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厚之
- 媒體工作者
「三倍券」真能三倍刺激經濟？
20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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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紓困」跟「振興」的階段，政府就完全換了一套思維。放不下心中的「我執」，不相信市場機制，民眾和企業喊破喉嚨也聽不進去，端出來的永遠是同樣一道菜。發了大錢，卻只贏得不成比例的民心，效果有限的振興，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單厚之／評論
千呼萬喚，振興券的實質內容終於出爐。行政院蘇貞昌上午率領閣員共同舉行記者會，正式定名為「振興三倍券」，還秀出了實體券的樣版。雖然名稱變得更響亮，但內容仍不出行政院之前對外說明的規劃，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的更動。
蘇揆和閣員們在記者會上搬弄了一堆數據，彷彿替全民上了一堂數學課。但演算的邏輯漏洞百出，官員自己講的振振有詞、口沫橫飛，民眾的一頭霧水、滿臉的黑人問號。
蘇貞昌在記者會的一開始大力宣揚政府在紓困的表現，之前推出的1萬元紓困，已經核准23萬件，發出31億元；整體紓困則已經發出了700億現金，協助380民眾、3萬多家企業免於倒閉、34萬員工免於失業。蘇揆不知道是口誤還是數學不好，如何能得出1萬元紓困×23萬人＝31億的結論。
蘇貞昌接著談到，政府核准的貸款額度超過7千6百億，幫助了70多萬個人或企業度過難關；在「減負擔」方面，則已經幫超過500萬個個人、家庭、業者減輕相關的負擔。「發現金」、「助貸款」、「減負擔」合計紓困已經超過1千萬人。
在描述上述概念時，蘇揆混用了企業、員工、個人、家庭、業者等不同的名詞，讓人難以清楚理解政府施政的實際輪廓。而當蘇貞昌宣稱紓困達1000萬人，幾乎全台灣每2人就有一人受惠，聽在民眾的耳裡，恐怕不會是覺得政府好棒、效能好高，而是要反問錢究竟花到哪裡去了、為什麼自己都沒有被照顧到？
政府官員一味的承襲舊習，漫無邊際的美化數字，只管長官講的爽不爽，卻不管民眾聽不聽得下、聽不聽得懂，堪稱是現代政府溝通的典型失敗教材。
政院定名為「三倍券」，除了字面上民眾掏1000、花3000的意思之外，也暗示這筆預算能有三倍的乘數效果、三倍的振興效果。但真正談到這3000元能帶動多少消費時，政務委員唐鳳一度講出了一個5000元的數字，經濟部長沈榮津則一下說4600多，隔每幾分鐘又變成8000元。同一件事情，兩個官員居然能講出3個不同的數字，也讓人不得不佩服。
沈榮津的表達能力不好，吹牛都吹到沒人聽得懂，我不相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講什麼。我在這裡翻譯給大家聽：
沈榮津的意思是說，民眾透過信用卡、行動支付、電子票證等平台「掏1000、領3000」，而平台為了吸引民眾使用他們的服務，所以會給「8折的優惠」（其實應該是25%的加碼），所以民眾的1000元就會在平台上變成3750元。而到了民眾實際要消費時，商家又會再給8折的優惠，所以實際上就可以達到4687元的效果。最終政府這將近500億元的預算，可以創造1112億的效益。
如果寫成算式就是：
3000元/0.8平台優惠/0.8店家折扣*(2359萬人+15萬外配)=1112億
蘇貞昌的數學不好，沈榮津則是經濟學不好。現在一般信用卡跟行動支付搶客的回饋，2%就算是高的，2.5%就可以被稱為「神卡」了。試問，包括公股行庫在內，有哪一家的平台能夠推出25%的優惠？即便真的有，只要錢進入了信用卡或平台，接受的商家又如何分辨這筆消費是不是所謂的「電子三倍券」，又如何再給一次折扣？況且，沈榮津的算法是所有人都透過平台領取三倍券，只要有人到郵局、超商領取實體券，這個就完全不成立。
「沈榮津經濟學」不只神奇、還會長大，才剛講完上面這段話沒幾分鐘，沈榮津就又把平台優惠可提供的從加碼750提高到1000元，而商家的優惠則從8折變成對折，所以(3000+1000)/0.5=8000，民眾的1000元會有8000的效果。
可惜行政院記者會只有一個小時，如果讓沈榮津再多講幾個小時，台灣今年的國民所得大概可以翻倍，成為真正的四小龍之首。
撇開官員「吹牛不打草稿」的部分不談，「三倍券」的設計仍有不足之處。針對社會弱勢族群，國發會主委龔明鑫曾經表示考慮「送券到府」，但今天最終出爐的方案卻是匯1000元入戶，讓弱勢者自己買券。這兩者之間有些微的差異，弱勢者很可能同時有資訊落差、支付管道的落差，難保有少數人不知道、不方便將這些錢發揮最大的效用，反而擴大了社會的不公平。
不管是讓弱勢者自行買券，或是行政院宣稱的發行成本只有當初「消費券」的一半，行政院整個政策規劃的思維，都相當程度受限於「降低發行成本」的思維。
在政策一開始發想時，整體的預算規模只有區區幾十億、一百億，如果發行成本過高，將會吃掉很高比例的預算，導致民眾無感、政策無效，所以必須要大幅度仰賴發行成本低的行動支付、信用卡、電子票證。但當預算規模膨脹到近500億時，仍執著於降低發行成本，反而讓政策的成效大打折扣。
舉例來說，實體「三倍券」的外觀，其實和「消費券」相當類似，也都是由中央銀行委託印製。還記得當年政府發放「消費券」時，很多店家的確針對消費券推出了很多的優惠，搶食政府推出的800億大餅，但如果變成電子支付、信用卡時，類似的優惠就會變得比較難推、誘因也降低。
另一方面，實體券的面額是500、200兩種，民眾消費還有一個基本的門檻。但信用卡、行動支付卻是「累積消費、一筆到帳」，民眾買一瓶飲料、一個御飯團、搭一次捷運都可以用，「好用」的目的是達到了，但很可能完全是替代原本的日常小額支出，無法達成「好刺激」的效果。
台灣過去幾個月的防疫深受民眾肯定，跟指揮中心每天的記者會有很大的關係。陳時中每天不厭其煩的面對記者、開直播，其實是一個不斷跟社會溝通、對話的過程。不管你覺得陳時中當下的應對好不好、滿不滿意，每天都有新的情勢變化，指揮中心多少也會做相應的調整，長期下來，就拉近了政府跟社會的距離。
但到了「紓困」跟「振興」的階段，政府就完全換了一套思維。放不下心中的「我執」，不相信市場機制，民眾和企業喊破喉嚨也聽不進去，端出來的永遠是同樣一道菜。發了大錢，卻只贏得不成比例的民心，效果有限的振興，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圖片來源：中央社】
千呼萬喚，振興券的實質內容終於出爐。行政院蘇貞昌上午率領閣員共同舉行記者會，正式定名為「振興三倍券」，還秀出了實體券的樣版。雖然名稱變得更響亮，但內容仍不出行政院之前對外說明的規劃，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的更動。
蘇揆和閣員們在記者會上搬弄了一堆數據，彷彿替全民上了一堂數學課。但演算的邏輯漏洞百出，官員自己講的振振有詞、口沫橫飛，民眾的一頭霧水、滿臉的黑人問號。
蘇貞昌在記者會的一開始大力宣揚政府在紓困的表現，之前推出的1萬元紓困，已經核准23萬件，發出31億元；整體紓困則已經發出了700億現金，協助380民眾、3萬多家企業免於倒閉、34萬員工免於失業。蘇揆不知道是口誤還是數學不好，如何能得出1萬元紓困×23萬人＝31億的結論。
蘇貞昌接著談到，政府核准的貸款額度超過7千6百億，幫助了70多萬個人或企業度過難關；在「減負擔」方面，則已經幫超過500萬個個人、家庭、業者減輕相關的負擔。「發現金」、「助貸款」、「減負擔」合計紓困已經超過1千萬人。
在描述上述概念時，蘇揆混用了企業、員工、個人、家庭、業者等不同的名詞，讓人難以清楚理解政府施政的實際輪廓。而當蘇貞昌宣稱紓困達1000萬人，幾乎全台灣每2人就有一人受惠，聽在民眾的耳裡，恐怕不會是覺得政府好棒、效能好高，而是要反問錢究竟花到哪裡去了、為什麼自己都沒有被照顧到？
政府官員一味的承襲舊習，漫無邊際的美化數字，只管長官講的爽不爽，卻不管民眾聽不聽得下、聽不聽得懂，堪稱是現代政府溝通的典型失敗教材。
政院定名為「三倍券」，除了字面上民眾掏1000、花3000的意思之外，也暗示這筆預算能有三倍的乘數效果、三倍的振興效果。但真正談到這3000元能帶動多少消費時，政務委員唐鳳一度講出了一個5000元的數字，經濟部長沈榮津則一下說4600多，隔每幾分鐘又變成8000元。同一件事情，兩個官員居然能講出3個不同的數字，也讓人不得不佩服。
沈榮津的表達能力不好，吹牛都吹到沒人聽得懂，我不相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講什麼。我在這裡翻譯給大家聽：
沈榮津的意思是說，民眾透過信用卡、行動支付、電子票證等平台「掏1000、領3000」，而平台為了吸引民眾使用他們的服務，所以會給「8折的優惠」（其實應該是25%的加碼），所以民眾的1000元就會在平台上變成3750元。而到了民眾實際要消費時，商家又會再給8折的優惠，所以實際上就可以達到4687元的效果。最終政府這將近500億元的預算，可以創造1112億的效益。
如果寫成算式就是：
3000元/0.8平台優惠/0.8店家折扣*(2359萬人+15萬外配)=1112億
蘇貞昌的數學不好，沈榮津則是經濟學不好。現在一般信用卡跟行動支付搶客的回饋，2%就算是高的，2.5%就可以被稱為「神卡」了。試問，包括公股行庫在內，有哪一家的平台能夠推出25%的優惠？即便真的有，只要錢進入了信用卡或平台，接受的商家又如何分辨這筆消費是不是所謂的「電子三倍券」，又如何再給一次折扣？況且，沈榮津的算法是所有人都透過平台領取三倍券，只要有人到郵局、超商領取實體券，這個就完全不成立。
「沈榮津經濟學」不只神奇、還會長大，才剛講完上面這段話沒幾分鐘，沈榮津就又把平台優惠可提供的從加碼750提高到1000元，而商家的優惠則從8折變成對折，所以(3000+1000)/0.5=8000，民眾的1000元會有8000的效果。
可惜行政院記者會只有一個小時，如果讓沈榮津再多講幾個小時，台灣今年的國民所得大概可以翻倍，成為真正的四小龍之首。
撇開官員「吹牛不打草稿」的部分不談，「三倍券」的設計仍有不足之處。針對社會弱勢族群，國發會主委龔明鑫曾經表示考慮「送券到府」，但今天最終出爐的方案卻是匯1000元入戶，讓弱勢者自己買券。這兩者之間有些微的差異，弱勢者很可能同時有資訊落差、支付管道的落差，難保有少數人不知道、不方便將這些錢發揮最大的效用，反而擴大了社會的不公平。
不管是讓弱勢者自行買券，或是行政院宣稱的發行成本只有當初「消費券」的一半，行政院整個政策規劃的思維，都相當程度受限於「降低發行成本」的思維。
在政策一開始發想時，整體的預算規模只有區區幾十億、一百億，如果發行成本過高，將會吃掉很高比例的預算，導致民眾無感、政策無效，所以必須要大幅度仰賴發行成本低的行動支付、信用卡、電子票證。但當預算規模膨脹到近500億時，仍執著於降低發行成本，反而讓政策的成效大打折扣。
舉例來說，實體「三倍券」的外觀，其實和「消費券」相當類似，也都是由中央銀行委託印製。還記得當年政府發放「消費券」時，很多店家的確針對消費券推出了很多的優惠，搶食政府推出的800億大餅，但如果變成電子支付、信用卡時，類似的優惠就會變得比較難推、誘因也降低。
另一方面，實體券的面額是500、200兩種，民眾消費還有一個基本的門檻。但信用卡、行動支付卻是「累積消費、一筆到帳」，民眾買一瓶飲料、一個御飯團、搭一次捷運都可以用，「好用」的目的是達到了，但很可能完全是替代原本的日常小額支出，無法達成「好刺激」的效果。
台灣過去幾個月的防疫深受民眾肯定，跟指揮中心每天的記者會有很大的關係。陳時中每天不厭其煩的面對記者、開直播，其實是一個不斷跟社會溝通、對話的過程。不管你覺得陳時中當下的應對好不好、滿不滿意，每天都有新的情勢變化，指揮中心多少也會做相應的調整，長期下來，就拉近了政府跟社會的距離。
但到了「紓困」跟「振興」的階段，政府就完全換了一套思維。放不下心中的「我執」，不相信市場機制，民眾和企業喊破喉嚨也聽不進去，端出來的永遠是同樣一道菜。發了大錢，卻只贏得不成比例的民心，效果有限的振興，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圖片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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