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民粹狂潮中的時代力量和柯文哲

2018-03-12 9790

沒有正義的憤怒，沒有對菁英的質疑就沒有民粹運動，這是本質性的問題，但是憤怒和質疑能不能帶來進步，那是沒有必然的保證的。從時代力量身上看來憤怒和質疑就是既帶來了進步也帶來了嚴重的倒退。

林濁水／評論

五星運動和義大利民粹狂潮

義大利的國會選舉完全符合歐盟事先普遍的憂慮：選不出任何過40%席位的政黨，甚至連過半的政黨聯盟都選不出來，會出現懸置國會。於是在繼德國人差一點組不成內閣之後，該輪到義大利為組閣頭痛了。

義大利出現懸置國會，和採取壓縮區域選區名額提高政黨比例名額的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選舉制高度相關：義大利單一選區只占37%的席位，63%的席位則採用比例代表制，這使得比例代表制造成小黨林立的效應被放大了。

出現懸置國會，除了選舉制度的因素外，更是因為義大利社會傳統高度的異質性，再加上全球性的民粹崛起劇烈地衝擊到傳統大黨等多重因素互相加乘的效應造成的。

近年來四處橫掃的民粹風潮，固然使美國出現了民粹總統；使西方國家為菲律賓的杜特蒂土耳其的艾爾段、俄羅斯的普丁頭痛不已；使德國組閣辛苦萬分；法國左右大黨國會選舉輸給才成立一年的怪名字的嬰兒政黨「共和前進！」；使德國2013年才成立的極右派政黨「另類選擇黨」依民調成了第二大黨；現在又使義大利2009年才成立的民粹政黨「五星運動」獲得33.1%選票，打垮了所有的傳統政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此外，義大利的「北方聯盟」，也是屬於右翼民粹主義，他從26席小黨竄升成第二大黨，兩大民粹黨選票加起來居然過半！至於原來的最大黨民主黨掉了180席變成第三大黨；而腐敗的，曾任總理貝魯斯科尼領導人義大利力量黨則淪為小黨，只居第四，但是要提醒的是，貝魯斯科尼本來也是義大利操作民粹的高手；另外義大利還有擁有席位的小黨「義大利兄弟」，也是民粹政黨，義大利民粹主義居然盛行到這個程度，義大利日報La Stampa大大感嘆歐洲已經出現了「無法治理的義大利」；義大利這樣的選舉結果，歐盟提心弔膽那是必然的事。(《地球圖輯隊／「無法治理的義大利」選出懸峙國會民粹主義席捲全國》)

其實，民粹領袖或民粹政黨崛起的現象台灣又何嘗會陌生。2013年的太陽花運動、2014年柯文哲和2016年時代力量的崛起，不就正是全球民粹風潮的台灣版？

幾年來民主發源地的西方國家，在傳統政黨愈來愈失去民眾信賴的條件下，民粹主義方興未艾，氣勢如虹；如今台灣的兩大傳統政黨也同樣的欲振乏力，那麼台灣的民粹主義有沒有機會像在歐盟國家中同樣的繼續成長？

就近在眼前的年底選舉來看看，台北市長選情，無黨的柯文哲仍然超大幅度地領先兩大黨的任何準候選人；在縣市議員席位方面，沒有人懷疑時代力量不會相當成長。年底如彼，那麼接下來未來趨勢呢。

從2014年以來，柯文哲的民眾支持度起伏很大，現在算是穩定，誰也不敢說不會持續盤堅，至於時代力量則似乎蠻有問題。

歐洲民粹政黨支持度大幅上揚，台灣時力逆向獨跌

依據游盈隆的民調，時代力量民眾支持度並沒有和歐洲民粹政黨一樣持續上揚，時代力量支持度的趨勢甚至走在一條相當令人不安的下滑軌道上：從2016年的14.6%一路跌到2017年12月的8.4%再跌到2018年1月的5%。

資料來源2016年～2017年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2018年風傳媒民調。另外，時代力量自己的民調是在1月上升到12%。本表不予列入。

時代力量在國會到現在的問政的認真努力，在一些特定議題上的深入都很凸出，製造議題來和民進黨在綠色民眾中互別苗頭的能力也非同小可；但是同樣是民粹政黨，在世界各地行情都上竄，為什麼只有台灣的時代力量逆向大跌，原因很值得探討。

在真正的、完整的結論還沒有找到之前，至少我們仍然可指出原因中的一、二，例如罷免黃國昌一案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件。

時代力量在林義雄加持之下，把「罷免制度補正」當作神聖使命力推修法，在過程中刻意凸出訴求的道德性，令反對者在道德上處於弱勢，這樣，時代力量在立法過程中風光十足；不料修法通過後，因為門檻低了，反同婚人士輕鬆地把罷免黃國昌案連署過關，逼使黃國昌傾力應戰，結果雖然罷免沒通過，但是一則擁黃只有21,748票，反黃高達48,693票，很令時代力量難堪；但是還有更難堪的—假使國會通過的不是民進黨的降低門檻案而是時代力量原來堅持的沒有門檻案，那麼黃國昌就會被成功地罷免了，也就是說正因為其他政黨的「道德性」沒有黃國昌那麼高，堅持不接受時代力量沒有門檻的罷免法修正案，所以才替時代力量在國會保住了一席優秀的立法委員。

罷免修法落到這個結局，當初被時代力量鼓舞起來興奮不已地支持「補正罷免規定」的民粹民眾肯定錯愕不已，而社會多數人對時代力量的信任感也一定受到衝擊。

罷免門檻修法結局固然令時代力量尷尬，但是時代力量的尷尬畢竟還是小事。比較嚴重的是台灣是不是真的要一個很方便行使的罷免制度？力推罷免制度的時代力量知不知道罷免這一個制度已經因為落伍而在歐洲國家已經形同絕跡？知不知道自己是在復活一個形同史前恐龍的制度？

罷免這一個古典民主的制度，在19世紀自由主義風潮興起和政黨政治成為民主政治運作的軸心後，在歐洲就已經成為落伍而消失的制度了。歐洲國家的憲法或法律中有一些規定，如，國會議員雖由地方選出，但是代表全國民眾；國會議員不接受命令委任等等規定都是不得罷免的同意詞，有的國家更直接，乾脆明定國會議員不得罷免。(註1) 現在先進民主國家還有罷免制度的只有美國了，但是也只在地方政治才有，國會是沒有罷免的。像中華民國會在憲法中規定了罷免權，來源完全是孫文學説的遺緒。時代力量在選擇國家制度時為什麼把歐美的作法全丟在一邊，不稍稍用一點點功夫了解一下，反而非跟著孫中山走不可，實在奇怪。

罷免制度的情緒本質：自以為義的憤怒

在實務上，罷免並不容易成功，但是他的過程有很強的羞辱性，一旦成功，又具備「對不義邪惡的毀滅性」，因此，這制度很容易受到對建制精英高度不信任的民粹民眾的喜愛，縱然如此，他到底仍舊是一個落伍的制度。

假使是要推動一個還不是社會很跟得上的主張而受傷，那麼這種受傷是有正面的意義的；但是為了推動一個像罷免這樣的帶著強烈憤怒情調但卻是落伍的制度而受傷，就實在太不值得了。很不幸時代力量的領袖民粹性的、憤怒情調的，但會讓時代力量自己受傷的制度，並不只是罷免這一項。時代力量的領袖替林義雄堅持國會減半就是另外一個經典的例子。

時代力量主張讓自己受傷的民粹制度並不是一次兩次

林義雄認為國會必須減半，是因為他認為國會太亂了，尤其居然把行政院的廢核四政策推翻，實在太不應該了，必須用減半的方法給他一個教訓，國會才會變好。無疑的，這和罷免一樣是充滿了憤怒情調的一個對代議體制或代議士的「嚴厲處罰措施」。民粹在被鼓動起來之後減半修憲通過了。但是現在結果已經很清楚了，減半不只沒有對國會產生規正的效果，反而使國會更難正常運作。而且減半的處罰效果詭異得不得了。

由於當時國會推翻了行政院停建核四的決定，所以林義雄認定一定要處罰。按理，既然當時國民黨立委幾乎清一色支持建核四，而民進黨更清一色的反核，依反核的原則，那麼減半應該讓國民黨重傷，而民進黨甚至反而應該得到獎賞才對，但是當時我就指出如果真的減半，強烈票票不等值的效應，不只違背憲法人民的平等權原則，而且，受到嚴重不利影響正好是民進黨。因此，減半硬推，不利民主外，還將造成嚴重違背獎罰原則的結果，但是林義雄認為這些都是反對減半的不當藉口非常憤怒。等到減半後選舉造成，果然，受到痛懲的是清一色反核的民進黨立委，席位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相反的擁核的國民黨席位反而大增，形同中了樂透頭彩。減半對綠營不利的效果這樣強烈，時代力量的領導人居然大大的讚美形同綠營自殘的減半；事實上，雖然減半只要是綠營，便會同樣受傷，但無疑的，其中對後來將登上政壇的時代力量的傷害將更大。因為只有席位多，小黨才更有機會進入國會，所以時代力量支持減半豈不是等於喜歡自我傷害？但是時代力量的領袖居然在選前公開宣揚林義雄堅持減半的正確性，真是匪夷所思。

不只是這樣，在修憲時我既反對減半又主張單一選區兩票制，這惹得林義雄非常生氣。於是時代力量的領袖又跟著林義雄公開批判單一選區兩票制。

其實以2016年的選舉為例，假使不是單一選區的話，民進黨雖然選票大贏國民黨6.3%，但是席次不要說像現在獲得三分之二席位，根本還過不了半；至於時代力量則只可能擁有民進黨禮讓的3席區域立委，不可能有加上不分區的5席。

單單在國會選舉制度上，時代力量居然就跟著林義雄的後面而支持既對國家有害，對綠營不利，對時代力量自己的害處還更大的制度。

這些自殘的不幸例子或主張，很清楚的，都是太跟隨民粹前輩的腳步，一方面一心想滿足民粹的憤怒，另一方面要滿足於自己不實際的道德的傲慢，而對於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知識都不屑理會而造成的。

像選區票票等值的問題，從1832年英國通改革法令，把票票不等值的選區叫腐敗選區的問題開始，到日本前幾年一連串的票票不等值的違憲判決，民主國家已經認真而持續處理差不多200年了，他們那樣鄭重其事地處理，林義雄和時代力量似乎渾然不知，實在不知道是出於自以為是的道德傲慢還是知識上真的貧乏？不管如何如果，再因此造成自殘的後果就太令人惋惜了。

人類任何民主體制內在一直有著多重矛盾和緊張：直接民主vs.代議體制的/菁英領導vs.民粹主義的/民主vs.共和的/自由主義vs.民主主義的，各個範疇的矛盾和緊張，而且，往往正由其內在矛盾和緊張的存在產生了彼此辯證發展的效應而帶動了人類體制的進步。像美國，美國憲法，在建國諸父主導下，是菁英精神、自由主義、共和主義、代議體制獲得壓倒性優勢下的產品；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體制嚴重腐化，於是民粹主義勃興，推動進步運動對代議共和體制進行糾錯改善；然而，民主政治，代議體制畢竟是常軌，而代議精神一旦長期被民粹主義凌駕，必定是民主的災難，於是美國在民粹運動完成了對代議體制的糾錯後，功成身退，歸於平淡，從此美國一路發展到新自由主義掛帥時期，基本上又處在自由主義、代議政治、菁英民主的盛世，直到物極必反，辯證地由民粹川普出頭。

無論從歷史上必要的糾錯經驗或現在西方國家的現實，在在都說明了台灣的民粹主義很可能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糾錯方面，時力在國會改革上的努力雖然還沒有達到什麼成果，但是畢竟是卻很值得肯定的主導性出手；在憲政體制改革上則還看不清什麼起碼的輪廓；至於在選舉、罷免制度上的主張則不幸的是既開倒車又傷國還傷己。

憤怒的兩面性

沒有正義的憤怒，沒有對菁英的質疑就沒有民粹運動，這是本質性的問題，但是憤怒和質疑能不能帶來進步，那是沒有必然的保證的。從時代力量身上看來憤怒和質疑就是既帶來了進步也帶來了嚴重的倒退。憤怒和質疑的結果是正還是負，關鍵在於當事者會不會完全被憤怒和質疑所支配，以致於走到反智甚至自殘的地步，還是在保有憤怒和質疑的動力的同時仍然能夠維持清醒理智的思維。這一差別將在民粹主義者進一步發展的客觀空間似乎仍然可能擴大的當前，至少對時代力量來說，將是決定他們能不能因為承擔了民主政治發展更重大的歷史任務而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無論如何，西方國家的民粹運動固然令傳統主流建制菁英眉頭深鎖，但是西方的民粹政黨的竄起，自有其思考的犀利精準之處，並非只是一頭莽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