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港版國安法》搞定，看川普全面出招
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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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無論從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角度看，都無法與中美兩強「脫鉤」。因此難免會像香港那樣，陷入中美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川普強調「美國優先」，中共操作「多邊主義」，臺灣在中美兩強對抗的新國際秩序中，必須先要為自己的角色定位。
趙春山／評論
中共「全國人大」會議於5月28日通過了《港版國安法》立法授權，中共總理李克強聲稱，立法目的是「要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但實際上，從法案內容看，是為「防範、制止及懲治『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及『外部勢力干預』」等行為。
中共推出《港版國安法》的考量有跡可循，選在「兩會」急急完成立法，主要是擔心「反送中」運動在疫情後「死灰復燃」，並利用香港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製造另一波的衝突事件；而這個時間點又接近11月美國總統大選，一旦香港出事，豈不是讓「外力」有機可乘？所謂「外力」，主要指的就是美國和臺灣，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就引述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話，點名臺美是「反送中」的「幕後黑手」。
中共外交部為安撫國際社會可能形成的反對聲浪，在5月21日人大宣布法案當晚，就致函北京各友邦使館，列出五大立法重點理由，包括：一，香港「反送中」破壞香港法治、打擊民生經濟；二，建立和完善香港國安法律體系和執法機制；三，對港獨、分裂分子、恐怖活動分子，必須加以嚴懲；四，香港國安立法純屬中國內政，外國不得干涉；五，香港繁榮穩定符合國際利益， 呼籲各國支持。
做好預備動作後，中共就等待美國出招。在人大通過這項法案的前一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即忙不迭地搬出了2019年11月經川普簽署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向國會報告，聲稱香港不再擁有自治，其享有的特殊貿易待遇，恐將遭到取消。由於《港版國安法》觸及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及戰略利益，以及適逢年底美國總統大選，所以美國的強烈反應幾乎是兩黨一致。
經濟利益顯而易見。過去十年美國對港貿易順差累計已達2,970億美元，僅2018年就超過300億美元。香港亦是美國第三大紅酒出口市場、第四大牛肉及牛肉產品出口市場，以及第七大農產品出口市場。
美國在港也有戰略利益。1997年後，美國海軍繼續定期停泊香港，並視香港為美艦在亞洲調動的重要據點；美國C-17軍用運輸機每年數次降落香港機場，為美領館提供物資；更重要的是，美國把香港視為推動中國大陸自由化的基地，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即形容香港是「民主價值的催化劑」（a catalyst of democratic values）。
當然，更急迫也更具現實意義的是，中共立法對美國大選的影響。誠如美國前駐港總領事包潤石（Richard Boucher）所說，「兩黨都在比誰對中強硬，這股對中國的敵意，勢將明顯地凌駕於對香港以至美國在港商界等的其他考慮。」
川普的主要競爭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針對中共立法一事，接受CNBC電視台訪問時說：「我們應該呼籲世界其他國家譴責他們的行動。」他並批評川普對人權議題保持沉默，認為「這只會鼓勵惡棍與獨裁者，事實上，我認為總統似有這種喜好」。
川普顯然接受內部鷹派意見，他於5月29日白宮記者會上，宣布了4大反制中國的措施，包括：一，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捐助資金轉往其他有全球公衛需求的地方；二，著手撤銷香港在引渡條例、出口管制、旅遊及獨立關稅區地位等領域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三，制裁直接或間接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四，限制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留學生與研究人員入境。上述措施有兩項是回應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另外兩項則涉及WHO傳播誤導疫情資訊，及中共竊取美國機密技術。
整體而言，川普祭出上述對中共的反制行動，看來已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執意要不計代價，打出一記他盤算好的「七傷拳」；而以習近平目前的處境看，也只有「戴著頭盔往前衝」，無路可退。這一來一往，結果將會像香港政治學者方志恆（Brian C. H. Fong）所說，「香港將成為中美新冷戰的『原爆點』（Ground Zero）。」
新冷戰會產生什麼樣的世界格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Roger Cohen）的論述值得吾人深思。科恩引述由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及「布魯金斯學會美國暨歐洲中心」（Center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主任賴特（Thomas Wright）共同提交給美國智庫「對外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份報告，表明美國已是一個眾所周知「機能失調」（dysfunctional）的強權；而中國則是一個日增高壓的強權。這是促成「世界秩序終結」的主要因素，而新型冠狀病毒更加劇了緊張局勢。
美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總裁海因茨（Stephen Heintz）認為，當前的危機是源於過去350年來塑造文明的三個核心操作系統：「資本主義」（capitalism）、「民族國家體系」（the nation-state system）和「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都已日漸過時。「資本主義」的實踐，不但使地球生態系統處於危險之中，還造成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民族國家」不足以應付全球暖化等跨國挑戰；「代議制民主」既非真正的代議制，也不是很民主，因為公民覺得「自治」已讓位給公司、特殊利益團體和富人的統治。
上述三個核心操作系統是否「過時」，這個問題有討論的空間；但無論如何，誠如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日前所說，面對流行病等跨國問題，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形成。唐鳳認為，臺灣未來若能積極參與問題導向的國際組織，而非著重傳統的國與國雙邊關係，或許可以跳脫在國際間投票一直輸的狀況。
我同意唐的看法，問題是，臺灣長期以來就站在中共的對立面思考問題，並不斷強調與美國享有共同的價值、制度和安全利益。而臺灣無論從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角度看，都無法與中美兩強「脫鉤」。因此難免會像香港那樣，陷入中美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川普強調「美國優先」，中共操作「多邊主義」，臺灣在中美兩強對抗的新國際秩序中，必須先要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圖片為資料照】
中共「全國人大」會議於5月28日通過了《港版國安法》立法授權，中共總理李克強聲稱，立法目的是「要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但實際上，從法案內容看，是為「防範、制止及懲治『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及『外部勢力干預』」等行為。
中共推出《港版國安法》的考量有跡可循，選在「兩會」急急完成立法，主要是擔心「反送中」運動在疫情後「死灰復燃」，並利用香港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製造另一波的衝突事件；而這個時間點又接近11月美國總統大選，一旦香港出事，豈不是讓「外力」有機可乘？所謂「外力」，主要指的就是美國和臺灣，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就引述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話，點名臺美是「反送中」的「幕後黑手」。
中共外交部為安撫國際社會可能形成的反對聲浪，在5月21日人大宣布法案當晚，就致函北京各友邦使館，列出五大立法重點理由，包括：一，香港「反送中」破壞香港法治、打擊民生經濟；二，建立和完善香港國安法律體系和執法機制；三，對港獨、分裂分子、恐怖活動分子，必須加以嚴懲；四，香港國安立法純屬中國內政，外國不得干涉；五，香港繁榮穩定符合國際利益， 呼籲各國支持。
做好預備動作後，中共就等待美國出招。在人大通過這項法案的前一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即忙不迭地搬出了2019年11月經川普簽署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向國會報告，聲稱香港不再擁有自治，其享有的特殊貿易待遇，恐將遭到取消。由於《港版國安法》觸及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及戰略利益，以及適逢年底美國總統大選，所以美國的強烈反應幾乎是兩黨一致。
經濟利益顯而易見。過去十年美國對港貿易順差累計已達2,970億美元，僅2018年就超過300億美元。香港亦是美國第三大紅酒出口市場、第四大牛肉及牛肉產品出口市場，以及第七大農產品出口市場。
美國在港也有戰略利益。1997年後，美國海軍繼續定期停泊香港，並視香港為美艦在亞洲調動的重要據點；美國C-17軍用運輸機每年數次降落香港機場，為美領館提供物資；更重要的是，美國把香港視為推動中國大陸自由化的基地，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即形容香港是「民主價值的催化劑」（a catalyst of democratic values）。
當然，更急迫也更具現實意義的是，中共立法對美國大選的影響。誠如美國前駐港總領事包潤石（Richard Boucher）所說，「兩黨都在比誰對中強硬，這股對中國的敵意，勢將明顯地凌駕於對香港以至美國在港商界等的其他考慮。」
川普的主要競爭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針對中共立法一事，接受CNBC電視台訪問時說：「我們應該呼籲世界其他國家譴責他們的行動。」他並批評川普對人權議題保持沉默，認為「這只會鼓勵惡棍與獨裁者，事實上，我認為總統似有這種喜好」。
川普顯然接受內部鷹派意見，他於5月29日白宮記者會上，宣布了4大反制中國的措施，包括：一，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捐助資金轉往其他有全球公衛需求的地方；二，著手撤銷香港在引渡條例、出口管制、旅遊及獨立關稅區地位等領域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三，制裁直接或間接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四，限制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留學生與研究人員入境。上述措施有兩項是回應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另外兩項則涉及WHO傳播誤導疫情資訊，及中共竊取美國機密技術。
整體而言，川普祭出上述對中共的反制行動，看來已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執意要不計代價，打出一記他盤算好的「七傷拳」；而以習近平目前的處境看，也只有「戴著頭盔往前衝」，無路可退。這一來一往，結果將會像香港政治學者方志恆（Brian C. H. Fong）所說，「香港將成為中美新冷戰的『原爆點』（Ground Zero）。」
新冷戰會產生什麼樣的世界格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Roger Cohen）的論述值得吾人深思。科恩引述由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及「布魯金斯學會美國暨歐洲中心」（Center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主任賴特（Thomas Wright）共同提交給美國智庫「對外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份報告，表明美國已是一個眾所周知「機能失調」（dysfunctional）的強權；而中國則是一個日增高壓的強權。這是促成「世界秩序終結」的主要因素，而新型冠狀病毒更加劇了緊張局勢。
美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總裁海因茨（Stephen Heintz）認為，當前的危機是源於過去350年來塑造文明的三個核心操作系統：「資本主義」（capitalism）、「民族國家體系」（the nation-state system）和「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都已日漸過時。「資本主義」的實踐，不但使地球生態系統處於危險之中，還造成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民族國家」不足以應付全球暖化等跨國挑戰；「代議制民主」既非真正的代議制，也不是很民主，因為公民覺得「自治」已讓位給公司、特殊利益團體和富人的統治。
上述三個核心操作系統是否「過時」，這個問題有討論的空間；但無論如何，誠如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日前所說，面對流行病等跨國問題，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形成。唐鳳認為，臺灣未來若能積極參與問題導向的國際組織，而非著重傳統的國與國雙邊關係，或許可以跳脫在國際間投票一直輸的狀況。
我同意唐的看法，問題是，臺灣長期以來就站在中共的對立面思考問題，並不斷強調與美國享有共同的價值、制度和安全利益。而臺灣無論從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角度看，都無法與中美兩強「脫鉤」。因此難免會像香港那樣，陷入中美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川普強調「美國優先」，中共操作「多邊主義」，臺灣在中美兩強對抗的新國際秩序中，必須先要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圖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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