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大資本驅動下的智庫異化
2017-08-07
2455
智庫要堅守公益宗旨，關注公共政策和國家戰略問題，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必須與商業利益割裂開來，否則會被資本綁架，失去科學性、公正性。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要求，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重點把握「三個體現」，即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指明了基本路徑和主要著力點。如何堅持中國特色，避免簡單套用歐美智庫標準，是值得智庫界深思的重要問題。在當前的「智庫熱」中，要清醒地看到歐美智庫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大資本驅動下的智庫異化現象，以此為鑒，警示中國智庫的發展。
從獨立走向異化：歐美智庫發展的三次浪潮
西方智庫一直以「獨立性」標榜自己，表現為智庫的非營利性導向、公益性宗旨以及研究觀點的客觀中立性。然而，智庫的獨立性需要一定的條件，一旦條件喪失或者發展環境變化，智庫異化現象便隨之而來，可以說智庫異化源於智庫獨立性的逐步喪失。觀察歐美智庫10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資本和權力的雙重夾攻下，智庫正因逐漸喪失獨立性而走向異化。
歐美智庫的獨立性產生於資本與權力的對峙。20世紀初，湧現出不少至今為人稱道的智庫典範，如布魯金斯學會、查塔姆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這些智庫在創建初期，多以超越權力和資本的公益理念作為發展宗旨。比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視戰爭為文明世界最肮臟的污點，致力於阻止國際戰爭；布魯金斯學會創始人羅伯特·布魯金斯深受美國當時的進步主義影響，認為必須通過客觀、科學的研究制定合理的政策，使之有效地服務公眾。這一階段，智庫的獨立性首先體現為財務獨立，布魯金斯學會最初的運作資金來源於創始人羅伯特的慷慨解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首批運作資金是安德魯投入的1000萬美元，之後不斷收到許多無附帶條件的捐助，經費保障使得智庫研究者能心無旁騖地開展科學研究，而不為其他政治和經濟勢力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的美國還是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布魯金斯的進步主義理念，還是卡內基的世界和平理想，體現的都是逐步壯大的資產階級希望強化自身在公共問題上的話語權，希望阻止政府對公共權力的壟斷，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在資本與權力對峙過程中，智庫獨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張揚，其主張也反映出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公眾利益。
資本和權力的結合使第二撥智庫的發展開始偏離獨立性。二戰前後，無論是歐美政府還是企業，都意識到戰爭廢墟掩映之下的巨大利益，資本與權力開始走向結合：權力需要資本為自身實現全球霸權服務，資本也樂意從服務權力中獲取利益，兩者一拍即合，在實現全球秩序重建過程中找到了共同利益，這時成立的代表性智庫有美國企業研究所、蘭德公司等。當美國政府為實現全球霸權進行布局時，企業研究所和蘭德公司都把研究領域聚焦在國家安全上，並在研究中把自身利益與政府全球擴張計劃高度結合，蘭德公司的成立直接源於美國空軍委托給道格拉斯公司的一個研究項目——蘭德項目。與第一撥老牌智庫相比，第二撥智庫在財務運作上更多依賴於政府資金的投入，直至2016年，蘭德公司從政府獲得的委托研究經費收入占總收入的87.1%，其中來自美國空軍、陸軍和國防部等的經費收入占總收入的52%。這一時期智庫開始偏離獨立性，研究方法上的客觀科學成為其獨立性的主要標簽，如蘭德公司以其量化的研究方法極大改進了公共政策效果，但是價值取向的公益性和財務運作的獨立性已被擱置於相對次要的位置。
大資本驅動下的歐美智庫正在逐步走向異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冷戰的僵持階段，全球經濟陷入滯脹困境，歐美國家籠罩在強烈的意識形態氛圍中，大企業大資本急切地希望用西方傳統價值觀和自由主義主張影響政府決策，要求政府在國際事務中更加關注它們的利益，資本試圖以新的工具影響乃至支配權力，第三撥智庫由此應運而生。與第一撥智庫比較，第三撥智庫遠沒有那種超越意識形態的公益理想；與第二撥智庫比較，第三撥智庫也沒有那種科學客觀的研究態度和專業方法，而更熱衷於強化和傳播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從運作方法看，這一時期的智庫善於公關和營銷，熱衷於在短期內迅速炮製各類智庫產品和短期議題，它們通過媒體影響選民，會把觀點濃縮後向國會議員和行政官員兜售。它們還會把自己的前雇員或實習生安置在政府部門或國會的職位上，以便當這些人獲得政治權力後，更易於施加自己的影響。它們通過直郵籌款的方式，擴大資金來源，不會因為顧忌智庫的非營利性質而諱言對資金的渴望。西方學者把這一類智庫稱為營銷型智庫，在它們身上，已難以找到智庫和利益集團的區別。如傳統基金會每年都會用炮製的經濟自由指數給世界各國打分，以統一的標準打量世界各國，並樂於對其說三道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智庫的異化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如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收受日本駐英使館捐款，渲染「中國威脅論」，為迎合西方國家中東戰略，吸引資金宣揚「反伊斯蘭」觀念，這類事件比比皆是。一些智庫甚至直接充當政治利益交換的工具，幫助別國政府結交本國官員，以此收受好處。早在2014年9月，《紐約時報》就曾發表過調查報告，從大量數據和談話記錄中發現，有28家美國智庫參與了國際利益輸送，涉及金額高達9200萬美元，其中就包括以「獨立性」自詡的布魯金斯學會等頂級智庫。這在當今西方國家並非個案。諸多號稱不受制於權力與金錢，公正、客觀、獨立的西方智庫，已發生變化，在強大的生存競爭法則下，許多智庫已把自身的發展壯大，嫁接到為特殊利益集團甚至境外利益集團提供專業服務上來，在權力博弈中不遺餘力地為其搶奪話語制高點，這些黑幕無疑徹底顛覆了對智庫獨立性的傳統理解。
縱觀歐美智庫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隨著資本與權力從對峙走向結合，進而緊密合作，許多歐美智庫背離公益理念，喪失財務運營上的非營利性，背棄了研究的客觀公正，走向偏離獨立性的異化軌道。
智庫發展目標與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之間存在三大矛盾
作為獨立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外的「第五種權力」，智庫要對事關人類命運的發展問題進行戰略性、前瞻性的理性思考和回答。因此，歐美智庫的產生和發展要求其有超越於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但客觀上歐美智庫的發展目標與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之間存在三大矛盾。
資本主導的西方社會運行機制與智庫的非營利性存在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有賴於資本推動，依靠資本推動的智庫不可避免地會淪為利益集團工具，為逐利行為服務。儘管西方慈善活動表面上無私地資助了早期智庫發展，但其本質是資本家意圖通過影響公共政策，主導政府保障資本家利益。儘管一些老牌智庫試圖通過財務制度建設，杜絕資本對研究的干預，但在資本泛濫的時代，這似乎是螳臂當車。如查塔姆學會盡量避免財政運作影響其研究活動，卡內基基金會把基金運作與研究部門分割開，避免資本對智庫的不良影響。然而，由於不附帶條件的慈善捐助減少，一些智庫也需為稻粱而謀。20世紀80年代，美國企業研究所在財政狀況惡化後，為了爭奪捐款，由持溫和保守立場的智庫轉型成更加激進的新保守主義智庫。甚至連布魯金斯學會也鬧出因收取中東某國政府高額資助，杜絕在研究報告中對該國進行批評的事情。
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化與智庫公益性發展宗旨存在矛盾。智庫要為公共利益服務，既要服務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又要為人類全球發展的共同利益服務，在兩者形成衝突時，應該理性地尋找平衡點，推動協商包容地解決問題。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優越感使歐美國家在討論國際議題時，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國家。這種把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解決之道與智庫的公益性訴求相違背。歐美智庫很難一邊服務於處處泛政治化的西方政府，一邊堅持自己的公益主張，最後只能改變自己的理想化訴求，成為為西方價值觀服務的工具。
西方政治機制民主化與智庫專業化研究能力存在矛盾。在西方民主機制中，選民在面對公共政策議題時，既缺乏對具體信息的全面了解，又難以應用科學方法做出專業判斷，這為通過操弄民意影響決策提供了機會。營銷型智庫的代表——傳統基金會的成功秘訣就在於充分利用這一機制缺陷，在短期內充分擴大自身影響力，這讓專注於專業研究的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黯然失色。追求政策影響力的短期效果必然導致智庫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使長期性、嚴謹性、專業性研究退出思想市場。
歐美智庫異化現象對中國智庫發展的警示
歐美智庫從獨立走向異化現象的背後，不僅反映了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內在問題，也隱含著智庫自身發展中的運作體制機制缺失。為此，我們也應該認真地思考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保持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客觀公正的「第三方角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堅持國家人民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必須充分發揮智庫客觀公正的「第三方角色」，杜絕權力與資本對智庫的侵蝕，既不能成為政府的「傳聲筒」，僅僅跟在政策後面作詮釋與附和，更不能成為資本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或資本追逐利益的工具。智庫必須站在時代最前沿，以其全球視野和戰略思維，充分利用系統化的專業優勢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公共政策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斷與建議。目前有些智庫基於生存發展需要，為更多籌措資金而放棄原則，最後淪為資本附庸。為此，智庫建設必須重視客觀公正，探索通過社會化籌措資金方法推動智庫建設。
構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話語體系。中國智庫有著與歐美智庫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必須體現中國國情、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切忌簡單套用歐美智庫標準，把歐美頂級智庫假想成中國智庫發展的「彼岸」。要立足國情，從中國歷史文化、改革開放實踐中發現新問題，從世界科技經濟發展趨勢的大局中把握規律，研究提出具有原創性的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中國獨特的智庫話語體系，特別要防止在嫁接西方智庫理念和運作方式的同時，成為西方國家利益集團的政策工具。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發揮好引導與規範作用。
關注和強化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自身素質建設。智庫要堅守公益宗旨，關注公共政策和國家戰略問題，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必須與商業利益割裂開來，否則會被資本綁架，失去科學性、公正性。要提高智庫尤其是社會智庫的財務透明度，目前中國智庫建設中，財務信息是智庫信息中最不透明的部分，而在財務透明度中，社會智庫的財務透明度處於較低水平，低於高校智庫和事業單位智庫。從理論上講，由於社會智庫資金來源渠道較多，其財務透明度理應更高些。此外，要提高智庫研究水平，形成專業品牌優勢，嚴防智庫研究標簽化、娛樂化、趨利化。當前確實存在一些不具備咨政能力或者以營利為主的企業或機構，以智庫為名獲取社會資源。建議智庫界成立聯盟協會，制定行業標準，加強相互監督，自覺抵制違反行業規範的行為。
(來源：中金在線；作者：謝華育 楊亞琴 李凌 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
【中評社】【圖片為資料照】 2017/08/07
http://hk.crntt.com/doc/1047/6/5/7/10476579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765799&mdate=0805001844
從獨立走向異化：歐美智庫發展的三次浪潮
西方智庫一直以「獨立性」標榜自己，表現為智庫的非營利性導向、公益性宗旨以及研究觀點的客觀中立性。然而，智庫的獨立性需要一定的條件，一旦條件喪失或者發展環境變化，智庫異化現象便隨之而來，可以說智庫異化源於智庫獨立性的逐步喪失。觀察歐美智庫10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資本和權力的雙重夾攻下，智庫正因逐漸喪失獨立性而走向異化。
歐美智庫的獨立性產生於資本與權力的對峙。20世紀初，湧現出不少至今為人稱道的智庫典範，如布魯金斯學會、查塔姆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這些智庫在創建初期，多以超越權力和資本的公益理念作為發展宗旨。比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視戰爭為文明世界最肮臟的污點，致力於阻止國際戰爭；布魯金斯學會創始人羅伯特·布魯金斯深受美國當時的進步主義影響，認為必須通過客觀、科學的研究制定合理的政策，使之有效地服務公眾。這一階段，智庫的獨立性首先體現為財務獨立，布魯金斯學會最初的運作資金來源於創始人羅伯特的慷慨解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首批運作資金是安德魯投入的1000萬美元，之後不斷收到許多無附帶條件的捐助，經費保障使得智庫研究者能心無旁騖地開展科學研究，而不為其他政治和經濟勢力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的美國還是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布魯金斯的進步主義理念，還是卡內基的世界和平理想，體現的都是逐步壯大的資產階級希望強化自身在公共問題上的話語權，希望阻止政府對公共權力的壟斷，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在資本與權力對峙過程中，智庫獨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張揚，其主張也反映出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公眾利益。
資本和權力的結合使第二撥智庫的發展開始偏離獨立性。二戰前後，無論是歐美政府還是企業，都意識到戰爭廢墟掩映之下的巨大利益，資本與權力開始走向結合：權力需要資本為自身實現全球霸權服務，資本也樂意從服務權力中獲取利益，兩者一拍即合，在實現全球秩序重建過程中找到了共同利益，這時成立的代表性智庫有美國企業研究所、蘭德公司等。當美國政府為實現全球霸權進行布局時，企業研究所和蘭德公司都把研究領域聚焦在國家安全上，並在研究中把自身利益與政府全球擴張計劃高度結合，蘭德公司的成立直接源於美國空軍委托給道格拉斯公司的一個研究項目——蘭德項目。與第一撥老牌智庫相比，第二撥智庫在財務運作上更多依賴於政府資金的投入，直至2016年，蘭德公司從政府獲得的委托研究經費收入占總收入的87.1%，其中來自美國空軍、陸軍和國防部等的經費收入占總收入的52%。這一時期智庫開始偏離獨立性，研究方法上的客觀科學成為其獨立性的主要標簽，如蘭德公司以其量化的研究方法極大改進了公共政策效果，但是價值取向的公益性和財務運作的獨立性已被擱置於相對次要的位置。
大資本驅動下的歐美智庫正在逐步走向異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冷戰的僵持階段，全球經濟陷入滯脹困境，歐美國家籠罩在強烈的意識形態氛圍中，大企業大資本急切地希望用西方傳統價值觀和自由主義主張影響政府決策，要求政府在國際事務中更加關注它們的利益，資本試圖以新的工具影響乃至支配權力，第三撥智庫由此應運而生。與第一撥智庫比較，第三撥智庫遠沒有那種超越意識形態的公益理想；與第二撥智庫比較，第三撥智庫也沒有那種科學客觀的研究態度和專業方法，而更熱衷於強化和傳播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從運作方法看，這一時期的智庫善於公關和營銷，熱衷於在短期內迅速炮製各類智庫產品和短期議題，它們通過媒體影響選民，會把觀點濃縮後向國會議員和行政官員兜售。它們還會把自己的前雇員或實習生安置在政府部門或國會的職位上，以便當這些人獲得政治權力後，更易於施加自己的影響。它們通過直郵籌款的方式，擴大資金來源，不會因為顧忌智庫的非營利性質而諱言對資金的渴望。西方學者把這一類智庫稱為營銷型智庫，在它們身上，已難以找到智庫和利益集團的區別。如傳統基金會每年都會用炮製的經濟自由指數給世界各國打分，以統一的標準打量世界各國，並樂於對其說三道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智庫的異化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如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收受日本駐英使館捐款，渲染「中國威脅論」，為迎合西方國家中東戰略，吸引資金宣揚「反伊斯蘭」觀念，這類事件比比皆是。一些智庫甚至直接充當政治利益交換的工具，幫助別國政府結交本國官員，以此收受好處。早在2014年9月，《紐約時報》就曾發表過調查報告，從大量數據和談話記錄中發現，有28家美國智庫參與了國際利益輸送，涉及金額高達9200萬美元，其中就包括以「獨立性」自詡的布魯金斯學會等頂級智庫。這在當今西方國家並非個案。諸多號稱不受制於權力與金錢，公正、客觀、獨立的西方智庫，已發生變化，在強大的生存競爭法則下，許多智庫已把自身的發展壯大，嫁接到為特殊利益集團甚至境外利益集團提供專業服務上來，在權力博弈中不遺餘力地為其搶奪話語制高點，這些黑幕無疑徹底顛覆了對智庫獨立性的傳統理解。
縱觀歐美智庫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隨著資本與權力從對峙走向結合，進而緊密合作，許多歐美智庫背離公益理念，喪失財務運營上的非營利性，背棄了研究的客觀公正，走向偏離獨立性的異化軌道。
智庫發展目標與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之間存在三大矛盾
作為獨立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外的「第五種權力」，智庫要對事關人類命運的發展問題進行戰略性、前瞻性的理性思考和回答。因此，歐美智庫的產生和發展要求其有超越於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但客觀上歐美智庫的發展目標與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之間存在三大矛盾。
資本主導的西方社會運行機制與智庫的非營利性存在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有賴於資本推動，依靠資本推動的智庫不可避免地會淪為利益集團工具，為逐利行為服務。儘管西方慈善活動表面上無私地資助了早期智庫發展，但其本質是資本家意圖通過影響公共政策，主導政府保障資本家利益。儘管一些老牌智庫試圖通過財務制度建設，杜絕資本對研究的干預，但在資本泛濫的時代，這似乎是螳臂當車。如查塔姆學會盡量避免財政運作影響其研究活動，卡內基基金會把基金運作與研究部門分割開，避免資本對智庫的不良影響。然而，由於不附帶條件的慈善捐助減少，一些智庫也需為稻粱而謀。20世紀80年代，美國企業研究所在財政狀況惡化後，為了爭奪捐款，由持溫和保守立場的智庫轉型成更加激進的新保守主義智庫。甚至連布魯金斯學會也鬧出因收取中東某國政府高額資助，杜絕在研究報告中對該國進行批評的事情。
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化與智庫公益性發展宗旨存在矛盾。智庫要為公共利益服務，既要服務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又要為人類全球發展的共同利益服務，在兩者形成衝突時，應該理性地尋找平衡點，推動協商包容地解決問題。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優越感使歐美國家在討論國際議題時，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國家。這種把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解決之道與智庫的公益性訴求相違背。歐美智庫很難一邊服務於處處泛政治化的西方政府，一邊堅持自己的公益主張，最後只能改變自己的理想化訴求，成為為西方價值觀服務的工具。
西方政治機制民主化與智庫專業化研究能力存在矛盾。在西方民主機制中，選民在面對公共政策議題時，既缺乏對具體信息的全面了解，又難以應用科學方法做出專業判斷，這為通過操弄民意影響決策提供了機會。營銷型智庫的代表——傳統基金會的成功秘訣就在於充分利用這一機制缺陷，在短期內充分擴大自身影響力，這讓專注於專業研究的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黯然失色。追求政策影響力的短期效果必然導致智庫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使長期性、嚴謹性、專業性研究退出思想市場。
歐美智庫異化現象對中國智庫發展的警示
歐美智庫從獨立走向異化現象的背後，不僅反映了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內在問題，也隱含著智庫自身發展中的運作體制機制缺失。為此，我們也應該認真地思考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保持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客觀公正的「第三方角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堅持國家人民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必須充分發揮智庫客觀公正的「第三方角色」，杜絕權力與資本對智庫的侵蝕，既不能成為政府的「傳聲筒」，僅僅跟在政策後面作詮釋與附和，更不能成為資本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或資本追逐利益的工具。智庫必須站在時代最前沿，以其全球視野和戰略思維，充分利用系統化的專業優勢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公共政策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斷與建議。目前有些智庫基於生存發展需要，為更多籌措資金而放棄原則，最後淪為資本附庸。為此，智庫建設必須重視客觀公正，探索通過社會化籌措資金方法推動智庫建設。
構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話語體系。中國智庫有著與歐美智庫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必須體現中國國情、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切忌簡單套用歐美智庫標準，把歐美頂級智庫假想成中國智庫發展的「彼岸」。要立足國情，從中國歷史文化、改革開放實踐中發現新問題，從世界科技經濟發展趨勢的大局中把握規律，研究提出具有原創性的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中國獨特的智庫話語體系，特別要防止在嫁接西方智庫理念和運作方式的同時，成為西方國家利益集團的政策工具。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發揮好引導與規範作用。
關注和強化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自身素質建設。智庫要堅守公益宗旨，關注公共政策和國家戰略問題，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必須與商業利益割裂開來，否則會被資本綁架，失去科學性、公正性。要提高智庫尤其是社會智庫的財務透明度，目前中國智庫建設中，財務信息是智庫信息中最不透明的部分，而在財務透明度中，社會智庫的財務透明度處於較低水平，低於高校智庫和事業單位智庫。從理論上講，由於社會智庫資金來源渠道較多，其財務透明度理應更高些。此外，要提高智庫研究水平，形成專業品牌優勢，嚴防智庫研究標簽化、娛樂化、趨利化。當前確實存在一些不具備咨政能力或者以營利為主的企業或機構，以智庫為名獲取社會資源。建議智庫界成立聯盟協會，制定行業標準，加強相互監督，自覺抵制違反行業規範的行為。
(來源：中金在線；作者：謝華育 楊亞琴 李凌 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
【中評社】【圖片為資料照】 2017/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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