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論習近平對台思想戰略

2017-04-10 713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即針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及兩岸關係，發表了多次重要的講話，其論述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個面向，已形成他整體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4月號發表專文《從習近平的對台思想析論中共的對台戰略及策略》，作者表示：「共產黨人眼中的戰略與策略，並非是一個『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而是黨對特定鬥爭與特定情況做科學分析後決定的，也就是經過一個形勢判斷的過程，而意識形態則是影響形勢判斷的關鍵因素。」「習近平作為中共的領導人，他的對台思想當然是用來指導和制定政策的，故應屬於『實用的』意識形態範疇；但處在一個『全球化』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習個人的價值判斷，也不免受到內外各種思潮和形勢變動的影響，故也帶有『純粹的』意識形態特質。」「今後歷史發展的一個較長時期，習近平的對台思想，勢將成為中共對台戰略及策略的指導方針，值得吾人充分掌握並深入探討。」文章內容如下：

前言：意識形態與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觀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即針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及兩岸關係，發表了多次重要的講話，其論述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個面向，已形成他整體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列寧曾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在今後歷史發展的一個較長時期，習近平的對台思想，勢將成為中共對台戰略及策略的指導方針，值得吾人充分掌握並深入探討。

共產黨人一向重視戰略和策略。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表示：「戰略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打擊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和次要的後備軍）的相應佈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的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的來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潮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通過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透過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來為實現這條路線的鬥爭。」至於戰略與策略的關係，該文指出：「策略是戰略的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

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眼中的戰略與策略，並非是一個「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而是黨對特定鬥爭與特定情況做科學分析後決定的，也就是經過一個形勢判斷的過程，而意識形態則是影響形勢判斷的關鍵因素。

根據美國學者舒曼（Franz Schurmann）的說法，意識形態可以概括為兩大類：一是「純粹的」（pure）意識形態，它是用來塑造個人思維，且具有一般性應用價值的那些「理念」（ideas），如「理論」或「主義」；二是「實踐的」（practical）意識形態，它是那些以經驗和實踐為基礎，並可形成政策或行動的「理念」，可稱之為「思想」。

習近平作為中共的領導人，他的對台思想當然是用來指導和制定政策的，故應屬於「實用的」意識形態範疇；但處在一個「全球化」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習個人的價值判斷，也不免受到內外各種思潮和形勢變動的影響，故也帶有「純粹的」意識形態特質。

習近平於2012年「十八大」接班時，中共面臨的內外環境形勢，對他思想體系的形成和他隨後勾勒的執政藍圖，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習近平面對的中共內外環境形勢

在內部形勢方面，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雖已大幅提升，經濟實力更是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經濟運行仍面臨諸多困難，如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的矛盾依然突出，房地產和若干領域的金融風險也逐一顯現，這都使中共賴以執政的物質文明基礎產生動搖；在政治層面，官員貪腐現象不僅影響行政效率和效能，並且嚴重損害共黨執政威信；最嚴重的是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污染問題惡化、群體抗爭事件頻傳等，這都影響到構建「和諧社會」所需的精神文明基礎。針對這些情況，有觀察家認為：「大陸過去三十多年快速發展，既讓改革開放遺留的問題日益變得不可忍受，又積累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整個國家進入了矛盾凸顯期。」改革開放誠然帶來了大量利多，也改變了整個中國大陸的風貌；但與此同時，正如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璉所說，改革也出現了空轉的現象：「上級部門忙著發文件，下級部門忙著學文件，一個沒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改革成了『修辭』。」

在外部形勢方面，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使國際戰略體系產生了結構性的改變，並影響到周邊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關係。例如，中美雙方雖因共同建構「新型大國關係」而大致維持穩定互動；但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政策」和擬議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讓雙方關係有可能從「戰略互疑」轉為「戰略對抗」；在鄰近中國大陸周邊地區，東海和南海領土爭議甚囂塵上，已危及中共與日本和南海諸國的關係；其它諸如中東及朝核問題的懸而未決；反恐、氣候變遷和疾病擴散等非傳統安全議題，也攸關中共的國家利益。在國際經濟體系方面，經濟全球化的腳步停滯不前，全球經濟陷入結構性的困境，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中共的經改進程。

相較之下，習近平上台時的兩岸關係，則是處在一個最佳的狀態之中。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下，不但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23項協議，並且持續維持了兩岸官方和半官方的協商和對話管道。但因台灣的政治生態瞬息多變，一場總統大選的結果，就有可能為兩岸關係發展，添加不穏定的因素。

總之，習近平面對的上述內外三個環境，其中包含際遇，也存有挑戰。習身為中共領導人，必須做出形勢判斷，並據此擬訂他的因應對策。

習近平的總體戰略目標：中國夢的實現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習近平心中的夢想。習把圓夢的時間約定為「兩個一百年」，即在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時，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也就是完成「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戰略目標。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習近平擬訂了「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和「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並且提出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在內、具有前瞻意義的「五大發展理念」。

不可否認，習近平所勾勒的改革藍圖，確是一項龐大的政治工程。而當務之急，也就是他前任幾位領導人曾經面對的問題，即如何處理好「改革、穩定、發展」三者間的關係。就改革而論，習在提到「新常態」面臨的挑戰時就認為，「新常態」會伴隨新問題、新矛盾，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要適應「新常態」，就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眾所周知，任何改革都會導致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甚至會遭到他們伺機進行反撲；另一方面，改革也會提供一些人混水摸魚的機會。有鑑於此，習近平特別提出加強對改革的督查，認為「改革推進到哪裡，督察就要跟進到哪裡」，這在中共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同時，習近平也對貪腐惡行進行「嚴打」，據說涉及的黨員多達百萬以上，這也是創中共建政以來整風清黨的歷史紀錄。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習近平的外交理念可以反映在他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一段講話。習當時指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願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中共國務院國務委員楊潔篪，把習近平的外交思想主軸歸納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及深化戰略佈局。前者是結合「中國夢」和「和平發展」的理念，包含了弘揚正確「義利觀」，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後者係透過「一帶一路」戰略，強化與各國合作以加強戰略佈局。

在對外工作方面，習強調的重點是：持續推動中美關係穩定發展，重申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之立場，深化與周邊國家合作，以及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加強內部外事工作領導。由此可見，習的外交作為不會侷限在「韜光養晦」的階段，而會在一些涉及中共利益的重大領域，運用「主場外交」、「經濟外交」和「峰會外交」，採取「積極有所作為」的行動。除此之外，如何妥善處理涉台外交問題，也是習外交思想下的一個工作重點。

由於對美關係一向是中共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習上台後面對的最大挑戰，將是如何處理美國總統大選後的中美雙邊關係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任前，就已針對中美經貿關係的失衡，對中共展開嚴厲抨擊。特朗普指控中共操縱匯率，故聲稱將對中國大陸進口品課加重稅。有人認為，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可能會掀起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爭，並為習近平的內部經改計劃添加阻力。但總體而論，由於雙方存在內部結構上的矛盾，加上相互力量對比的改變，中美關係還是會維持「鬥而不破」的狀態。從「川蔡通話」到「川習通話」，中共認為特朗普的政策取向仍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例如，特朗普雖放棄作為「亞太再平衡政策」重要支柱的TPP，但並沒有放棄維持美國在地區的領導地位。中共不免因此會繼續成為美國新政府在亞太地區進行權力競賽的主要對手。一般認為，特朗普的戰略目標是遏制中國大陸的進一步崛起，採取的手段包括：一，增加軍費預算並加強美國的軍力佈署；二，增進與日韓等盟國的關係，特別是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藉此展開對中共的南北包夾；三，調整美國傳統的「一中政策」，把「台灣問題」作為未來與中共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中共對台政策方面，民進黨上台後，台灣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兩岸關係出現所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狀態。「先天不足」是因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加上蔡英文的「兩國論」背景，民共之間嚴重缺乏互信；「後天失調」是因蔡政府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導致中共關閉兩岸所有的協商管道後，連民間的正常交流都受到不利的影響。如此僵持下去，兩岸不免因錯估和誤判，而可能出現失控的狀態，讓雙方緊張關係一發不可收拾。

儘管如此，習近平的對台政策講話還是保持相當的連貫性。2016年11月他在與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的會晤中，提出了下列六點對台政策主張：一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二是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活動；三是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四是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五是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六是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民革、台盟、台聯委員聯組會時，更強調了「四個堅定不移」的對台政策論述：即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

長期以來，中共的內政、外交和對台政策三者之間，就存在著不可切割的聯繫關係。過去大陸有學者把台灣總的政策體系比喻成一隻飛鳥，其中對內政策似鳥之軀體，外交和大陸政策如鳥之雙翼，「一體驅使兩翼運動，兩翼帶動一體前進」；這樣的比喻，也可用來形容中共內政、外交和對台政策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雖然比重略有不同。在台灣，一般認為大陸政策的位階高於外交政策；而在大陸，對台政策常被視為中共全球戰略下的一環。但受到外在形勢變動的影響，習近平上台後，內政維持優先地位，但在外交和對台政策的比重上，做了若干策略性的調整，即一方面加強對台政策的力度，另一方面排除外部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干擾。

中共對台戰略目標與策略運用

習近平提出兩岸「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戰略的觀點看，習近平不但明確指出中共在兩岸和平發展階段的對台政策目標，並且站在「共圓中國夢」的戰略高度，把對台政策目標和兩岸關係發展目標，有機結合起來。至此，對台政策在中共總體政策內的位階升高了，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也更加明確了。

自從鄧小平提出80年代「反霸、統一、四化」的「三大任務」後，「和平統一」就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目標，並且形成了「一國兩制」的統一論述。「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做出的戰略設計，但卻在香港、澳門回歸後，得到了實踐的機會。台灣的情況與港澳不同，台灣內部各種民調顯示，民眾多數拒絕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習近平顯然理解台灣的現實情況，他在2013年8月告訴來訪的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說：「統一不是形式上的統一，而是兩岸人民心靈的契合，心與心能夠完全互相接受。」由此可見，習對統一的看法是注重實質而非執著形式，強調水到渠成而非一步到位。我們肯定這種實事求是的想法，因為只有在兩岸心靈契合下完成的統一，才不會出現「同床異夢」的情況；也只有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談統一，才不會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疏離感。習近平的統一論述，充實並提升了「一國兩制」的內涵和理論層次，從而增加了兩岸和平統一的「可欲性」、「可行性」和「可能性」。

促進兩岸人民心靈的契合，就必須讓雙方有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感覺。早在2013年2月25日，習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就提到：「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2014年2月18日，連習再度會面，習近平表示：「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有著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連結、共同的願景，這是推動我們相互理解、攜手同心、一起前進的重要力量。」隨後，習於2015年相繼在「朱習會」、「馬習會」和「洪習會」的不同場合，都從上述兩岸的許多共同點，說明兩岸之間「不可分割」和「割捨不斷」的關係。「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使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成為形塑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體，也讓台灣內部為長期存在「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誰而戰」的困惑，提供了一個答案。在共同命運的驅動下，兩岸執政當局採取的政策，都應是為兩岸同胞的共同福祉而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戰。

在對台策略方面，習近平的總體思維是穩中求進。先「求同存異」再「存同化異」。如前所述，「求同」是求民族的認同、文化的認同和國家的認同。「求同」必須要尊重「差異」，兩者存在著辯證的關係。列寧多次指出對立面的統一，在發展和認識過程中起的作用。對立面的統一是辯證法的實質，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求同存異」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如儒家思想中的「和合」哲學。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它像墨家的「行動和平論」，道家的取法「自然和平論」，也都孕育著一種寬厚和相容並蓄的精神。要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除了包容力，還必須擁有高度的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從容應付各種挫折和挑戰，產生習近平所說的「戰略定力」。

兩岸關係發展不能一直停留在「求同存異」的階段，還必須具有「存同化異」的企圖心。如何「化異」?習近平提出了「融合」的觀念，除了文化和心靈的契合外，習特別強調兩岸經濟和社會的融合。馬克思主義者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論及下層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影響。由此延伸，兩岸的經濟融合應會帶動兩岸制度和理念的改變。就此而論，西方的「現代化與發展途徑」，也強調經濟成長對政治民主造成的影響。至於社會融合的概念，主要關注的是人際關係，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因此，習近平特別重視兩岸民眾的交流，尤其是強化兩岸青年的互動。

習近平的對台思想與「馬習會」的經驗

總結習近平的對台思想，我們認為它具有下列的特點：

第一，它在理論上受到習全盤治國理念的影響，故內容包含了：西方政治發展理論中的政治經濟學、國家與社會關係等一些重要概念；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中共過去領導人所主張的一些政治理念；

第二，從實踐的觀點看，習的對台思想影響中共對內外形勢的判斷，並形成中共的對台戰略和策略。毛澤東說過：「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習的對台戰略目標清晰，戰術運用則維持相當的靈活性；

第三，習建立「和平發展」、「和平統一」和「民族復興」三者相互間的辯證關係。「和平發展」是為「和平統一」的目標創造有利條件；「和平統一」則是為「民族復興」的目標創造有利條件。其中「和平」是一個關鍵字眼。

第四，習特別強調「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訴求，重視以兩岸心靈契合來爭取台灣民心，來真正落實中共的對台政策。

2015年11月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的會晤，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寫下了歷史性的新頁。從個人參與研究和規劃的經驗看，「馬習會」的順利舉行，絕對不是一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經過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從國共兩黨於2005年「連胡會」建立的五項「共同願景」，到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兩岸持續八年的「大和解、大交流、大合作」，兩岸已累積了下列的互信：

1、雙方同意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維持協商和對話的管道；

2、雙方都認同是一家人，分治但不分裂；即使有不同想法，但絕對不會「分家」；

3、雙方在政策上努力做到相向而行，在行動上則儘量避免逆勢操作；

4、雙方領導人都有堅強的意志力和決心排除萬難，讓理想得以付諸實現。

結語：以「五同」累積民共互信深化「九二共識」

民進黨上台後，民共關係缺乏國共之間的互信基礎，因此，為了持續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發展，本人才會在一項智庫研討會中，提出兩岸建立「五同」新共識的說法，即「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兩岸共同擁有中華文化」、「兩岸共同感受一家親」、「兩岸同心」和「兩岸同屬一中」。「新共識」不是取代「九二共識」，而是「九二共識」的深化，也就是除了包含「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外，民共之間還必須建立更多的共識。個人認為，民共互動不僅需要擁有共同的政治基礎，而且需要加強更多的文化和心理建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下，雙方先以「五同」為內涵，透過對話和協商，建立「求同存異」的共識；再透過融合的過程，達到「存同化異」的目標。「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在民進黨執政下，欲促成兩岸民眾的「心靈契合」，可能必須經過較國民黨執政下更長的一段過程。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中共執政當局也應更具耐心，保持更大的「戰略定力」。

【中評社】【圖片為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