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在怎麼辦？
201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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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是多事之年不管13是否真的是不吉利的數字，對於台灣，2013卻註定是多事之年。糾纏十多年的核
2013是多事之年
不管13是否真的是不吉利的數字，對於台灣，2013卻註定是多事之年。
糾纏十多年的核四興廢，終於走到最後攤牌的時刻。
削減近千萬企業雇員以及上百萬國家雇員退休保障的年金修法，就在今年要在國會表決。
攸關當下和長遠經濟衰振的兩岸和台美經貿談判，成敗就看今年。
對這三大問題的答案，台灣內部一直存在高度爭議。加上經濟成長的長期停滯以及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又早已造成人心浮動。如果說2013的台灣正面臨山雨欲來的險峻情勢，絕非危言聳聽。
引領台灣安渡可以預見的狂風暴雨，迎接風雨過後的麗日晴天，需要高瞻遠矚、雄才大略的國家領導人。不幸，坐落在凱達格蘭大道盡頭那座宏偉建築的當今主人，並不是這種人！
在這個時候，悲嘆和咒罵都是台灣消受不起的奢侈和浪費。真正關心台灣的人，應該嚴肅地共同思考、共同面對：台灣現在怎麼辦？
台灣不能冒核安風險
反對核四的最簡單、最核心、也最不可妥協的論點，就是台灣冒不起即使只有千萬分之一的核事故風險。這一種千萬人都能深刻感受的憂慮，馬英九總統或許從來不曾有過；否則，很難理解他對續建核四的堅持。
福島事件之後，核四興廢的爭論其實就應該落幕，因為再也沒有人會天真地相信對核電絕對安全的任何保證。核電安全牽涉到的是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這是高於一切其他價值的基本人權。十七、十八世紀的民主思想家，甚至認為對這項基本人權的威脅，足以構成用革命手段推翻政府的正當理由。反核四人們的強烈不安和憤懣，正是近代西方革命人權主張的當代台灣版註腳。
理解馬政府何以堅持續建核四的另一種更壞的情境，就是馬政府已經成為台電利益集團的政治俘虜，或者比這還壞的的一種情境，就是整個國民黨政權本來就是台電利益集團的共生結構。
台電從來就是獨佔性的龐大公營企業。台電的總資產高達新台幣一兆八千多億元。台電一年的預算，超過中央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台電用於採購的預算，一年超過新台幣四千億元。想一想曾經曝光的軍購弊案，再想一想金額比軍購大得多的台電採購可能涉及的不法利益，能不讓人不寒而慄？
關於台電的採購弊端以及台電如何利用金錢收買輿論、學者、專家、政客，監察院有不少調查報告，媒體也有不少內幕報導。可以想見，被披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相對於反核四論述的義正辭嚴，理證俱全，馬政府對核四的辯護就顯得理屈辭窮，甚至硬拗硬掰。電價和經濟豈能與生命和財產等量齊觀？最近，連停建違憲之說也被祭出來了。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回應得很好：「這只是馬政府不想停建核四的托辭。如果馬政府願意停建核四，只要提請立法院同意，就沒有所謂違反行政、立法分際的違憲問題。」
當年，國民黨控制的立法院不可能支持民進黨提出的停建核四政策；現在，馬政府要立法院同意核四停建，套一句陳水扁當年的口頭禪，「真有這麼難嗎？」
結論應該非常清楚：核四非停建不可。所以民調以及309遊行都明確支持這個結論。江宜樺聰明反被聰明誤，以為可以用反核四公投，技術擊敗反核四訴求，想不到反而激起勢不可擋的反核四海嘯。江宜樺是走定了，馬英九呢？也要跟著沉淪嗎？
馬英九不要跟著沉淪
所以，現在核四的問題，不是興廢的問題，而是善後的問題。已經投下去的三千多億經費都讓它歸零嗎？當然不是！針對這個問題，大概也沒有比蔡英文主席提出的更具體務實的建議：讓原來的核四廠改建成天然氣發電廠。
電力當然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不可否認，對過去一甲子的台灣經濟發展，台電曾經有過卓越的貢獻。在風雨中搶修電路管線的台電工作人員所表現的高度敬業精神，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記憶中非常感人的圖像。但是，現在掌控台電的利益集團，因為不擇手段堅持續建核四，已經讓台電成為人民的公敵；因為經營不善，不斷提高電價，已經讓台電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障礙。所以，現在必須做善後處理的，不僅是核四電廠，而且是台電整體。
台電的總負債高達新台幣1兆6千700億元，資產減去負債，所剩不足2000億元。台電的資本額3300億元，累積虧損已達2015億元。去年一年的虧損就超過600億元。繼續這樣虧損下去，不出幾年，台電必定破產！
沒有任何道理要台灣人民繼續支持以更高的電價，挽救早已不被信任的即將破產的台電！
現在是認真面對解構台電的時候！
電業自由化不是洪水猛獸，而是大多數工業先進國家的經濟現實。阻礙台灣走向電業自由化，也正是台電利益集團眾多罪過中的一項罪過。
由於長期根深蒂固的壟斷，解構台電當然不可能一步完成。可以先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接管台電。再把輸配電和發電分開，輸配電和核一、核二、核三仍由台電經營，其他電廠則完全開放民營。台電可以把標售電廠的所得，部分用於償還債務，部分撥作非核基金，用以處理核電除役的善後。獨立委員會的組成必須包含一定比例的反核人士，一則監管現有核電廠的日常運作，一則確保非核家園能於2025年前完全實現。
不必擔心廢核之後的電力供給，也不必擔心廢核會讓電價飆漲。反核人士正確指出，台灣的備載電量比實際用電需求高出很多。何況，台灣的再生能源還有大幅的成長空間。
台灣擁有非常良好的風力和太陽能的天然條件。這個領域的民間企業也已經累積足夠的發展經驗。現在，陸上風力發電的成本，已經和燃煤相差無幾。太陽能發電的成本，隨著技術的進步，在2025年之前也會大幅降低。過去，由於台電的刻意壓抑，這兩項發電占台灣發電總量的比例微乎其微。只要有完全開放的，自由公平的投資環境，讓風力和太陽能的發電潛力充分發揮，不但足以彌補廢核之後的電力供給，而且還可以讓這項產業成為台灣未來重要的新興產業。
或許在一些時候，經濟不是一個國家的最重要問題；但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國家，經濟都絕對是重要問題。
在現在的台灣，非核的重要性當然高於經濟，雖然非核未必不利於經濟；但是，非核之外，最必須被重視、最必須被關切的，還是經濟。
台灣現在的經濟處境，就像1990年代以後的日本，正陷入長期難解的成長停滯。
在日本，過去二十年被稱為「失落的二十年」。
台灣陷入失落十年
從1960到1980的20年，日本的經濟成長平均每年高達7.5%。整個1980年代，日本還有每年平均3.2%的經濟成長。日本因此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過去20年，日本經濟的年平均成長率只有1%。在這期間，雖然失業率沒有顯著增高，但是，有2000多萬企業正式雇員降為缺少保障的、待遇變低的非典型勞工。
從1981到2000的20年，台灣的經濟一直維持高度成長，年平均成長率甚至高過1980年以前的日本，極為接近10%。這就是台灣非常自豪的「經濟奇蹟」。2001年以後卻一蹶不振。發生政黨輪替的2001以及2008二年，竟出現負成長。2001以後的10年，台灣經濟的年平均成長率只有3%；去年的成長率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
另外還有幾項數字，也可以佐證台灣經濟的成長停滯：
從2001到2010，平均每年物價上漲不到1%。
2010年的受雇員工實質平均薪資45161元，低於2001年的46771元。
平均失業率從1990年代的2%跳到2000年代的4.4%。
比上面這些數字更能反映現在台灣經濟的真實情況，是人民對政府施政的直接感受。
民調顯示台灣人民對馬英九總統的不滿意度超過70%，而滿意度則曾經跌到13%。
應對這樣的經濟困境，正確的政府政策必須要能有效突破停滯、增進成長。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者因此主張，除了中央銀行在金融政策上要儘量降低利率和儘量寬鬆貨幣以外，政府部門在財政政策上也要大量增加支出，全力對抗緊縮。
這正是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美國和中國大陸，在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之後，立即採取並延續至今的對策。
2008年11月以來，美國聯準會實施三次量化寬鬆，釋出資金超過1兆4千億美元。第三次量化寬鬆還在進行中，每月繼續買進400億美元有抵押品的有價證券。聯準會也明白表示，要維持接近零利率的低利率政策到2015年。
2008年10月3日，在共和黨小布希總統執政的最後階段，美國國會通過了7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紓困計畫」。這項計畫的資金主要被用來購買受到金融海嘯重創的「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和汽車工業的股份，充裕它們的營運資金，避免它們走向破產。
為了刺激受金融海嘯拖累而虛弱不振的美國經濟，2009年2月，剛上任的歐巴馬總統又立即推動「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這項法案允許美國政府動支7800億美元，用來提振景氣，增加就業。
相較於美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對全球金融海嘯的快速和積極也不遑多讓。在2008年，中國人民銀行在兩個月內降息三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也在2008年11月9日，宣布一項為期兩年金額高達4兆人民幣的刺激經濟計劃。這些資金主要用於基礎建設和社會福利。4兆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中國大陸一年生產總值的16%。
美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採取的這些措施，都產生立竿見影的功效。美國的經濟不僅因此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嚴重蕭條，而且景氣還從2010年開始緩步上揚。而中國大陸的經濟，則不僅在全球衰退的2009年一枝獨秀，成功達成總產值成長「保8」的目標，而且進出口貿易總額也在2010年成長22.5%。
日本起死回生
捲土從來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經過多年的沉思反省，終於找到了「日本回來」之路。去年11月，他開出復興日本經濟的猛藥，帶領自民黨從新贏回政權，他自己也再度擔任首相。他的藥方，所謂「安倍經濟學」，其實就是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者的主張。他強力要求「日本銀行」採取無限量寬鬆政策，直到通貨膨脹率上升2%。他也大量舉債增加政府支出，不在意日本國債總額本來就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200%。他期待他的藥方，對內可以促進消費，活絡內需市場；對外可以貶值日幣，恢復外銷強勢。
儘管評估這劑猛藥的最後成敗為時尚早，一些有利的跡象已經出現。從去年11月到現在，日幣對美金的貶值超過20%，反映日本股市的「日經指數」的漲幅則超過40%。安倍首相也因此享有日本政治領袖長年不敢夢想的超過70%的民意支持。
台灣現在怎麼辦？
借鑑全球前三大經濟體的所作所為，答案應該思過半矣！
台灣需要擴張的財政政策，不是撙節的財政政策。
台灣需要開放的經濟政策，不是管制的經濟政策。
台灣需要彈性的外匯政策，不是穩健的外匯政策。
台灣需要關照的社會政策，不是無情的社會政策。
油電雙漲所以必須堅決反對，因為這是撙節的財政政策。
削減勞工退休保障所以必須堅決反對，因為這既是撙節的財政政策，又是無情的社會政策。
撙節的財政政策，對於低迷的經濟景氣，是雪上加霜。無情的社會政策，則不僅傷害社會和諧，也必定傷害經濟潛力。
油電雙漲傷害經濟
電價上漲，如果以平均30%計算，一年將抽走接近2000億元的民間消費能量。10%的油價和天然氣價格上漲，又會再抽走1000億元。以台灣現在的總產值規模，從內需市場抽走3000億元，大約會造成2.2%的成長損失。這還不包括難以估計的心理影響可能造成的傷害。
削減勞工和軍公教人員的退休保障，和油電雙漲一樣，必定對經濟產生緊縮效應。每人每年少消費一萬元，一千萬人就是一千億元。何況，實際的衝擊何止此數！
儘管如此，勞工和軍公教還是必須分別對待。
勞保新制製造貧窮
當實質工資長期不漲反跌的趨勢還在繼續，當絕大多數勞工的實際所得還遠低於平均國民所得，馬政府竟想在今年修法，進一步削減對勞工的退休給付：對於台灣的勞工，這當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台灣的個人年平均所得大約是新台幣六十萬元。絕大多數勞工的每月工資不到四萬元。依據統計，占勞工總數90%以上的工業和服務業就業人員的每月經常性平均薪資不足36000元。有165萬30歲以下的年輕勞工每月工資不到30000元。更有超過20萬人，每月工資不到20000元。
比起其他社會階層，台灣一般勞工的工資本來就不高，行政院草擬的「勞保年金」新制還想對「投保薪資」的計算動手腳。現制的投保薪資取60個月最高工資的平均數，新制則取15年。這是對未來退休勞工的最苛刻剝削。
新制除了還要所有勞工負擔更高的保費，也立即減少投保薪資超過30000元的退休勞工的年金給付。投保薪資40000元的勞工，依據新制，每年退休所得將減少9000元。
也許有人認為，從所予與所取的比例衡量，台灣勞工的退休福利不算不好。勞委會的「勞保年金改革方案」最新說帖，就辯稱「勞保改制後終身可領年金是所繳保費的25倍，非常划算」。
這種論點刻意漠視一個明白不過的事實：台灣勞工對台灣經濟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他們所獲的報償。如果有更合理的分配機制，他們或許根本無需退休保障！
國家發展經濟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讓少數人累積財富，而是能讓所有人過美好生活。所以，消滅貧窮應該永遠是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
無論現制或者即將推出的更壞的新制，台灣的勞工退休體制都是在製造貧窮，而不是消滅貧窮。
一個最高15年平均每月工資30000元的勞工，在工作30年，年滿60歲之後退休，包括勞退和勞保，一個月還領不到17000元。他的可支配所得一定比這個數目更少。如果他在台北市獨居，如果他沒有其他收入，他肯定就是貧民。因為台北市的貧窮線就定在14000左右。現行「社會救助法」把貧窮線定在「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百分之六十」。而依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年的統計，「一個人的家庭」一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是387056元，百分之六十就是232233元。大多數台灣的退休勞工都可歸入這個範疇。
是的，只有修改現行勞保年金體制，才能讓大多數退休勞工脫離貧窮邊緣。但是，必須向上修，不能向下修。馬政府準備提出的向下修的新制，只會把更多的台灣勞工推入更深的絕望深淵。
相對於勞保基金的修法，軍公教退休制度的改革必須作更多面向的考量。
現行制度最致命的缺點，一是由政府預算補貼18%優惠利率的退休存款，不符合社會普遍接受的常理；一是超過在職薪資100%的所得替代率，不符合全球退休制度的潮流。不合常理的特權必定造成社會的對立。不合潮流的政策必定難獲社會的支持。
這個制度的最初立法，是於1990年代初期，由即將被解散的國民黨戒嚴體制下的「萬年國會」的最後一個會期通過。立法的動機，不必懷疑，就包藏有其心可誅的立法者圖謀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思考。在台灣民主運動進入高潮的那個年代，這項立法不僅讓當年的執政集團大大小小成員享有優厚的個人終身經濟保障，也讓這個集團在以後的民主競爭中享有壟斷軍公教選票支持的政治優勢。
不必否認，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立法對於提升台灣軍公教整體體系的現代化，也產生正面作用。因為有更多優秀的人才願意進入這個體系，留在這個體系。
健全的民主政治，需要政治中立的軍公教體系，需要素質優越的軍公教體系，需要士氣高昂的軍公教體系。對現行軍公教退休制度的改革，除了必須根除不合時宜的弊病，也必須滿足民主政治的需要。
馬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不動18%優惠利率存款，是個遺憾。超過100%的所得替代率調降為80%，雖然仍比民主先進國家在這方面的標準高出很多，基於建立和維持良好軍公教體系的需要，在這個歷史階段是可以接受的。
不過，還是必須作一些必要的修正。
立即停止政務人員退撫給付
首先，政務人員不是國家雇員，不應享受國家提供的退休保障。因此，應該立即停止對已退休政務人員的退撫給付。
其次，保障退休的國家雇員成為中產階級是合理的，保障退休的國家雇員成為「肥貓」則不合理。因此，80%的所得替代率應該只適用於平均國民所得150%以下的在職薪資。
超過平均國民所得150%至200%的薪資，可以適用60%的所得替代率。超過平均國民所得200%的薪資，則應該只適用40%的所得替代率。
另外，於平均壽命的延長以及健康狀態的改善，軍公教人員的強制退休年齡可以延後更長。展延五年並不為過。這樣的改革，不僅有助於退撫制度的財政平衡，也可避免人力資源的無端浪費。
油電雙漲和年金雙降，都源於馬政府擔心國家財政被拖垮。馬總統本人甚至想把這項改革當作留名青史的政績。
這種思維，其實是過時的，甚至是有害的！
不錯，如果不修法，如果不補貼，勞保基金和軍公教退撫基金最後都無以為繼。依據現制推估，軍職人員基金將於5年後破產，勞保基金和教育人員基金將於14年後破產，公務人員基金將於16年後破產。
有人把依據現制政府必須負最後責任的所有基金虧損都列為政府的潛藏負債，加上現存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推算台灣的負債占現在生產總值的比例，得出超過150%的可怕結論。於是「不要債留子孫」的聲音一時蔚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呼喚。
事實上，台灣現在的負債並不算嚴重。
2012年的台灣總產值是新台幣13.74兆元。中央政府負債5.25兆元，占總產值的38%。加上非營業基金債務7000億元以及地方政府債務8000億元，共計6.75兆元，也只占總產值的49%。
這個比例，不但比日本和美國低很多，就是比新加坡、德國、加拿大、比利時、荷蘭等經濟健康的國家也低很多。
在2012年，新加坡的國債占生產總值的比例是106.5%，比利時101%，加拿大84%，德國80.5%，荷蘭68.7%。
把潛藏負債計入國家負債占現在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是對正確認識國家財政現況的嚴重誤導。台灣確實另有新台幣15兆元的潛藏負債。這是未來30年政府要承擔的基金虧損的總和。30年後的生產總值，當然不會是今天的規模。
前面提到，日本現在的國債超過生產總值的200%，新上任的日本安倍首相卻正在大力推動大量舉債，大幅增加支出，以刺激經濟成長的對內政策。美國現在的國債也超過生產總值的100%。然而，凱因斯經濟學派的當代巨擘、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克魯曼，從2008年起，就不斷大聲疾呼，要求美國聯邦政府大量花錢，用以復甦經濟，降低失業。
即使有一天像日本一樣，台灣的國債超過生產總值的200%也不足為慮。
因為像日本一樣，台灣的國債不是外債，而是政府向國內金融體系的融資。而且，也像日本一樣，台灣的金融體系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大量借不出去的閒置資金。這樣的資金現在超過新台幣10兆，遠遠超過現在台灣國債的總和。
最後，還不要忘記一個應該大可讓所有擔心台灣國債的人更放心的重要事實：台灣有國債，台灣也有國產。台灣的國產，除了國有財產局所管理的可以處理的房地產，還包括龐大的國營事業資產和民營事業股權。國產的總值，應該不下於國債。
問題在於經濟不在財政
依據克魯曼經濟學的邏輯，現在台灣真正的問題在經濟，而不在財政。
克魯曼是相信債多不愁的。他說，「只要債務成長的速度較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率的總和還慢，債務的持續增加也不是很嚴重的事。」
換句話說，真正需要擔心的，是經濟停滯，不是財政惡化。只要經濟成長超過債務成長，債務的沉重自然越來越輕。現在舉債並不由未來子孫償還，而是由政府支出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償還。許多經濟學研究證實，政府增加1元支出，會增加1.5元的產值。反之，政府減少1元支出，則會減少1.5元的產值。
克魯曼指出，「經濟蕭條狀態不只造成短期痛苦，也對長期經濟前景產生腐蝕性的效果。長久處於失業狀態的勞動者可能會喪失技能，或開始被視為無法雇用者。找不到能學以致用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儘管其高學歷，久而久之可能會淪為只能從事些簡單的勞動而已。此外，企業因為缺少顧客而沒有擴張其產能，因此整體經濟在實質的復甦終於啟動時，會更早遇到產能限制。任何使經濟衰退更嚴重的因素會讓這些問題惡化，同時弱化經濟在長期與短期的前景」。
去年，美國的經濟成長率超過台灣的兩倍。在去年年底，歐巴馬總統再度當選之後，克魯曼仍然不忘提醒，「美國經濟仍然蕭條，也仍適用蕭條經濟的規則：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支出，讓失業勞工和閒置的生產力都能盡全力工作。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最正確的方式是政府支出更多。」
克魯曼的發聲，正是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暮鼓晨鐘！
乏惡可陳的馬總統為什麼竟成為台灣歷來民意支持最低的13%總統？
因為太多人受夠了經濟長久停滯帶來的貧窮、失業、和苦難！
去年，台灣的經濟還在谷底，成長率只有1.25%。可是，剛當選連任的馬總統卻不知今夕何夕，立即推動一連串克魯曼嚴厲抨擊的撙節措施。
現在是撥亂反正的時候了！
成長，只有成長，才是現在台灣經濟的關鍵概念。
成長，也只有成長，才是21世紀10年代的台灣王道。
因為只有經濟成長，才能提高薪資、增加就業、解脫苦難。
依據克魯曼的觀點，經濟蕭條帶給社會的苦難，完全是不必要的，完全是政府的罪過，完全是可以立即終結的。
經濟成長要政府大花錢
成長，不能老是靠天吃飯，只在坐待全球景氣的復甦。
激勵成長，必須擴大內需與擴張外銷雙管齊下。
最直接有效的擴大內需的作為，就是政府花更多錢。
以下是幾點具體意見：
1.立即中止油電再漲。
2.放棄勞保年金修法。
3.每年增加提供1000億元用於中小企業信用貸款。
4.每年增加提供1000億元用於創業投資貸款。
5.比照老農津貼，給予15歲以下的少年和兒童養育津貼。
最直接有效的擴張外銷的作為，就是儘快完成幾個重要的「自由貿易協議」的簽署。其中，「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和「兩岸貨品貿易協議」更是重中之重。
最近幾年，全球越來越多的經濟體相互之間已經形成超越「世界貿易組織」體系的「自由貿易區」新體系。現在，尤其在未來，台灣的經濟所面臨的最大危機，正是完全被排拒在這個新體系之外，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孤兒。
自由貿易區讓參與的經濟體相互之間的貿易，享有比一般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之間更大的關稅和更大的自由開放程度的優勢。對於一直以外銷作為經濟成長引擎的台灣，被排拒在主要外銷市場的自由貿易區體系之外，嚴重性可想而知。
對台灣更不利的是，主要外銷競爭對手韓國和全球幾個最重要的市場，除了中國大陸以外，都存在已經生效的自由貿易協議。
韓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於2010年元月1日生效，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議於2011年7月1日生效，於美國的自由貿易協議於2012年3月15日生效。
台灣與中國大陸於2002年元月1日同時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這之前，台灣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場的占有率一直高過韓國。在2005年之後，韓國的占有率就開始超過台灣，差距還越拉越大。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國大陸，必須公平對待台灣和韓國的進口。這個事實說明：面對同樣的競爭條件，台灣的外銷競爭力本來就略遜韓國。
自由貿易協議刻不容緩
現在，在美國市場、東盟市場、歐盟市場，台灣外銷面對的是比韓國不利很多的競爭條件，試問台灣的外銷產業，在這些市場，還有多少生存空間？
所以，對於台灣，和美國、東盟、歐盟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議是刻不容緩的大事。
可是到現在，和新加坡的談判遲遲不前；和美國的談判受阻於美豬；和歐盟的談判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排上議程。
現在是徹底檢討的時候了！
談判自由貿易協議最大的阻力，來自根深蒂固的保護主義。
在威權統治的年代，經濟保護主義和政治專政主義一樣，被用來保護統治集團的壟斷利益。這樣的壟斷利益，現在還存在在少數像台電和中油這樣的國營事業。
在民主競爭的現在，經濟保護主義是政黨選票的護符，政治人物不敢輕易碰觸。
談判自由貿易協議的另一阻力，來自馬政府的軟弱無力，被動消極。
在這方面，馬政府從來不曾展現堅決的意志，勇敢面對反對，清除障礙；馬政府也從來不曾積極組建最好的談判團隊，只是任由部會官僚，站在本位主義，被動應對。對照李前總統為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所做的準備和努力，馬總統真該汗顏羞愧！
談判自由貿易協議的最後阻力，可能來自不穩定的兩岸關係。
如果中國大陸不同意，台灣不可能完成簽署任何有意義的自由貿易協議。但是，由於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身分，不涉及中國大陸忌諱的國家定位，而且，中國大陸本身也積極對外建立自由貿易區關係，中國大陸沒有正當理由公開不同意台灣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即使如此，所有可能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對象，都不可能完全不在意中國大陸的態度。所以，不穩定的兩岸關係，還是可能成為台灣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阻力。
在第一個任期，馬總統唯一可被稱道的政績，就是改善兩岸關係。但是，在剛開始不久的第二個任期，由於莫名其妙地一再公開宣示不作政治接觸、不進行政治對話、不會簽署和平協議，而且，莫名其妙地任用極不適當的處理兩岸關係的新人，未來的兩岸關係仍然存在極大變數。
預定在今年完成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和「兩岸貨品貿易協議」，是觀察兩岸關係是否真正穩定的重要指標。
馬政府最近大力推銷五海一空「經濟自由示範區」的提議，不禁讓人懷疑兩岸貨品貿易協議是否出了問題。
經濟自由示範區愚不可及
如果兩岸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全面實現貨品自由貿易，經濟自由示範區豈不是多此一舉？
經濟自由示範區是愚不可及的政策設計，是馬政府執政團隊思想落伍的最好證明。台灣內部需要一國兩制嗎？台灣內部需要國中之國嗎？在經濟全球化也經成為全球穩固機制的21世紀10年代，居然還有人想在台灣推動3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大陸實施的「經濟特區」，真是匪夷所思！
再者，自由貿易協議談判的意義，是要用本身的開放，換取別人的開放。經濟自由示範區的設置，是不與人談判，單方面對別人讓利，單方面對別人開放，單方面放棄要求別人開放的籌碼。很難想像會有這樣的執政團隊！
台灣朝野都必須清醒地理解：無論基於經濟利益，無論基於安全戰略，兩岸關係對台灣的重要都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對外關係。
台灣對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大陸市場的出口，占台灣出口比重超過40%。這個比重超過對美國、東盟、和歐盟出口的總和。
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和韓國、日本認真談判自由貿易協議。如果兩岸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落後於大陸和韓日，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打擊不堪設想。
台灣有機會和港澳以及中國大陸建立像歐盟一樣的「經濟共同體」。在過去20年，中國大陸每年經濟成長接近10%；未來10年，也可望繼續維持這樣的高度成長。如果在未來10年台灣也可以有這樣的高度成長，台灣的一切財經難題自可迎刃而解。
當然，要實現這樣的經濟利益，台灣不可能不和對岸作政治接觸、進行政治對話、甚至達成某種雙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諒解。
馬總統對兩岸關係發展進程突然出現的迷惑，或許源於錯誤解讀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
不要錯誤解讀
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絕不是冷戰時代的復活，更不是對中國大陸的圍堵。在全球體制之下，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共同利益，遠遠大過衝突的利益。亞洲再平衡戰略的最終目的，不但不是要孤立中國大陸，反而是要把中國大陸更緊密地鑲嵌在全球體制之中，盡更大的大國責任。
如果台灣主觀地、自以為是地選邊站，那是大錯特錯。因為事實上無邊可選，無邊可站。
更緊密的兩岸關係，可以強化全球體制，只會贏得更多祝福，不會帶來任何敵視。而更強固的全球體制，則更能保障台灣基本政治現狀的維持。
在日韓貨幣競相貶值的當下，太穩定的台幣匯率當然不利於擴張外銷。台灣的外銷產業也一直希望能有更具彈性的台幣匯率政策。
但是，這不能責怪中央銀行彭淮南總裁。
台灣有超過4000億美元的外匯準備。
台灣有超過10兆台幣的閒置資金。
在這樣強勢的金融條件之下，誰能讓台幣貶值？！
事實上，彭淮南在中央銀行所做的努力，絕大部分是阻止台幣升值，而不是阻止台幣貶值。
除非政府大量舉債花錢，像現在日本的安倍政府，否則，要讓台幣貶值是很難的。
台灣現在怎麼辦？
台灣需要更多彭淮南
台灣現在需要更多像彭淮南那樣的好官！
像中央銀行那樣管理那麼大的財富，有那麼大的決策權力，它的決策又影響那麼深廣的獨立機構，有像彭淮南那樣能力和人格都可以完全被信賴的領導人，真是台灣的大幸。
所以說是大幸，因為並不存在任何機制，可以確保這樣的機構找到這樣的人。
台電需要彭淮南。中油需要彭淮南。所有政府可以派任董事長的事業機構都需要彭淮南。所以，建立可以找到彭淮南的機制，就是台灣現在必須立即辦的大事。
這樣的大事，其實也不難辦。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
如果由像張忠謀、施振榮這一層級的元老企業家組成遴選委員會，會找不到經營管理的千里馬嗎？
從長遠看，尋找和培養行政體系的千里馬，更是台灣長治久安的根本。
二十年前，李光耀先生就好心地指出，台灣的文官水準落後新加坡二十年。
又蹉跎了二十年，現在是急起直追的時候了！
文官體制要改革
可以效法英國的制度，單獨辦理高級文官的考試。只讓大學應屆畢業生報考，只錄取極少數最優秀的考生。錄取者經過嚴格的訓練和嚴密的考察，只分發到中央部會，保證快速升遷，保證高薪待遇，最後成為政府的高級文官，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執行者。
從這種體系出身的高級文官，有獨立的任用、考核、和升遷體系，不受民選政治首長的絲毫干預。他們的最高首長兼任內閣秘書長，薪資高過首相，全權指揮整個文官體系。
為了確保行政中立，高級文官不得參加政治黨派，不得參與政治活動，不得發表政治意見，不得轉任政務官或參與任何競選。
有了這樣一個由一流人才作為中流砥柱組成的中央行政團隊，就不必太在意政治的紛紛擾擾。
台灣現在怎麼辦？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台灣現在需要新的政治動能。
身陷重重危機的馬總統，如果現在不能創造新的政治動能，未來三年註定一事無成。
大聯合政府提供政治動能
唯一的機會，是仿效1966年的西德榜樣，組織藍綠共治的大聯合政府。
台灣現在的政治處境，和1966年的西德，頗多類似。當時的西德也有國家定位的煩惱，也有對外政策的困惱，也有社會分裂的煎熬。
西德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英法在德國的佔領區所組成，並不是完整的主權國家。西德人也並不心甘情願接受當時被分裂的德國現狀。
1960年代，正是東西冷戰的高峰年代。西德應該堅決站在美國一邊，對抗包括東德在內的共產集團，還是應該對自己的同胞以及近鄰伸出友誼之手，在西德的政黨之間激烈爭辯。
1960年代也是西方反越戰的學生運動進入高潮的年代。這個運動帶動西德的年輕學生激烈對抗親美的西德政府。
1966年的西德，也遭受經濟衰退的痛苦。
這樣的情境讓當時西德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決定和最大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建立在國會擁有超過90%席次的大聯合政府。
這個大聯合政府逐漸復甦了西德的經濟，也逐漸恢復了西德的秩序。
擔任大聯合政府副總理並兼任外交部長的社會民主黨黨魁布蘭德，開始推動他的東進政策。1969年，他成為西德總理。1970年12月，他到波蘭首都華沙，向被納粹殘害的波蘭人紀念碑下跪致歉。「布蘭德跪下了，但是，德國站起來了。」成為傳誦至今的佳話。
站起來的，豈只德國？下跪的布蘭德也因此上昇成為世界歷史的巨人！
現在，對抗和否定的歷史遺緒還頑強地主宰台灣的政黨關係，只有共同承擔和共享利害，台灣的政黨才有可能推動台灣急需的重大改革。大聯合政府是台灣必須走過的歷史階段，不管這個階段是長是短。
如果總統、國會、政黨都不能回應這個階段的台灣歷史要求，都不願動或者不能動，那又怎麼辦？
那就只能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地活在不安之中嗎？
台灣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地活在無助之中嗎？
台灣人民能容許自己一年又一年地陷入更深的苦難之中嗎？
當面臨真正絕望的時候，人民會知道怎麼辦！
畢竟人民才是歷史發展最後最大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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