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習近平二度南巡，中共會走改革開放的回頭路？
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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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二度南巡的重要意義是提振國內外對中共經濟繼續發展，繼續改革開放的信心。安內重於攘外，經濟發展則是重點。
趙春山／評論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22日至25日前往廣東，展開他2012年出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二度南下考察。此行適逢中共改革開放40週年，又值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的時刻，故受到外界的高度關注。僅管「人民日報」事後引用習近平的談話指出，「要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改革開放的時代性、體系性、全局性問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但此行還是引起外界的諸多揣測。
先是美國副總統彭斯在10月4日的演講中指稱，「北京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己經變得空洞。」也有人拿習近平在行程重要講話中，未提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之名作文章。就在這個敏感時刻，鄧小平長子鄧樸方有關「韜光養晦」的一項談話，被認為是暗批時政，是反映黨內不同聲音。總之，這些人議論的問題是：習近平會急速向左轉嗎？會回頭走40年前閉關鎖國的老路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40年的實踐已足以說明，中國改革開放是一條不歸路，這是客觀形勢造成的結果，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習近平不能，其後的任何中共領導人也不能。
習近平上台後提出的改革計畫是一項龎大的政治工程，涉及層面廣，影響的範圍就大，當然會傷害到許多人和許多團體的既得利益。就以反腐肅貪為例，習必須冒「不改革亡國，改革亡黨」的危險。所以他使用非常的手段，企圖消滅這個源自於體制內的「必要罪惡」。
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引起的批評最多，認為他是搞個人英雄崇拜，企圖恢復鄧小平廢除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其實，談習近平的角色，就不能忽略整個共黨體制的問題。列寧說過，權力問题是「決定一個革命的發展，其外交和內政的任何事務的關鍵問題。」共黨理論家柏拉茨基〈Fyodor Burlatsky〉也認為：「權力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其意志，必要時將其意志加諸他人的真正能力。而政治權力則是透過政治和法律規範，把這種能力表達出來。」上面引述的是共產黨人對於權力的觀點，站在習近平的立場看，要在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推動改革，空有意志沒有權力如何行得通？如果任聽「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在同床異夢的情況下，又如何實現他的中國夢？
中共的政治環境本就突出了最高領䄂的角色和權力。美國著名學者畢亞勒〈Seweryn Biale〉教授從政治繼承的觀點，說明在共黨體制下，個人權力的集中化，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下層經濟基礎」改變會牽動「上層建築」的變化。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成分並存」的經濟體制，影響所及，中共的政治體制也形成了有別於「史達林模式」和西方議會民主的第三條道路。換言之，外界不能從自己慣有的認知來為中共領導人定位定性。因為各國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同，政治發展的過程也不一樣。
「開放則興，封閉則衰」，經濟全球化是時代的潮流，不可逆轉。習近平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他治國理政的最高目標，故不會也無力抗拒這個歷史潮流。習充分理解過去40年創造的經濟奇蹟，得力於「走出去」和「引進來」。習近平兩度南巡都選擇深圳和珠海等中共對外開放的窗口，就是要釋出中國將繼續開放的信息。就算面對貿易戰，也不會放棄自由貿易。習重提自力更生，是強調科技創新要靠自己，不能依賴别人的施捨。
習近平今天面臨的內外環境和鄧小平不同，所以不能放在同樣的標準作比較。在內部方面，習必須處理40年改革開放留下的後遺症，最嚴重的是他在19大報告所說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外部環境方面，習必須因應中國崛起產生的中國威脅論，這是川普掀起中美貿易戰的潛在動機。
獨立學者鄧聿文認為，「從本質上說，習近平並不是要反改革，但他所理解的改革跟社會認同的改革有很大差距，一些改革措施實施的結果是讓人認為不改革，這就給社會造成一種悲觀預期，認為習近平實際是不要改革，而部門和地方揣摩習近平後採取的做法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預期。」
鄧聿文的說法不失公允，重點是雖然改革目標的認同是一致的，但方法認同的差異，也會影響目標的共同性。共黨問題專家凱瑟〈Robert G. Kaiser〉認為，共黨統治者皆致力維持與民眾之間的一種「歷史性的討價還價」〈the historic bargain〉關係。此即民眾雖體認在共黨制度下，無法得到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的權力，但要求統治者必須保障他們基本的安全秩序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作為交換條件。因此，任何共黨統治者上台後如在政策路線上作出急遽改變，都會讓民眾感到憂慮，懷疑新的領䄂是否能满足民眾的上述需求。因為急遽的變革會重新燃起人們對社會失控的恐懼感或出現無政府狀態，所以新領袖都試圖避免急遽的變動。因此習近平面臨的最大挑戰仍是如何處理好改革、穩定、發展三者間的關係。
由此觀之，習二度南巡的重要意義是提振國內外對中共經濟繼續發展，繼續改革開放的信心。安內重於攘外，經濟發展則是重點。
「條條大路通羅馬」。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沒有一套政治模式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何況，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處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探討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現在下結論還言之過早。
【圖片為資料照】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22日至25日前往廣東，展開他2012年出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二度南下考察。此行適逢中共改革開放40週年，又值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的時刻，故受到外界的高度關注。僅管「人民日報」事後引用習近平的談話指出，「要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改革開放的時代性、體系性、全局性問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但此行還是引起外界的諸多揣測。
先是美國副總統彭斯在10月4日的演講中指稱，「北京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己經變得空洞。」也有人拿習近平在行程重要講話中，未提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之名作文章。就在這個敏感時刻，鄧小平長子鄧樸方有關「韜光養晦」的一項談話，被認為是暗批時政，是反映黨內不同聲音。總之，這些人議論的問題是：習近平會急速向左轉嗎？會回頭走40年前閉關鎖國的老路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40年的實踐已足以說明，中國改革開放是一條不歸路，這是客觀形勢造成的結果，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習近平不能，其後的任何中共領導人也不能。
習近平上台後提出的改革計畫是一項龎大的政治工程，涉及層面廣，影響的範圍就大，當然會傷害到許多人和許多團體的既得利益。就以反腐肅貪為例，習必須冒「不改革亡國，改革亡黨」的危險。所以他使用非常的手段，企圖消滅這個源自於體制內的「必要罪惡」。
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引起的批評最多，認為他是搞個人英雄崇拜，企圖恢復鄧小平廢除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其實，談習近平的角色，就不能忽略整個共黨體制的問題。列寧說過，權力問题是「決定一個革命的發展，其外交和內政的任何事務的關鍵問題。」共黨理論家柏拉茨基〈Fyodor Burlatsky〉也認為：「權力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其意志，必要時將其意志加諸他人的真正能力。而政治權力則是透過政治和法律規範，把這種能力表達出來。」上面引述的是共產黨人對於權力的觀點，站在習近平的立場看，要在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推動改革，空有意志沒有權力如何行得通？如果任聽「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在同床異夢的情況下，又如何實現他的中國夢？
中共的政治環境本就突出了最高領䄂的角色和權力。美國著名學者畢亞勒〈Seweryn Biale〉教授從政治繼承的觀點，說明在共黨體制下，個人權力的集中化，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下層經濟基礎」改變會牽動「上層建築」的變化。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成分並存」的經濟體制，影響所及，中共的政治體制也形成了有別於「史達林模式」和西方議會民主的第三條道路。換言之，外界不能從自己慣有的認知來為中共領導人定位定性。因為各國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同，政治發展的過程也不一樣。
「開放則興，封閉則衰」，經濟全球化是時代的潮流，不可逆轉。習近平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他治國理政的最高目標，故不會也無力抗拒這個歷史潮流。習充分理解過去40年創造的經濟奇蹟，得力於「走出去」和「引進來」。習近平兩度南巡都選擇深圳和珠海等中共對外開放的窗口，就是要釋出中國將繼續開放的信息。就算面對貿易戰，也不會放棄自由貿易。習重提自力更生，是強調科技創新要靠自己，不能依賴别人的施捨。
習近平今天面臨的內外環境和鄧小平不同，所以不能放在同樣的標準作比較。在內部方面，習必須處理40年改革開放留下的後遺症，最嚴重的是他在19大報告所說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外部環境方面，習必須因應中國崛起產生的中國威脅論，這是川普掀起中美貿易戰的潛在動機。
獨立學者鄧聿文認為，「從本質上說，習近平並不是要反改革，但他所理解的改革跟社會認同的改革有很大差距，一些改革措施實施的結果是讓人認為不改革，這就給社會造成一種悲觀預期，認為習近平實際是不要改革，而部門和地方揣摩習近平後採取的做法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預期。」
鄧聿文的說法不失公允，重點是雖然改革目標的認同是一致的，但方法認同的差異，也會影響目標的共同性。共黨問題專家凱瑟〈Robert G. Kaiser〉認為，共黨統治者皆致力維持與民眾之間的一種「歷史性的討價還價」〈the historic bargain〉關係。此即民眾雖體認在共黨制度下，無法得到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的權力，但要求統治者必須保障他們基本的安全秩序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作為交換條件。因此，任何共黨統治者上台後如在政策路線上作出急遽改變，都會讓民眾感到憂慮，懷疑新的領䄂是否能满足民眾的上述需求。因為急遽的變革會重新燃起人們對社會失控的恐懼感或出現無政府狀態，所以新領袖都試圖避免急遽的變動。因此習近平面臨的最大挑戰仍是如何處理好改革、穩定、發展三者間的關係。
由此觀之，習二度南巡的重要意義是提振國內外對中共經濟繼續發展，繼續改革開放的信心。安內重於攘外，經濟發展則是重點。
「條條大路通羅馬」。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沒有一套政治模式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何況，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處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探討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現在下結論還言之過早。
【圖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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