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一）
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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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修昔底德的風險，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而被惡化了；這種不相容，也擴大雙方的競爭，並使得彼此的友誼，變得益發不可能。中美之間的失諧，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這些歧異是觀念的，包括中、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政府）、經濟、個人角色、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
吳怡 / 編譯
一覺醒來，美國人驚覺一個崛起的中國，在每個領域居然都與其旗鼓相當；然而這些老美卻阿Q地認為，隨著中國越富越強，她將會跟隨德國、日本及其他國家的腳步，歷經一番劇烈的轉變，一躍成為一個先進、自由的民主政體。在這個邏輯之下，全球化、市場導向的消費主義，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終將引領中國成為對內民主，對外是前美國副國務卿左里克（Robert Zollick）所描述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政治科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反對這個看法。在他一篇於1993年刊登在本雜誌（the Foreign Affairs）、標題為「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短文中表示，（各國）不僅不會融入全球自由秩序，反而文化斷層線（cultural fault lines）將成為重要特徵，足以定義後冷戰（post-Cold War）的世界。（譯按：文化斷層線：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杭亭頓的論點至今仍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他先知先覺地點出了「西方與回教世界」的區別—這條裂痕，經由911攻擊和其餘波後，被如實掀開。至於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在杭亭頓眼中也是差異，是深刻、永存且重要的差異。如他所著：「存在一個『普世文明』，這樣的概念，是西方才有，且與亞洲社會的特殊主義截然對立」。（譯按：特殊主義：屬政治理論，亦即每個政治實體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普世的權利之上）。
這麼多年來的世界，支持了杭亭頓的論點。往後的歲月只會更強化。美國已實現了杭亭頓所認為的西方文明。而美國人和中國人由於價值、傳統和哲學，所產生的緊張情勢，將會擴大中美之間結構性的壓力，也就是說，例如像中國這樣的強權崛起，將威脅取代像美國這樣的既有強權。
如此權力的轉移，一不小心就會導致衝突，而這是基於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理論；此為依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而起的名字。修昔底德發現，新興的雅典和統治的斯巴達之間存在著危險關係。根據修昔底德：「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使得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可以理解的是，新興強權會感到一股增加的特權，也希求更多影響力和被尊敬。至於既有強權，當遇上挑戰者，傾向於表現出恐懼、無安全感和防禦性。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誤會越滾越大、同理心難以尋得，另外不時還有偶發事件和第三方行為，這本來是不重要且可輕易應付的，居然也可以觸發戰爭；而這類戰爭，是原本最主要的兩造，都不想看到的。（譯按：第三方行為：歷史有云，較小國家（第三方）的行為，將大國拖進了戰爭。著名的有1914年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奧匈帝國王儲，引發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今日的北韓試射，是否也將美中捲入戰爭？）
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修昔底德的風險，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而被惡化了；這種不相容，也擴大雙方的競爭，並使得彼此的友誼，變得益發不可能。中美之間的失諧，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這些歧異是觀念的，包括中、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政府）、經濟、個人角色、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
在美國人眼中，政府是必然的邪惡，並且在他們的信念裡，國家走向暴政和濫權是可能的，因此應該感到恐懼並加以箝制。然而就中國人而言，政府是必然的好與善，是作為保證秩序與防止混亂的支柱。至於在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中，政府制定並執行規則；雖然偶爾在經濟方面，實施國有制度和政府干預，但卻是不得已的例外。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則是政府訂定成長目標、挑選和補助某些產業以發展、扶持國家冠軍（譯按：中國政府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所謂的「國家冠軍」企業），以及為了國家利益，進行重要、長期的經濟計劃。
美式個人主義度量社會的方式，是端看這個社會是否能夠保障個人權利，和助長個人自由；而中國文化並不歡這種個人主義。的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中文詞彙中，意味著自私地將注意力放在個人而非社群上。再看西方文化中「不自由毋寧死」，若置放在中國文化中，應該被轉換成「社會不和諧，毋寧死」。因為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最高價值，而階級制度中，信徒服從孔子之首要原則「安分守己」，則成就了和諧。
上述觀點不僅在中國社會內部成為王道，就連應付國際事務，中國人也遵循此道；在他們眼中，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相當於金字塔的頂端，其他國家理應屈居於從屬國的地位。美國人的觀點則稍有不同。自從二戰（World War II）結束，華府的態度是致力於，防止能挑戰美國全球軍事主導權、「平起平坐的競爭者」的出現。但是同時，戰後的美國對國際秩序的觀念，亦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系統，這樣的系統甚至能規範美國。
最後，在思索時間及經驗時間的流動上，美國人和中國人也迥然不同。美國人傾向於將注意力擺在現在，並以小時和天數來計算；至於中國人，則更具歷史觀，以數十年和世紀來思索。
當然，這些都只是簡單的概要，基於需求而被簡化，並沒有真正反映出美國和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但是這些觀點敲響了一記警鐘，目的是提醒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應該時時留心，在避免戰爭的情況下，處理彼此之間的競爭。
（未完）下一篇》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
一覺醒來，美國人驚覺一個崛起的中國，在每個領域居然都與其旗鼓相當；然而這些老美卻阿Q地認為，隨著中國越富越強，她將會跟隨德國、日本及其他國家的腳步，歷經一番劇烈的轉變，一躍成為一個先進、自由的民主政體。在這個邏輯之下，全球化、市場導向的消費主義，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終將引領中國成為對內民主，對外是前美國副國務卿左里克（Robert Zollick）所描述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政治科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反對這個看法。在他一篇於1993年刊登在本雜誌（the Foreign Affairs）、標題為「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短文中表示，（各國）不僅不會融入全球自由秩序，反而文化斷層線（cultural fault lines）將成為重要特徵，足以定義後冷戰（post-Cold War）的世界。（譯按：文化斷層線：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杭亭頓的論點至今仍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他先知先覺地點出了「西方與回教世界」的區別—這條裂痕，經由911攻擊和其餘波後，被如實掀開。至於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在杭亭頓眼中也是差異，是深刻、永存且重要的差異。如他所著：「存在一個『普世文明』，這樣的概念，是西方才有，且與亞洲社會的特殊主義截然對立」。（譯按：特殊主義：屬政治理論，亦即每個政治實體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普世的權利之上）。
這麼多年來的世界，支持了杭亭頓的論點。往後的歲月只會更強化。美國已實現了杭亭頓所認為的西方文明。而美國人和中國人由於價值、傳統和哲學，所產生的緊張情勢，將會擴大中美之間結構性的壓力，也就是說，例如像中國這樣的強權崛起，將威脅取代像美國這樣的既有強權。
如此權力的轉移，一不小心就會導致衝突，而這是基於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理論；此為依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而起的名字。修昔底德發現，新興的雅典和統治的斯巴達之間存在著危險關係。根據修昔底德：「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使得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可以理解的是，新興強權會感到一股增加的特權，也希求更多影響力和被尊敬。至於既有強權，當遇上挑戰者，傾向於表現出恐懼、無安全感和防禦性。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誤會越滾越大、同理心難以尋得，另外不時還有偶發事件和第三方行為，這本來是不重要且可輕易應付的，居然也可以觸發戰爭；而這類戰爭，是原本最主要的兩造，都不想看到的。（譯按：第三方行為：歷史有云，較小國家（第三方）的行為，將大國拖進了戰爭。著名的有1914年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奧匈帝國王儲，引發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今日的北韓試射，是否也將美中捲入戰爭？）
在中美角力的案例中，修昔底德的風險，由於兩國文明的不相容，而被惡化了；這種不相容，也擴大雙方的競爭，並使得彼此的友誼，變得益發不可能。中美之間的失諧，在兩者的歧異最顯而易見；這些歧異是觀念的，包括中、美分別如何看待國家（政府）、經濟、個人角色、國際關係和時間的意義。
在美國人眼中，政府是必然的邪惡，並且在他們的信念裡，國家走向暴政和濫權是可能的，因此應該感到恐懼並加以箝制。然而就中國人而言，政府是必然的好與善，是作為保證秩序與防止混亂的支柱。至於在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中，政府制定並執行規則；雖然偶爾在經濟方面，實施國有制度和政府干預，但卻是不得已的例外。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則是政府訂定成長目標、挑選和補助某些產業以發展、扶持國家冠軍（譯按：中國政府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所謂的「國家冠軍」企業），以及為了國家利益，進行重要、長期的經濟計劃。
美式個人主義度量社會的方式，是端看這個社會是否能夠保障個人權利，和助長個人自由；而中國文化並不歡這種個人主義。的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中文詞彙中，意味著自私地將注意力放在個人而非社群上。再看西方文化中「不自由毋寧死」，若置放在中國文化中，應該被轉換成「社會不和諧，毋寧死」。因為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最高價值，而階級制度中，信徒服從孔子之首要原則「安分守己」，則成就了和諧。
上述觀點不僅在中國社會內部成為王道，就連應付國際事務，中國人也遵循此道；在他們眼中，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相當於金字塔的頂端，其他國家理應屈居於從屬國的地位。美國人的觀點則稍有不同。自從二戰（World War II）結束，華府的態度是致力於，防止能挑戰美國全球軍事主導權、「平起平坐的競爭者」的出現。但是同時，戰後的美國對國際秩序的觀念，亦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系統，這樣的系統甚至能規範美國。
最後，在思索時間及經驗時間的流動上，美國人和中國人也迥然不同。美國人傾向於將注意力擺在現在，並以小時和天數來計算；至於中國人，則更具歷史觀，以數十年和世紀來思索。
當然，這些都只是簡單的概要，基於需求而被簡化，並沒有真正反映出美國和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但是這些觀點敲響了一記警鐘，目的是提醒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應該時時留心，在避免戰爭的情況下，處理彼此之間的競爭。
（未完）下一篇》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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