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奇昌
- 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前海基會董事長
中國修憲後的國際與兩岸效應
20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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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對中方的內政意義，就是要進一步鞏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領導制並且為習近平延任搬開最後一塊大石頭，確保20大以後習進平能夠以「三位一體」的身分持續掌權，而不必和鄧小平、江澤民一樣只能透過軍委主席身分延續統治權威。
洪奇昌 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前海基會董事長
李國正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生
／評論
中國大陸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諸多評論認為這是「終身制」復辟甚至戲稱為恢復「帝制」，其實這樣的說法太高估中國國家主席的意義。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清楚，國家主席從來不是中國政治的權力核心，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才是。中方既然決定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不會因外界以西方憲政民主的角度臧否修憲而有所轉向。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對中方的內政意義，就是要進一步鞏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領導制並且為習近平延任搬開最後一塊大石頭，確保20大以後習進平能夠以「三位一體」的身分持續掌權，而不必和鄧小平、江澤民一樣只能透過軍委主席身分延續統治權威。
此外，這次修憲還將中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款增加了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是在「全面依法治國」的邏輯下，把共產黨領導入憲進一步提升中共統治的權威性和制度性保障。換言之，這次修憲進一步確立了「黨的領導全覆蓋」、「黨管一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當然，這次修憲只是中國領導人制度的階段性改革，這個制度的健全與穩定與否取決於未來中國政治權力的繼承將如何進行。不過接班制度的關鍵不在憲法，下一階段的關注重點應是中共黨制度將如何改革。
雖然人民日報在修憲案曝光後便專文強調，「這一修改，不意味著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著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習近平在參加人大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更耐人尋味的表示「功成不必在我」，似乎也暗示著他意在「打基礎、謀長遠」而非終身執政。但中共黨內選舉制度對外人而言就是一個謎樣的黑箱，我們只能持續揣測習近平是否願意交棒或者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交棒。
國際效應
另一方面，此次修憲還有中國國際戰略的意義。具中國特色領導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憲政體系將會是未來「中國方案」的重要輸出產品，這也是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主軸。
2017年十九大期間，中國官媒就曾大量引用各國媒體評論佐證中國政治體制優越性，例如新華社引述《巴基斯坦觀察家報》觀點「中國經濟、科技實力迅速增強，一個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已經形成。這些輝煌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同年12月中共又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為主題與世界政黨高層進行對話，人民日報海外版用「中國共產黨：『世界各國政黨學習的榜樣』」為題，大力宣揚中國方案能為世界各國帶來啟發，文章說「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來領導政府，國家才能進行快速和堅決地改革和實現發展。」
或許中國模式對西方民主陣營而言是怪異的，但就如同中共十九大報告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特色領導制度和治理模式確實對亞洲、拉美和非洲地區的非憲政民主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有一定的吸引力，對那些不想加入西方民主陣營的國家或政治精英而言，中共一黨專政、強人長期執政共又能兼顧穩定和發展的統治模式提供了西方經驗以外的另一種範本。
而「中國方案」的擴散的國際效應將可能是催生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聯盟，也就是習近平所展望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21世紀的朝貢體系。回顧20世紀60年代，在團結亞非拉國家反霸權主義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加大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力度，尤其以1963年周恩來出訪非洲十國提出的「對外援助八原則」最具指標意義。當時中國透過向非洲無償提供援助爭取到廣大支持，部分國家如剛果甚至為此和美國斷絕關係。到了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文通過，「非洲黑人兄弟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
時至今日，中國除了「無條件援助」還多了「中國方案」這項工具。習近平大國戰略可能的措施之一便是透過中國領導制度與治理模式的輸出，促使接受中國方案的國家因為制度的親緣性而凝聚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政治聯盟。上個世紀中國用援助爭取到了國際身分，到了這個世紀中葉，中國是否可能因為「中國方案」而成為主導國際政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兩岸效應
雖然當前中國修憲只達到階段性的成果，習近平之後中方政治權力如何繼承？習近平的大國夢是否順利推進？都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但可確定的是中國大陸政局將因為習近平「三位一體」領導制的鞏固而至少有十年的穩定期，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習的強勢領導，也代表著他的對台政策至少將影響未來兩屆台灣總統選舉。
對民進黨政府和其支持者而言，習近平時代的主要壓力不是武統，武統是中方「反獨」的最後手段，相應之道不論是屈服、談判或是備戰早就歷經論戰甚至執行中。真正難以應付的是北京既強勢又柔軟的「促統」措施。
習近平的「強勢促統」策略圍繞著「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和「心靈契合」兩大階段性目標。以「對台31項措施」為例，習時代的對台工作不再強調投入資源到台灣本土，而是準備好各種優惠措施吸引更多台灣人主動西進。中方跳過兩岸政府間協商，沒有兩岸協議也可以片面提供台灣人民準國民待遇，這種「單邊化措施」顯示北京對台工作「內政化」的模式已更成熟。
此外「對台31項措施」擴大對台企開放市場，承認台灣金融、醫療證照資格，開放台灣人參與國家考試，涵蓋範圍甚至超過「服貿協議」。這種大膽開放鼓勵西進分享機遇與融合發展的姿態，完全體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四個自信」。
北京對自身經濟、制度和文化優勢已經更有信心，習近平相信，只要台灣人西進就更有可能發生「在地融合」並與中國大陸「心靈契合」。雖然這波青年西進的效應還不明顯，但這可能是中方10年甚至20年週期的對台戰略，中方勢必推出更多措施繼續擴大西進台青基數並且促使他們落地生根，把影響擴大到西進台青第二代。
全球化時代資本和人才的跨境移動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除了部分敏感性行業可另作規範以外，我國政府不太可能採取強制性措施禁止個人或企業的自由移動。因此面對中方的出招，台灣只有加速內政改革，對外則務求盡速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為開發新市場掃除關稅和市場准入障礙。期待賴內閣能帶領台灣經濟社會進一步轉型升級。
【圖片為資料照】
李國正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生
／評論
中國大陸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諸多評論認為這是「終身制」復辟甚至戲稱為恢復「帝制」，其實這樣的說法太高估中國國家主席的意義。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清楚，國家主席從來不是中國政治的權力核心，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才是。中方既然決定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不會因外界以西方憲政民主的角度臧否修憲而有所轉向。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對中方的內政意義，就是要進一步鞏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領導制並且為習近平延任搬開最後一塊大石頭，確保20大以後習進平能夠以「三位一體」的身分持續掌權，而不必和鄧小平、江澤民一樣只能透過軍委主席身分延續統治權威。
此外，這次修憲還將中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款增加了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是在「全面依法治國」的邏輯下，把共產黨領導入憲進一步提升中共統治的權威性和制度性保障。換言之，這次修憲進一步確立了「黨的領導全覆蓋」、「黨管一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當然，這次修憲只是中國領導人制度的階段性改革，這個制度的健全與穩定與否取決於未來中國政治權力的繼承將如何進行。不過接班制度的關鍵不在憲法，下一階段的關注重點應是中共黨制度將如何改革。
雖然人民日報在修憲案曝光後便專文強調，「這一修改，不意味著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著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習近平在參加人大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更耐人尋味的表示「功成不必在我」，似乎也暗示著他意在「打基礎、謀長遠」而非終身執政。但中共黨內選舉制度對外人而言就是一個謎樣的黑箱，我們只能持續揣測習近平是否願意交棒或者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交棒。
國際效應
另一方面，此次修憲還有中國國際戰略的意義。具中國特色領導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憲政體系將會是未來「中國方案」的重要輸出產品，這也是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主軸。
2017年十九大期間，中國官媒就曾大量引用各國媒體評論佐證中國政治體制優越性，例如新華社引述《巴基斯坦觀察家報》觀點「中國經濟、科技實力迅速增強，一個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已經形成。這些輝煌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同年12月中共又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為主題與世界政黨高層進行對話，人民日報海外版用「中國共產黨：『世界各國政黨學習的榜樣』」為題，大力宣揚中國方案能為世界各國帶來啟發，文章說「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來領導政府，國家才能進行快速和堅決地改革和實現發展。」
或許中國模式對西方民主陣營而言是怪異的，但就如同中共十九大報告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特色領導制度和治理模式確實對亞洲、拉美和非洲地區的非憲政民主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有一定的吸引力，對那些不想加入西方民主陣營的國家或政治精英而言，中共一黨專政、強人長期執政共又能兼顧穩定和發展的統治模式提供了西方經驗以外的另一種範本。
而「中國方案」的擴散的國際效應將可能是催生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聯盟，也就是習近平所展望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21世紀的朝貢體系。回顧20世紀60年代，在團結亞非拉國家反霸權主義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加大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力度，尤其以1963年周恩來出訪非洲十國提出的「對外援助八原則」最具指標意義。當時中國透過向非洲無償提供援助爭取到廣大支持，部分國家如剛果甚至為此和美國斷絕關係。到了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文通過，「非洲黑人兄弟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
時至今日，中國除了「無條件援助」還多了「中國方案」這項工具。習近平大國戰略可能的措施之一便是透過中國領導制度與治理模式的輸出，促使接受中國方案的國家因為制度的親緣性而凝聚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政治聯盟。上個世紀中國用援助爭取到了國際身分，到了這個世紀中葉，中國是否可能因為「中國方案」而成為主導國際政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兩岸效應
雖然當前中國修憲只達到階段性的成果，習近平之後中方政治權力如何繼承？習近平的大國夢是否順利推進？都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但可確定的是中國大陸政局將因為習近平「三位一體」領導制的鞏固而至少有十年的穩定期，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習的強勢領導，也代表著他的對台政策至少將影響未來兩屆台灣總統選舉。
對民進黨政府和其支持者而言，習近平時代的主要壓力不是武統，武統是中方「反獨」的最後手段，相應之道不論是屈服、談判或是備戰早就歷經論戰甚至執行中。真正難以應付的是北京既強勢又柔軟的「促統」措施。
習近平的「強勢促統」策略圍繞著「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和「心靈契合」兩大階段性目標。以「對台31項措施」為例，習時代的對台工作不再強調投入資源到台灣本土，而是準備好各種優惠措施吸引更多台灣人主動西進。中方跳過兩岸政府間協商，沒有兩岸協議也可以片面提供台灣人民準國民待遇，這種「單邊化措施」顯示北京對台工作「內政化」的模式已更成熟。
此外「對台31項措施」擴大對台企開放市場，承認台灣金融、醫療證照資格，開放台灣人參與國家考試，涵蓋範圍甚至超過「服貿協議」。這種大膽開放鼓勵西進分享機遇與融合發展的姿態，完全體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四個自信」。
北京對自身經濟、制度和文化優勢已經更有信心，習近平相信，只要台灣人西進就更有可能發生「在地融合」並與中國大陸「心靈契合」。雖然這波青年西進的效應還不明顯，但這可能是中方10年甚至20年週期的對台戰略，中方勢必推出更多措施繼續擴大西進台青基數並且促使他們落地生根，把影響擴大到西進台青第二代。
全球化時代資本和人才的跨境移動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除了部分敏感性行業可另作規範以外，我國政府不太可能採取強制性措施禁止個人或企業的自由移動。因此面對中方的出招，台灣只有加速內政改革，對外則務求盡速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為開發新市場掃除關稅和市場准入障礙。期待賴內閣能帶領台灣經濟社會進一步轉型升級。
【圖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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