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 臺灣省南投縣埔里鎮人，政治人物、民進黨大老。有「台獨理論大師」之稱。
低端人口、川普報告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挑戰（一）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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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鬥爭」這樣的字眼己經不知道多久不曾出現在中國領導人之口了。現在習近平以「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做十九大報告的關鍵字來面對內內外外，這就是當前世界共同要面對的新情勢。
習近平的新時代和新思想的對內意義：結束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重建社會主義
林濁水／評論
中國低端人口、川普報告，兩舉世矚目事件，緊接在習近平透過十九大政治報告，闡述他的新思想和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後出台，一內一外，結結實實地指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習近平的新思想新戰略，一內一外。內則重新定義中國内部面臨的主要矛盾—從「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改變成「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鬥爭發展的目標；外則結束韜光養晦，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積極扮演全球領導的角色。
無論內和外，都正式宣告鄧小平定於一尊的改革開放理論已經完成了他歷經36年的階段任務。中國要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十九大報告中說「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中共19大政治報告全文)因此中共的大戰略訂定的首要基礎就是界定什麼是主要矛盾。
1956年中共八大認定，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新認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確定是主要矛盾，並因此展開文化大革命的大鬥爭；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階級鬥爭應該結束，而主要矛盾是在生產力落後上面，這一個立場中共從十二大到十八大繼續確認。
36年前界定「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落後上面，為改革開放建立理論基礎，經由經濟自由化現代化讓生產力跟上來。
從那裡定調，一路走來到現在，但這個調子習近平現在要加以翻轉了。簡單的說，國家經濟發展焦點要從經濟增長轉換成處理分配矛盾問題。
分配矛盾問題在胡錦濤時代已經浮現了。原來舊的「主要矛盾」架構下的價值觀下，鄧小平提出了「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和東南西北傾斜的發展戰略，其精神以江澤民在十七大中提出的「三個代表」闡述發揮得最淋漓盡致，而中央兩會開會時中國頂級富豪雲集，珠光寶氣，富貴榮華不可仰視就是「三個代表」的充分體現。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產生了人類歷史最有效的資本積累效果，也造就了中國驚人崛起的勢道，於是，改革開放精神中，民族主義全面地壓倒了社會主義。中國走的根本已經不是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家權貴資本主義，而其結果就是就分配面的澈底的傾斜。「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澈底成功，就使中國成為比任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更懸殊的國家。
胡錦濤和溫家寶已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非處理不可了，溫家寶強調，當時的發展呈「不平衡不充分不可長久」的，於是提出和諧的原則來緩和內部矛盾。
只是胡錦濤只把分配「不平衡不充分不可長久」當成「嚴重問題」，現在習近平進一步把他設定為「主要矛盾」，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決斷，也因為決心堅實，在十九大之前我們早就看到他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橫掃千軍的懲貪政策。
因此，習近平的新思想其實便是在中國重建社會主義，讓中國由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回到立革命建政的社會主義路徑上。
既然他是主要矛盾，意味的自然是極其艱難的鬥爭，換句話說，如願的把中國推上完成偉大復興之路不可能太容易。
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毫無疑問，經濟成長速度放緩了，放緩到很多人都嚇一跳，尤其像從台灣跑到中國大陸，對中國一直崇敬有加的人原來認為：中國太了不起了，經濟成長再怎樣放緩，也能夠再保八幾十年，現在保七都保不住了，做出比較悲觀的評估還大有其人。認為在此情形下，結構的調整，不管是供需結構，內需外需結構，產業升級結構，以及分配面的調整，面臨的困難都相當嚴峻。因為太嚴峻，走上對社會、思想、傳播、權力集中都進行空前的管制，都到達了江澤民、胡錦濤未曾有的空前高度緊張地步，而且可以預見這緊縮維持的時間恐怕不會太短。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
問題的嚴峻多端，目前沸沸揚揚的低端人口問題就是其中之一。中共在十九大報告中有一個重要政策指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中共19大政治報告全文)，北京排除低端人口被認為就是這一個政策的結果，這一點中共已經嚴詞否認了；但是，無論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或排除低端人口，都是建立在同一個基礎之上：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配合形同人隸屬於土地的人口城鄉二元體制。
2016年《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公布2015年中國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經高達2.47億，這幾乎是日本加上俄羅斯兩個大國的人口了。二元戶口體制使占流動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為生計背井離鄉後面對戶籍管制，無法在工作地平等享受就業、醫療、教育、購房等福利甚至考試優惠並四處群聚在有安全隱患的都市貧民窟。
農民工處境形同「國內的外勞」，為了解除不公平，2009年由上海、廣東開始「漸進」的改革；2013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戶籍制度改革被列為年度四項重點工作之一；2014年，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在期間，戶籍改革甚至被美名是繼上個世紀80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又一次「解放」農民的革命。只是城市戶籍是特權所在，所以要推動改革，既得利益者反彈，迄今成效不彰；相對的，排察低端人口則在各地或為了安全的理由，或為了中國偉大城市的光榮的目的而岀台。
事實上二元體制難改，還不只是遭遇在城市居民或權貴的抵制而已，他還有更深沉的結構性問題。
中共革命建政都超過半世紀了，農民卻還需「又一次的解放」，而且「又一次的解放」都進行那麼久了，還成效如此不彰，這深沉的痛苦令人不得不驚嘆二元結構竟然如此堅固。
改革開放的核心策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或東南西北傾斜發展的策略，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戶籍二元體制正是他的核心機制。有了這一個核心機制中國才能在短短時間內完成人類最驚人的資本積累。到現在，就像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外匯儲備穩居世界前列⋯⋯使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但是貧富差距之大也同時名列世界前茅。
中共建政之初，基尼係數約0.2，到2014年7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披露，「1995年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0.45，2002年0.55，2012年達到0.73。目前中國三成以上的社會財富被頂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僅擁有一成社會財富。」貧富差距惡化的速度和幅度都駭人聽聞。直到最近幾年才終於出現了收入差距下降的現象，這是不容易的好事，但是一方面這差距和其他大國相比仍然非常高，據估計收入差距下降到比較合理程度可能還要持續數十年時間才能實現；另一方面伴隨著貧富差距縮小的，是經濟成長大幅的放緩，這一切都意味的是型塑中國資本迅速積累的核心結構的社會體制難以太快消失。
於是我們雖然看到了習近平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嚴峻肅貪措施，但是造成分配矛盾的基本社會結構仍然頑強存在；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習近平推動的中國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和他要重建的社會主義，在當前有著嚴峻的糾葛和矛盾。
夢想偉大鬥爭也必須偉大，這是習指明的內外情勢！
十九大報告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看來這鬥爭既然是偉大的，理所當然也是不容易的。只是中國偉大復興過程中，不容易的不只是中國在內重建社會主義的正義體制，在對外交方面也一樣不容易。一帶一路、全球氣候會議上，中國固然意氣風發，在南海爭鋒上也在仲裁案造成的傷害後，相當程度扳回了勢面，十九大報告就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中出台，然而美國在川普上台後凌亂的對外戰略卻也經過了盤整，盤整的結論出現在川普洋洋灑灑的報告之中，報告中對中國立場的設定居然比已經不客氣的歐巴馬更不客氣，報告中強調中國與俄羅斯都在「決定」「挑戰」「侵蝕」美國的利益、安全與繁榮，過去被小布希與歐巴馬在威脅上擺在最前頭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伊朗與北韓等「傳統敵人」都被川普放在後面。這會是一個新川普嗎？或則更是一個回過神來的加強版美國？如果是，那麼北京得面對的問題便是中國外交能不能真的按十九大報告勾勒出來的許多「中國特色」的原則和政策繼續意氣風發地揮灑。
「偉大鬥爭」這樣的字眼已經不知道多久不曾出現在中國領導人之口了。現在習近平以「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做十九大報告的關鍵字來面對內內外外，這就是當前世界共同要面對的新情勢。
最後，因為要面對結束36年舊情勢的新情勢，新矛盾，所以十九大政治報告空前的長篇大幅；同時，有關台灣的部分的字數也因此空前縮短—但是也很特別：一方面對台灣的「舊指施，舊原則」大幅精簡；另一方面因為新情勢的浮現，馬習會這一個因應國際新情勢而出現的措施又被特別提起。這也意味了此後兩岸關係已經被擺在新的國際形勢有了和過去很不相同的新糾結。
【圖片為資料照，來源：中央社】
中國低端人口、川普報告，兩舉世矚目事件，緊接在習近平透過十九大政治報告，闡述他的新思想和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後出台，一內一外，結結實實地指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習近平的新思想新戰略，一內一外。內則重新定義中國内部面臨的主要矛盾—從「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改變成「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鬥爭發展的目標；外則結束韜光養晦，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積極扮演全球領導的角色。
無論內和外，都正式宣告鄧小平定於一尊的改革開放理論已經完成了他歷經36年的階段任務。中國要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十九大報告中說「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中共19大政治報告全文)因此中共的大戰略訂定的首要基礎就是界定什麼是主要矛盾。
1956年中共八大認定，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新認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確定是主要矛盾，並因此展開文化大革命的大鬥爭；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階級鬥爭應該結束，而主要矛盾是在生產力落後上面，這一個立場中共從十二大到十八大繼續確認。
36年前界定「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落後上面，為改革開放建立理論基礎，經由經濟自由化現代化讓生產力跟上來。
從那裡定調，一路走來到現在，但這個調子習近平現在要加以翻轉了。簡單的說，國家經濟發展焦點要從經濟增長轉換成處理分配矛盾問題。
分配矛盾問題在胡錦濤時代已經浮現了。原來舊的「主要矛盾」架構下的價值觀下，鄧小平提出了「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和東南西北傾斜的發展戰略，其精神以江澤民在十七大中提出的「三個代表」闡述發揮得最淋漓盡致，而中央兩會開會時中國頂級富豪雲集，珠光寶氣，富貴榮華不可仰視就是「三個代表」的充分體現。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產生了人類歷史最有效的資本積累效果，也造就了中國驚人崛起的勢道，於是，改革開放精神中，民族主義全面地壓倒了社會主義。中國走的根本已經不是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家權貴資本主義，而其結果就是就分配面的澈底的傾斜。「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澈底成功，就使中國成為比任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更懸殊的國家。
胡錦濤和溫家寶已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非處理不可了，溫家寶強調，當時的發展呈「不平衡不充分不可長久」的，於是提出和諧的原則來緩和內部矛盾。
只是胡錦濤只把分配「不平衡不充分不可長久」當成「嚴重問題」，現在習近平進一步把他設定為「主要矛盾」，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決斷，也因為決心堅實，在十九大之前我們早就看到他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橫掃千軍的懲貪政策。
因此，習近平的新思想其實便是在中國重建社會主義，讓中國由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回到立革命建政的社會主義路徑上。
既然他是主要矛盾，意味的自然是極其艱難的鬥爭，換句話說，如願的把中國推上完成偉大復興之路不可能太容易。
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毫無疑問，經濟成長速度放緩了，放緩到很多人都嚇一跳，尤其像從台灣跑到中國大陸，對中國一直崇敬有加的人原來認為：中國太了不起了，經濟成長再怎樣放緩，也能夠再保八幾十年，現在保七都保不住了，做出比較悲觀的評估還大有其人。認為在此情形下，結構的調整，不管是供需結構，內需外需結構，產業升級結構，以及分配面的調整，面臨的困難都相當嚴峻。因為太嚴峻，走上對社會、思想、傳播、權力集中都進行空前的管制，都到達了江澤民、胡錦濤未曾有的空前高度緊張地步，而且可以預見這緊縮維持的時間恐怕不會太短。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
問題的嚴峻多端，目前沸沸揚揚的低端人口問題就是其中之一。中共在十九大報告中有一個重要政策指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中共19大政治報告全文)，北京排除低端人口被認為就是這一個政策的結果，這一點中共已經嚴詞否認了；但是，無論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或排除低端人口，都是建立在同一個基礎之上：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配合形同人隸屬於土地的人口城鄉二元體制。
2016年《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公布2015年中國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經高達2.47億，這幾乎是日本加上俄羅斯兩個大國的人口了。二元戶口體制使占流動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為生計背井離鄉後面對戶籍管制，無法在工作地平等享受就業、醫療、教育、購房等福利甚至考試優惠並四處群聚在有安全隱患的都市貧民窟。
農民工處境形同「國內的外勞」，為了解除不公平，2009年由上海、廣東開始「漸進」的改革；2013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戶籍制度改革被列為年度四項重點工作之一；2014年，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在期間，戶籍改革甚至被美名是繼上個世紀80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又一次「解放」農民的革命。只是城市戶籍是特權所在，所以要推動改革，既得利益者反彈，迄今成效不彰；相對的，排察低端人口則在各地或為了安全的理由，或為了中國偉大城市的光榮的目的而岀台。
事實上二元體制難改，還不只是遭遇在城市居民或權貴的抵制而已，他還有更深沉的結構性問題。
中共革命建政都超過半世紀了，農民卻還需「又一次的解放」，而且「又一次的解放」都進行那麼久了，還成效如此不彰，這深沉的痛苦令人不得不驚嘆二元結構竟然如此堅固。
改革開放的核心策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或東南西北傾斜發展的策略，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戶籍二元體制正是他的核心機制。有了這一個核心機制中國才能在短短時間內完成人類最驚人的資本積累。到現在，就像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外匯儲備穩居世界前列⋯⋯使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但是貧富差距之大也同時名列世界前茅。
中共建政之初，基尼係數約0.2，到2014年7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披露，「1995年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0.45，2002年0.55，2012年達到0.73。目前中國三成以上的社會財富被頂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僅擁有一成社會財富。」貧富差距惡化的速度和幅度都駭人聽聞。直到最近幾年才終於出現了收入差距下降的現象，這是不容易的好事，但是一方面這差距和其他大國相比仍然非常高，據估計收入差距下降到比較合理程度可能還要持續數十年時間才能實現；另一方面伴隨著貧富差距縮小的，是經濟成長大幅的放緩，這一切都意味的是型塑中國資本迅速積累的核心結構的社會體制難以太快消失。
於是我們雖然看到了習近平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嚴峻肅貪措施，但是造成分配矛盾的基本社會結構仍然頑強存在；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習近平推動的中國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和他要重建的社會主義，在當前有著嚴峻的糾葛和矛盾。
夢想偉大鬥爭也必須偉大，這是習指明的內外情勢！
十九大報告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看來這鬥爭既然是偉大的，理所當然也是不容易的。只是中國偉大復興過程中，不容易的不只是中國在內重建社會主義的正義體制，在對外交方面也一樣不容易。一帶一路、全球氣候會議上，中國固然意氣風發，在南海爭鋒上也在仲裁案造成的傷害後，相當程度扳回了勢面，十九大報告就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中出台，然而美國在川普上台後凌亂的對外戰略卻也經過了盤整，盤整的結論出現在川普洋洋灑灑的報告之中，報告中對中國立場的設定居然比已經不客氣的歐巴馬更不客氣，報告中強調中國與俄羅斯都在「決定」「挑戰」「侵蝕」美國的利益、安全與繁榮，過去被小布希與歐巴馬在威脅上擺在最前頭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伊朗與北韓等「傳統敵人」都被川普放在後面。這會是一個新川普嗎？或則更是一個回過神來的加強版美國？如果是，那麼北京得面對的問題便是中國外交能不能真的按十九大報告勾勒出來的許多「中國特色」的原則和政策繼續意氣風發地揮灑。
「偉大鬥爭」這樣的字眼已經不知道多久不曾出現在中國領導人之口了。現在習近平以「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做十九大報告的關鍵字來面對內內外外，這就是當前世界共同要面對的新情勢。
最後，因為要面對結束36年舊情勢的新情勢，新矛盾，所以十九大政治報告空前的長篇大幅；同時，有關台灣的部分的字數也因此空前縮短—但是也很特別：一方面對台灣的「舊指施，舊原則」大幅精簡；另一方面因為新情勢的浮現，馬習會這一個因應國際新情勢而出現的措施又被特別提起。這也意味了此後兩岸關係已經被擺在新的國際形勢有了和過去很不相同的新糾結。
【圖片為資料照，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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