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全國對話啟迪中國

2013-10-03 608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華，他最近提出的「全國對話」和「新加坡模式」，對中國大陸帶來啟示。鄺健銘，新加坡李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華，他最近提出的「全國對話」和「新加坡模式」，對中國大陸帶來啟示。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東南亞觀察社創辦人，香港智明研究所新加坡研究顧問。

回首一九九零年代，新加坡參與蘇州工業園計劃，這不僅有經濟考慮，更是建立「新加坡模式」海外聲譽、增強軟實力的重要舉措。如今新國總理李顯龍再度訪華，不免令人聯想：他最近在民眾大會強調「處於轉捩點」的「新加坡模式」，對當今中國又有何啟迪？跳出獨尊經濟的思想囚牢，目下如火如荼的新加坡「全國對話」（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 OSC）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思考切入點。

「全國對話」始於去年的民眾大會，其設立原因與社會問政意識漸起，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乃至具體政策產生更多主張與批評，卒使令執政人民行動黨支持度持續下降有很大關係。一年間，「全國對話」在新加坡七十五個地點完成六百多場；參與人數近五萬，民間組織亦達四十餘個。此外，問卷調查接觸了四千人，facebook專頁亦見留言四千餘個。

過去，新加坡強調的「任人唯賢」制度、「實用主義」與「誠信」(Meritocracy, Pragmatism, Honesty, MPH)被視為該國成功三大支柱。及至現在，質疑「任人唯賢」、「實用主義」是否足以推動國家前行，而反思如何更新發展哲學的聲音卻越來越多。

早前，葉鵬飛在《聯合早報》時評《雖有粟而不得食》指社會的質疑，已令「政府要員接連出來為之辯護」。例如，今年七月，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表示，擔心「任人唯賢」制度分化國人，帶來社會的不平等。

葉氏解釋，新加坡社會流動減弱，貧富斷層凝固。事實上，極其富庶的新國，貧富懸殊嚴重。去年，前國家工資理事會主席林崇椰提出「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主張「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凍薪」，改善基層人士處境。因此在這個背景下的「任人唯賢」制度，易於產生兩個加劇階級對立、製造不穩的問題：一，精英只顧保持既有地位，或者繼續往上爬，而忽略弱勢社群，令社會陷入政治冷漠、草根階層在政制中失語；二，精英的政治權力、社會地位與財富優勢，讓下一代維持精英身份，最終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加劇了基層對「贏家全拿」（winner takes all）的憂慮。葉氏認為解決之道在於重新定義「精英」提拔條件，要求「精英」不只著重實利，要更講道德使命。

獅城學者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受《海峽時報》訪問，不單對「任人唯賢」制度有類似批判，也批評了國家的核心價值「實用主義」。他指「實用主義」的弊端在於少問目的，只重手段、利益，缺乏理想與價值取向。導致崇尚技能，但不想或不懂進行道德、哲學與美學等人文思考的文化風氣。今年《南風窗》四月的文章《實用主義在新加坡的成就與迷失》亦有相近評價：「除『經濟增長』、『穩定』和『秩序』外，政府無法告訴人民所要建設的是什麼樣的國家以及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也不去張揚個人自由和鼓勵個人的充分自我實現和發展。」

從最近公布的「全國對話」結果來看，上述「實用主義」治國觀已慢慢與社會脫節，因為民眾越趨重視「價值」與「意義」，而非只有功利思維。例如，在所有年齡組別裏，認為優閒生活比升職重要者，比持相反意見者竟多出三成。認為保留文化歷史空間重於建設硬件者，亦明顯為多。這種思想變化，有助解釋今年初民眾反對人口白皮書時，對「GDP增長至上論」所表現的反感。

另一方面，民眾對「自由」的嚮往亦不能忽視。當被要求在「限制表達自由以維持社會和諧」與「即使會增加社會張力，也不能限制表達自由」之間二擇其一時，儘管選擇前者的人略多（四成），但只比選後者的多出百分之三，且有兩成受訪者沒有表態。

對於香港人稱羨的社福部分，如公屋政策，新加坡人卻有不同感受。「全國對話」調查顯示，較低收入人士（新幣少於一千至四千九百九十九）首要關注為住屋問題，而高收入者（新幣五千至多於一萬）則最為關心醫療開支。

在社會問政意識日漸高漲的情況下，「全國對話」會是改善國家—社會關係、執政黨挽回支持的一個成功案例嗎？這視乎衡量指標為何。

若從政府廣開言路的效果看，「全國對話」的存在，其實只如一些新加坡民眾早前觀察那樣：「每當政府開一道門，就會把另一道門關上。」今年五月，政府就以確保民眾閱讀「正確資訊」的理由，匆匆推出加強互聯網內容管制的新條例，不但惹來民間反響，也引起google、yahoo甚至美國政府的關注。新加坡今年在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排名亦比去年急跌十四名，降至歷史新低，在一百七十九個國家之中位列一百四十九。事實上，為求達成「共識」，「全國對話」工作委員會並未邀請一些經常批評政府的人。

但也許如陳思賢在其文章"Nuturing the habit to speak up and listen will be a mark of OSC's success"所說那樣，「全國對話」的最大價值不在於成果，而在於能夠鼓勵沉默多數勇於表達意見、政府認真聆聽、深入思考、建立公共議政文化與社會資本的過程。對於群眾事件與日俱增的中國大陸來說，新加坡「全國對話」的模式與影響，會是一個很值得參考的案例。

【亞洲週刊／鄺健銘】20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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