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二）
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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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國人而言，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在上位者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但在中國，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在中國，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
我才是第一！
美、中的文化差異，因為一個特徵而被強化了，這個特徵為雙方共享且相當顯著：就是無比的優越感。他們皆自視卓越，且是獨一無二的。但是第一名只能有一位。已故的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就曾質疑美國能否適應一個崛起的中國。他在一場1999年的訪談中說：「若美國在西太平洋（而非全世界）的稱霸地位，被一個亞洲民族所取代，而且是長久以來被貶低為墮落、軟弱、腐敗且無能的一個民族；這對美國人而言，情何以堪」？美國人文化至上的信念，將使得他們更難以調適。
在某些方面來說，中國的卓越主義（自視卓越），要比美國的更廣義。歷史學家蓋爾伯（Harry Gelber）於其2011年的著作（Nations Out of Empires）形容：「中國帝國自視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帝國時期「『中國』或『中國文明』在一位士大夫心中，並不是現今的觀念。對他來說，是漢民族，剩下的就是蠻族。任何未經文明洗禮的，依定義，都是野蠻人」。
直到今日，中國人相當自豪於自己文明的成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一場演說中說道：「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美國人亦然，自視為文明的領航者，尤其在提及其政治發展之際。好比美國人對自由的熱情，被珍藏在其政治信仰的核心文件，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這份文件宣示了「人生而平等」，和人「由造物主賦與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獨立宣言還特別指出，這些權利包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並堅持這些不僅是毋須爭論、更是「不證自明」的真理。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達（Hofstadter）就曾寫道：「成為一個不僅是沒有意識形態、更是一個合而為一的國家，是我們的命運」。相對地，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政治中心思想—而且秩序源於階級。個人自由，如美國人所理解的，摧毀階級；然而在中國人眼中，它招惹混亂。
在某些方面來說，中國的卓越主義（自視卓越），要比美國的更廣義。歷史學家蓋爾伯（Harry Gelber）於其2011年的著作（Nations Out of Empires）形容：「中國帝國自視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帝國時期「『中國』或『中國文明』在一位士大夫心中，並不是現今的觀念。對他來說，是漢民族，剩下的就是蠻族。任何未經文明洗禮的，依定義，都是野蠻人」。
直到今日，中國人相當自豪於自己文明的成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一場演說中說道：「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美國人亦然，自視為文明的領航者，尤其在提及其政治發展之際。好比美國人對自由的熱情，被珍藏在其政治信仰的核心文件，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這份文件宣示了「人生而平等」，和人「由造物主賦與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獨立宣言還特別指出，這些權利包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並堅持這些不僅是毋須爭論、更是「不證自明」的真理。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達（Hofstadter）就曾寫道：「成為一個不僅是沒有意識形態、更是一個合而為一的國家，是我們的命運」。相對地，對中國人而言，秩序是政治中心思想—而且秩序源於階級。個人自由，如美國人所理解的，摧毀階級；然而在中國人眼中，它招惹混亂。
為我所言…為我所為？
上述哲學性的差異，可由美、中各自對政府的概念，得到解釋。美國的開國元勳，雖然對權威有著深深的不信任，卻認為社會需要政府。否則，誰能自外侮保護美國公民的安全？誰又能自內部的犯罪保障公民的權利？然而這些開國元勳卻因一個兩難的處境而掙扎：一個政府，若權力之大，以至於能夠盡司其職，那麼它將走上暴政一途。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們設計了一個如歷史學家（Richard Neustadt）所描述之「分立的機關共享權力」的政府。於是產生了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互相牽制，也導致推遲、僵局，甚至是失能。但是卻提供了制衡功能，防止濫權。
中國人對政府的觀念，和一己在社會的角色，與美國人的差異已達極致。如同李光耀所觀察：「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紀錄顯示，當出現一個強勢的中央（北京或南京）之時，該國是和平且繁盛的。當中央是弱勢的，則出現軍閥割據各省各縣的情況」。依此，美國人所抗拒之上述強勢的中央政府，呈現給中國人的，是一個對國內外，促進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代理人。
就美國人而言，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在上位者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但在中國，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在中國，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上海投資家李世默（Eric Li）於2013年在TED演講（TED Talk）發表的一場演說中，表達了他對民主想當然耳之最高位階的挑戰。他敘述著：「我曾被問及，『既然共產黨非民選，正當性何來』？」。「我回答：『知人善任的原則呢』？」。他接著提醒台下聽眾，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之際，「中國深陷內戰，因外患而分裂，當時的平均壽命是41歲。今日，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工業重鎮，人民也更為富足」。
若提及向外宣傳各自的基本政治價值，華府和北京也有著相當不同的方式。美國人相信人權和民主是普世的價值，而且僅需要以美國為典範，並在世界各地實現。如同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隨後的著作「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所述，美國是「一個身負使命的國家」，驅動她的是一個信念：「非西方世界應該信仰西方價值…並實現這些價值」。大多數的美國人相信，民主權利將在世界任何地方、造福任何人。
數十年以來，華府所進行的外交政策，在於尋求促進民主的信念—甚至有時，企圖要在民主行不通之處，強行推銷民主。至於中國則是全然相反；雖然中國人相信其他人都得尊敬他們、景仰他們的美德，甚至要模仿他們的行為，中國領導階層卻從未以傳教方式來進行這項任務。前美國外交官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就曾指出，帝國時期的中國，「並未輸出其思想，而是讓其他人前來尋找」。毋庸置疑，雖然美國致力於讓中國改信美國信條，但是中國領導階層對此卻是深感懷疑的。鄧小平自1978年至1989年領導中國，並開始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曾於80年代後期向某位參訪官員抱怨，西方的說法「人權、自由和民主，是為了保障強大、富有國家的利益而設計，這些國家利用其力，欺負弱勢的國家，並且奉行霸權和實行強權政治」。
中國人對政府的觀念，和一己在社會的角色，與美國人的差異已達極致。如同李光耀所觀察：「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紀錄顯示，當出現一個強勢的中央（北京或南京）之時，該國是和平且繁盛的。當中央是弱勢的，則出現軍閥割據各省各縣的情況」。依此，美國人所抗拒之上述強勢的中央政府，呈現給中國人的，是一個對國內外，促進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代理人。
就美國人而言，民主，才是政府唯一合理的形式：在上位者的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階級的點頭同意。但在中國，這個觀念一點也不普遍。在中國，一個政府取得或失去其正當性，取決於它的施政表現。上海投資家李世默（Eric Li）於2013年在TED演講（TED Talk）發表的一場演說中，表達了他對民主想當然耳之最高位階的挑戰。他敘述著：「我曾被問及，『既然共產黨非民選，正當性何來』？」。「我回答：『知人善任的原則呢』？」。他接著提醒台下聽眾，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之際，「中國深陷內戰，因外患而分裂，當時的平均壽命是41歲。今日，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工業重鎮，人民也更為富足」。
若提及向外宣傳各自的基本政治價值，華府和北京也有著相當不同的方式。美國人相信人權和民主是普世的價值，而且僅需要以美國為典範，並在世界各地實現。如同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隨後的著作「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所述，美國是「一個身負使命的國家」，驅動她的是一個信念：「非西方世界應該信仰西方價值…並實現這些價值」。大多數的美國人相信，民主權利將在世界任何地方、造福任何人。
數十年以來，華府所進行的外交政策，在於尋求促進民主的信念—甚至有時，企圖要在民主行不通之處，強行推銷民主。至於中國則是全然相反；雖然中國人相信其他人都得尊敬他們、景仰他們的美德，甚至要模仿他們的行為，中國領導階層卻從未以傳教方式來進行這項任務。前美國外交官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就曾指出，帝國時期的中國，「並未輸出其思想，而是讓其他人前來尋找」。毋庸置疑，雖然美國致力於讓中國改信美國信條，但是中國領導階層對此卻是深感懷疑的。鄧小平自1978年至1989年領導中國，並開始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曾於80年代後期向某位參訪官員抱怨，西方的說法「人權、自由和民主，是為了保障強大、富有國家的利益而設計，這些國家利用其力，欺負弱勢的國家，並且奉行霸權和實行強權政治」。
快思與慢想
美國人和中國人，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想法截然不同。今年7月，美國人驕傲地慶祝其建國241年；中國人則喜歡指出其歷史橫跨5000年。美國的領導階層時常提起「美國的實驗」（the American experiment），其時而脫序的政策則反映了這個態度。中國，相對地，自視為在宇宙間的固定存在：過去如此；未來如此。
基於對時間廣闊的看法，中國領導階層審慎地將事情區分為急性（需要立即的注意力）與慢性的，以及緊急與僅僅是重要的。難以想像一位美國政治領袖，建議將某主要外交政策問題，擱置一個世代。然而，這卻正是鄧小平在1979年所做的；在領導中方與日本談判釣魚台列嶼的爭議時，鄧小平接受了一個日後的、而非立即的解決方式。
對於新聞週期和大眾意見的需求，再敏感也不過的美國政治人物，利用推特或宣布淺顯易懂、快速解答的政策計劃。中國領導階層，相對地，是獨具策略地有耐心：只要趨勢站在他們這一方，他們習慣於等問題自己結束。美國人則自詡為問題終結者。他們視一個一個的問題為各自獨立的議題，處理完一個，就可接著下一個。美國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維多（Gore Vidal）曾稱美國為失憶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在這個國度，每個想法都是創新，每個危機都是前所未見的。這迥異於具深層歷史觀的中國人，他們認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
的確，中國領導階層相信，許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而是必須得到處置。他們視挑戰為長期和連續的；今日面對的議題，源於過去進化的過程，也許是過去一年、十年或是一世紀。而現在他們進行的政策行動，只不過對於這個進化過程稍有影響。例如，自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而北京視該政府為非法。雖然中國領導階層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他們進行的是長期策略，亦即強化兩岸經濟和社會的連結，目的是讓台灣逐漸回到中國手中。
（未完）下一篇》中美對弈：應付下一個文明衝突（三）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
基於對時間廣闊的看法，中國領導階層審慎地將事情區分為急性（需要立即的注意力）與慢性的，以及緊急與僅僅是重要的。難以想像一位美國政治領袖，建議將某主要外交政策問題，擱置一個世代。然而，這卻正是鄧小平在1979年所做的；在領導中方與日本談判釣魚台列嶼的爭議時，鄧小平接受了一個日後的、而非立即的解決方式。
對於新聞週期和大眾意見的需求，再敏感也不過的美國政治人物，利用推特或宣布淺顯易懂、快速解答的政策計劃。中國領導階層，相對地，是獨具策略地有耐心：只要趨勢站在他們這一方，他們習慣於等問題自己結束。美國人則自詡為問題終結者。他們視一個一個的問題為各自獨立的議題，處理完一個，就可接著下一個。美國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維多（Gore Vidal）曾稱美國為失憶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在這個國度，每個想法都是創新，每個危機都是前所未見的。這迥異於具深層歷史觀的中國人，他們認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
的確，中國領導階層相信，許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而是必須得到處置。他們視挑戰為長期和連續的；今日面對的議題，源於過去進化的過程，也許是過去一年、十年或是一世紀。而現在他們進行的政策行動，只不過對於這個進化過程稍有影響。例如，自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而北京視該政府為非法。雖然中國領導階層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他們進行的是長期策略，亦即強化兩岸經濟和社會的連結，目的是讓台灣逐漸回到中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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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7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筆者介紹：Graham Allison（埃里森）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曾擔任雷根總統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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