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中共「廿大」系列二《外交篇》：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
202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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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廿大後，習近平的權力已定於一尊；在王毅「入局」後，新的外交團隊也呼之欲出。習近平能為中國人民在外交上做出什麼選擇，這是世界各國關注的一個問題。
趙春山／評論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出席2017年度中共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論斷。習在這次中共廿大的報告中，再度說明：「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
中共廿大後，習近平的權力已定於一尊；在王毅「入局」後，新的外交團隊也呼之欲出。習近平能為中國人民在外交上做出什麼選擇，這是世界各國關注的一個問題。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的論斷，他的用意是為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後的中共改革開放，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至80年代末，中共又面臨「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劇變」的內外衝擊，鄧小平遂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28字外交方針，其核心内容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鄧小平擔心中共會在西方「和平演變」的戰略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後一個倒下的骨牌。因此，鄧小平認為當時中共的優先課題，應是鞏固「內部堡壘」，即先做好自己的事。
大陸學者認為2010年以後，中國外交已發生某種重要的變化，即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參加中共「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過去鄧小平強調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已經悄悄變成了「奮發有為」。造成此一變化的原因，一是中國的崛起；二是美國改變對華政策。
根據前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 Shirk）的說法，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尤其在金融海嘯爆發時，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而是透過經濟刺激措施，避開了危機，並保持高速增長。2011年中共已正式超越日本，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日增。於是，中國國內出現「過早勝利主義」（premature triumphalism）情緒。中共領導人和大陸民眾，要求採取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
2012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把外交重心從中東、歐洲移往亞洲。歐巴馬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中美還能維持競爭與合作共存的關係。
但從川普到拜登，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美國視「中國崛起」為「中國威脅」。川普對中共發動貿易戰爭，拜登則視雙方的競爭為一場「民主與專政體制的鬥爭」，雙方逐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召開廿大前夕，拜登政府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稱中國是美國「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是「唯一不僅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且越來越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者。」就在同一天，拜登政府祭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對中國的晶片技術和產品出口實施管制措施，這項決定的針對性相當濃厚。
習近平的廿大報告，有很大篇幅談意識形態問題。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其實，早在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就已確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在廿大會前，除對中國未來5年外交路線強硬表態外，也針對習近平的外交思想內容，做了重點式的描述。
除了意識形態外，分析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目標的形成，也須考慮其國內因素，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學者勃德（R.G.Boyd）曾列舉中共對外政策的三項主要目標：一是維護中共本身的安全；二是利用外來的資源，以幫助中共發展成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國家；三是擴大中共的權力和影響力，特別是針對鄰近地區。這三項目標在中共面對國際變局的時刻，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在習近平的中共廿大報告中，「安全」是關鍵字，出現多達數十次。中共今天面對的安全課題，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個部分。傳統安全以「防美」為首，即防範美國對中國崛起採遏制戰略。《美國之音中文網》引述卡内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包道格(Douglas Paal) 的話說，「在中共廿大後，我們很快會看到美中衝突的尖銳化。」這意味著習近平在涉及中共的核心利益問題時，會「敢於鬥爭」。
論及中共的擴大影響力，其中以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最重要。據中國官方統計，截至2021年11月，中國已與140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截至2021年9月，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計達到10.4兆美元，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1300億美元。中共運用外交、軍事、經濟和宣傳工具，在全球各地擴大影響力，且不斷敘說「中國故事」。
在國際政治學者筆下，國家對外政策的長期目標，是企圖改變現有的世界秩序，以符合自己的理想。習近平在廿大報告中表示，將「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也提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概念，這些都代表習近平的「世界觀」；但因為習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故在「文明衝突論」的思維下，不免讓一些西方人士認為，這是意圖改變「遊戲規則」的想法。
但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看來，「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與其他大國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同，它不想重新開始並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只是希望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黎安友長期從事「中國研究」，他的看法值得參考。
【圖片為文章示意圖，中新網資料照】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出席2017年度中共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論斷。習在這次中共廿大的報告中，再度說明：「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
中共廿大後，習近平的權力已定於一尊；在王毅「入局」後，新的外交團隊也呼之欲出。習近平能為中國人民在外交上做出什麼選擇，這是世界各國關注的一個問題。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的論斷，他的用意是為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後的中共改革開放，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至80年代末，中共又面臨「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劇變」的內外衝擊，鄧小平遂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28字外交方針，其核心内容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鄧小平擔心中共會在西方「和平演變」的戰略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後一個倒下的骨牌。因此，鄧小平認為當時中共的優先課題，應是鞏固「內部堡壘」，即先做好自己的事。
大陸學者認為2010年以後，中國外交已發生某種重要的變化，即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參加中共「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過去鄧小平強調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已經悄悄變成了「奮發有為」。造成此一變化的原因，一是中國的崛起；二是美國改變對華政策。
根據前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 Shirk）的說法，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尤其在金融海嘯爆發時，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而是透過經濟刺激措施，避開了危機，並保持高速增長。2011年中共已正式超越日本，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日增。於是，中國國內出現「過早勝利主義」（premature triumphalism）情緒。中共領導人和大陸民眾，要求採取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
2012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把外交重心從中東、歐洲移往亞洲。歐巴馬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中美還能維持競爭與合作共存的關係。
但從川普到拜登，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美國視「中國崛起」為「中國威脅」。川普對中共發動貿易戰爭，拜登則視雙方的競爭為一場「民主與專政體制的鬥爭」，雙方逐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召開廿大前夕，拜登政府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稱中國是美國「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是「唯一不僅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且越來越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者。」就在同一天，拜登政府祭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對中國的晶片技術和產品出口實施管制措施，這項決定的針對性相當濃厚。
習近平的廿大報告，有很大篇幅談意識形態問題。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其實，早在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就已確立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在廿大會前，除對中國未來5年外交路線強硬表態外，也針對習近平的外交思想內容，做了重點式的描述。
除了意識形態外，分析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目標的形成，也須考慮其國內因素，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學者勃德（R.G.Boyd）曾列舉中共對外政策的三項主要目標：一是維護中共本身的安全；二是利用外來的資源，以幫助中共發展成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國家；三是擴大中共的權力和影響力，特別是針對鄰近地區。這三項目標在中共面對國際變局的時刻，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在習近平的中共廿大報告中，「安全」是關鍵字，出現多達數十次。中共今天面對的安全課題，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個部分。傳統安全以「防美」為首，即防範美國對中國崛起採遏制戰略。《美國之音中文網》引述卡内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包道格(Douglas Paal) 的話說，「在中共廿大後，我們很快會看到美中衝突的尖銳化。」這意味著習近平在涉及中共的核心利益問題時，會「敢於鬥爭」。
論及中共的擴大影響力，其中以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最重要。據中國官方統計，截至2021年11月，中國已與140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截至2021年9月，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計達到10.4兆美元，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1300億美元。中共運用外交、軍事、經濟和宣傳工具，在全球各地擴大影響力，且不斷敘說「中國故事」。
在國際政治學者筆下，國家對外政策的長期目標，是企圖改變現有的世界秩序，以符合自己的理想。習近平在廿大報告中表示，將「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也提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概念，這些都代表習近平的「世界觀」；但因為習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故在「文明衝突論」的思維下，不免讓一些西方人士認為，這是意圖改變「遊戲規則」的想法。
但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看來，「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與其他大國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同，它不想重新開始並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只是希望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黎安友長期從事「中國研究」，他的看法值得參考。
【圖片為文章示意圖，中新網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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