT$45,800分18級，收入超過NT$45,800者並未逐級增加，而且勞工退休金最高者不足2萬元/每月，所得替代率低得可憐至極，與軍公教之間差異頗似天壤之別。這種差別映射出了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且偏頗的事實，這樣社會如何能夠走向安定祥和？如何可能變成一個真正能夠激勵人心而有活力的社會？遑論生命力強大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勢必要提高勞保申報標準，標準提高勢必會影響勞工的現實生活，要不影響勞工實際的生活，又能令其退休之後與軍公教之間沒有太多的差別，勢必要調整薪資結構。然而，勞保標準的提高與勞工的薪資調整勢必牽涉到企業的營運成本，工商界一定又會群起抗議，甚至揚言出走，以綁架政府，綁架了政府等於就是綁架了國家與全民。目前頻頻讓政府出糗的一例一休的問題其實也在薪資結構，如果能讓勞工一週休兩天，又能夠賺到足夠過日子又有結餘的生活，哪個勞工會反對？會反對的只是企業主，這又回到產業、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問題。
台灣的薪資低得丟人已經不是新聞，一碰到要調整薪資結構就會遇到企業大反彈的處境其實是一個發展的瓶頸，面對這個發展瓶頸，我們應該靜下來想一想，如果台灣絕大多數人的薪資大幅偏低，內需的消費力量從何而來？如果內需消費能大幅提升，是小老百姓受惠較多還是工商企業營利較多？何不想想20世紀初期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思路？同時，薪資偏低如何能吸引高優素質的人才不出走，甚至吸引外來人才？沒有好素質的人才，企業能有多大多久的發展？在在都是我們該坦誠面對與反思而勇於克服的現實問題。
其次，如果台灣的產業、經濟、社會發展不能如西方先進國家或韓國與新加坡持續地往前推進，企業出走到外地能有多少「持久的」立足力量？不是正好將技術輸出到他地，讓當地人有更好的機會取代自己嗎？如果沒有台灣今天雖愈加不堪但還能相當自主的地位，台商在大陸能有何特殊地位？如果沒有曾經創造過「台灣奇蹟」的本錢，今天的台商從何而來？如何會受人尊敬？真正能有發展的企業家必須是對自己的社會有責任感的企業家，社會不在大小，而在於是否充滿活力與韌性，要有活力與韌性，社會中貧富差距不能太大，大家要有共同擔負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而不是動輒出言要脅恫嚇別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上下同欲，如此者勝，看看以色列就是我們的好榜樣。
不過，話說回來，企業的薪資來源於企業的利潤，企業要有良好的發展環境才有創造利潤的機會與可能，以台灣企業目前與大陸作為製造地或市場深度結合的情況而言，搞好兩岸關係是台灣企業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應該也是台灣執政當局搞好產業政策提高執政績效不可或缺的著力點之一。這是台灣現今執政當局必須深思而且儘早調整的課題。除此之外，政府應該要走在企業的前面深入了解全球各產業發展的趨勢，將收集到的信息轉化為政策，並即時供輸給相關產業的企業，同時幫助企業建立全球供應鏈。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不開始就永遠沒有做到的可能。
【圖片為中央社資料照】
近半年台灣內部年金改革與一例一休的爭議不斷升高，年金改革的爭議有社會正義、信賴保護或基金十多年後會破產等話題，一例一休有勞工失去賺錢機會或商家經營成本增加等話題。其實，這些話題有些是拿大帽子嚇唬人，有些反映生活的現實，但都沒觸及根本。仔細推敲，問題出在台灣目前的薪資結構。
就年金部分而言，應該是一種未雨綢繆的儲蓄，而且既然是「國民」年金，國民彼此之間應符合憲法平等權的意涵，不能有不合理的差異，若存在這種差異，就是存在不正義的情況，憲法的信賴保護應該是針對合理與符合正義的事項，若出現不合理不正義則不該被憲法保障，就無所謂信賴保護的適用，或者保護範圍必須根據現實合理的狀態調整。
目前爭議最大的焦點主要聚集在於軍公教的部份，就許多事實案例來看，有退休反而比在職時收入為高者，所得替代率比西方先進富裕國家高出許多，同為軍公教，有的肥得流油，退職或退休後可轉任政府的基金會、轉投資機構或其他私人職務，坐領雙份高薪，而絕大多數都苦哈哈，錙銖必較，否則難以度日，這些顯然不合理，也不公道。
年金的計算的基礎在於工作時的薪資收入，有這麼多不公道的事證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實，就是薪資結構有問題。軍公教作為吃公家飯的大體系，內部似乎存在劫貧造富、以下濟上的現象，此外，似乎教不如公，公不如軍。如果不能把這種種不合理不公道的結構矯正，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爭議永遠不斷，任何的改革都只是做表面功夫，只會留下後遺症，激起更多的民怨，令未來的改革難度更大。
假使我們的軍公教在職時都能夠付出足量數額的年金儲備金，又能夠過起碼水平以上的生活，且有結餘，退休時所得替代率降低，且最大官與最低工友之間無天地之別，又有何妨，誰能抱怨？就算抱怨，豈能得到社會共鳴？要做到這點，似乎不改造現行軍公教薪資結構是做不到的。
若將眼光放大到全社會，全國軍公教才數十萬人，勞工已逾千萬，為年金議題吵吵鬧鬧，沸沸揚揚幾年了，近半年吵鬧強度增強，除見沈富雄今年2月24日在中國時報〈不碰勞保 不算改革〉的投書點到勞保問題之外，檯面人物沒一個為勞保講話的，沈文也只是點到問題，未追索問題根本。以人口數量的比重而言，勞保問題應該更加不可忽視，關係社會的穩定更為重大。
依照官方標準勞保「月投保薪資」從NT$21,009到NT$45,800分18級，收入超過NT$45,800者並未逐級增加，而且勞工退休金最高者不足2萬元/每月，所得替代率低得可憐至極，與軍公教之間差異頗似天壤之別。這種差別映射出了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且偏頗的事實，這樣社會如何能夠走向安定祥和？如何可能變成一個真正能夠激勵人心而有活力的社會？遑論生命力強大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勢必要提高勞保申報標準，標準提高勢必會影響勞工的現實生活，要不影響勞工實際的生活，又能令其退休之後與軍公教之間沒有太多的差別，勢必要調整薪資結構。然而，勞保標準的提高與勞工的薪資調整勢必牽涉到企業的營運成本，工商界一定又會群起抗議，甚至揚言出走，以綁架政府，綁架了政府等於就是綁架了國家與全民。目前頻頻讓政府出糗的一例一休的問題其實也在薪資結構，如果能讓勞工一週休兩天，又能夠賺到足夠過日子又有結餘的生活，哪個勞工會反對？會反對的只是企業主，這又回到產業、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問題。
台灣的薪資低得丟人已經不是新聞，一碰到要調整薪資結構就會遇到企業大反彈的處境其實是一個發展的瓶頸，面對這個發展瓶頸，我們應該靜下來想一想，如果台灣絕大多數人的薪資大幅偏低，內需的消費力量從何而來？如果內需消費能大幅提升，是小老百姓受惠較多還是工商企業營利較多？何不想想20世紀初期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思路？同時，薪資偏低如何能吸引高優素質的人才不出走，甚至吸引外來人才？沒有好素質的人才，企業能有多大多久的發展？在在都是我們該坦誠面對與反思而勇於克服的現實問題。
其次，如果台灣的產業、經濟、社會發展不能如西方先進國家或韓國與新加坡持續地往前推進，企業出走到外地能有多少「持久的」立足力量？不是正好將技術輸出到他地，讓當地人有更好的機會取代自己嗎？如果沒有台灣今天雖愈加不堪但還能相當自主的地位，台商在大陸能有何特殊地位？如果沒有曾經創造過「台灣奇蹟」的本錢，今天的台商從何而來？如何會受人尊敬？真正能有發展的企業家必須是對自己的社會有責任感的企業家，社會不在大小，而在於是否充滿活力與韌性，要有活力與韌性，社會中貧富差距不能太大，大家要有共同擔負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而不是動輒出言要脅恫嚇別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上下同欲，如此者勝，看看以色列就是我們的好榜樣。
不過，話說回來，企業的薪資來源於企業的利潤，企業要有良好的發展環境才有創造利潤的機會與可能，以台灣企業目前與大陸作為製造地或市場深度結合的情況而言，搞好兩岸關係是台灣企業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應該也是台灣執政當局搞好產業政策提高執政績效不可或缺的著力點之一。這是台灣現今執政當局必須深思而且儘早調整的課題。除此之外，政府應該要走在企業的前面深入了解全球各產業發展的趨勢，將收集到的信息轉化為政策，並即時供輸給相關產業的企業，同時幫助企業建立全球供應鏈。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不開始就永遠沒有做到的可能。
【圖片為中央社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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