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
201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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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政治系朱雲漢教授去年９月在台大的演講。推薦，略長慢讀。我今天來給大家做這個報告，我希望它產生
台灣大學政治系朱雲漢教授去年９月在台大的演講。推薦，略長慢讀。
我今天來給大家做這個報告，我希望它產生的作用是給大家進行一次震撼教育。如果我沒有達到這個效果的話，就算我失敗了。
我今天報告的主題是中國大陸的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那麼它也扣緊了今天的主軸議題，就是全球化的挑戰。
我必須說，我面對的各位都是二十歲上下，最年輕的時代。各位是生逢其時，也生不逢其時，就看各位要以甚麼樣的心態來面對自己的未來、面對人類的未來。
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你們即將迎來的二十一世紀，它可能是我們記憶所及一個變動最為劇烈的世紀。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出現了，而且還會持續出現。
也就是說，你往前看，你不可能去期待一個非常平穩的、安逸的大環境。這個是各位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那麼我就要把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變化趨勢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中國的興起及其未來的角色
我先從在華盛頓引起非常熱烈討論的《日蝕》（Eclipse）說起。作者是一位印度籍人士——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任職於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智庫。
《日蝕》的副標題是《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應用下》。這本書非常嚴肅地對未來世界的經濟格局做出了分析預測。
為了吸引讀者的眼光，作者以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假設情景作為開場白：
2021年美國面臨財政破產危機，美國總統從白宮驅車前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位中國籍總裁簽下一份紓困方案協議，然後取得了緊急融資3兆美元的貸款，同時承諾美國要遵守一系列各種各樣的條件。這些條件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希臘、西班牙在尋求紓困時所必須要接受的城下之盟。
他對這個假設的場景下了一個句點。他說：“此刻，世界主導權的交接儀式業已完成。”
這是這本書的開場。
這是一個虛擬的但不是完全天方夜譚的場景。薩勃拉曼尼亞的分析是有非常完整架構的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分析。
他根據從1870年到現在全球的經濟格局變化，包括各國的GDP、貿易和資本進出口佔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標，認為中國現在已經處於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引導地位的關鍵階段。
他的預測是，2030年前後，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宰制地位將非常類似於1970年代的美國和1870年代的英國。人民幣作為全球主要的儲備貨幣，它來臨的時間和速度比我們想象的要快。並且他認為作為分水嶺的時間，2030年，還可能提前。
當然，這本書的觀點不是所有觀察全球經濟的重要學者或者專家所共同接受的，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包括倫敦《金融時報》非常有名的作者馬丁·沃爾夫（MartinWolf），他也特別為這本書寫了很長的書評，提出一些略微不同的觀點。
並不是說他完全否定這本書，只是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超級的強權，還有很多內在的先天的限制和缺陷。美國仍在某些方面具備優勢，包括科技創新、軍事、由大學和研究機構所代表的美國的綜合實力、英語、民主制度的軟實力等，這些可能成為中國超越美國獲得全球主導權不易克服的障礙。我相信這個論題還會繼續持續下去。我們暫時也不必再做細節討論。
但是，我可以換一個角度帶大家去看。剛才的評估都是以國家為單位。
事實上，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整個經濟的動能，即它的主要的發動機，並不是真正以國家為主要單位，而是在世界層次能夠進行國際分工、進行非常繁復的跨國交換、合作。那樣一個經濟的發動平台，事實上都是一些全球性的都市。它們是創建中心、資訊中心、金融中心，同時，也主導全球的產業鏈、產鏈、管理、設計，以及融資，等等。
最重要的平台是層次。因此，從全球性層次未來可能的變化來看，同樣可以得到剛才那本書《日蝕》那本書給你刻畫的情景。
就在上個月，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和全球顧問公司麥肯錫所屬的自主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觀察了全世界75個具有世界城市條件、並且是未來經濟增長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會出現的興起和追趕的過程。
根據模型，他們列出了75個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
在75城市中，有29個會在中國大陸，不包括台北。根據推測，到那時，會進入全球最具活力、競爭力、創造力、成長動力的城市的，歐洲只有3個。
美國擁有次多，僅此於中國，但也只有13個，遠遠落後於29個。
如果把台北當作一個獨立經濟體，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但是很可能，根據這項估計，到2025台北會在第50名。
東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據麥肯錫的估計，到了2025，它只會排名第10。
如果我們以都市作為整個經濟資源的整合、創造力的發動機，整個創新的載體，那麼你可以發現未來的不到15年里會出現那麼大的劇烈變化。
在這29個城市裡，有些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像上海、北京。有些是大家想不到但卻會成為名列前茅、最具競爭力的城市，比如瀋陽、重慶。
在前20名世界級城市裡，有13個在中國大陸，而且你會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深圳已經可以想象了，雖然它25年前不過是一個小漁村，但現在已經是一千萬人的城市；武漢可能也不奇怪；佛山，大家知道佛山在哪裡嗎？廣東。佛山還算有點名氣，很多武打片常常會提到佛山，是“武術之鄉”。它其實是個衛星城，但現在已經是一個五六百萬人的都會區，而且還在快速成長；東莞？大家很難想象東莞，一個台商聚集之地，它也具備世界城市的條件。
香港在這個排名里已經看不見了，而是在前30名。
如何正確理解中國的興起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講的是“台灣社會精英21世紀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要正確理解中國大陸興起的歷史意涵。這個功課做不好，台灣整個社會根本不知道怎麼面對未來。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講，我認為中國大陸的興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過去300年的人類歷史中，只有三個歷史事件可與之能比：即1789年法國大革命；十月俄國共產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的崛起。
可以說，過去全球秩序的大變化在引導中國發展模式演進，但在未來，中國大陸興起會帶動全球秩序的重組。
要理解中國大陸興起可能對世界帶來的衝擊，首先要客觀全面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而到今天為止，很多台灣社會精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還處在落後、追趕、補課的過程。
為甚麼會有如此巨大的認知落差？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歷史知識和認知框架去理解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這一傾向無可厚非，但很可能讓我們得不到全面的理解。
因為我們的認知基礎中事實上充滿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偏差，而我們自己渾然不知，因為我們很習慣這種思維，以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視野。
美國自己也會偶爾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瞭解中國大陸？不瞭解它的體制？不瞭解它的歷史？不瞭解它為甚麼能夠快速地崛起？”所以前一陣，《新聞週刊》有一個封面，設計得非常挑釁、刺激。它把毛澤東像倒掛，然後把部分標題也倒掛，念下來就是“Every 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也就是你把過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為你知道的中國都拋開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錯的。
但是我認為，即使《新聞週刊》能有這種反省，它也未必能夠以一種非常客觀、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大陸。我們如果不調整原來那些先入為主的、形成我們偏見和選擇性認知的思維的話，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我們可以從人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這樣定位過去三十年或整個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有人把它叫做“奇跡”，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性經濟增長，因為它的持續性增長的速度事實上超過了過去“東亞四小龍”的紀錄，超過了從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也超過了美國內戰以後美國的崛起過程，更超過了德國的興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速度。
不僅如此，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範圍的工業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能以這種速度在那麼大的範圍開始進行工業化。這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
中國也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消滅貧窮，有三億多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脫離聯合國所界定的貧窮線。
我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能夠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以那麼短的時間進行越級式、跳躍式晉升。今天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中，它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整個橫跨。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我們希望兩岸是垂直分工。對不起，這個選項早就沒有了——中國的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舊在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成衣、雨傘，甚至聖誕節的裝飾品；但是同時，它有能力把衛星發射到太空軌道上、可以幫別的國家建造最先進的高速鐵路。華為的通訊設備、交換機絕對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品牌相競爭。所以它能夠同時跨越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又繼續在勞力密集的層次。
中國本身也是一個經濟體系，內部有著非常巨大差異的龐大體系。它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經濟。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坐標，2001年，到現在只有11年時間。它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超過德國。而且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超過絕大多數OECD國家，尤其是看關稅的話。也從來沒有開放國家能夠在全球吸引那麼巨大的資金，還可以參與金融全球化。並且中國直接就發展建構出了二十一世紀水平的通訊和基礎建設。
很多人發現，在三十年中，中國在扮演一個前所未有的角色——這個角色過去是美國在扮演的，就是世界經濟復蘇的火車頭。如果中國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那麼全球經濟復蘇就會減慢。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中國大陸興起從歷史坐標上來講的客觀歷史定位。
由於我們常常會執著於名目性的GDP的計算方式，所以中國大陸經濟體看起來會小一點。如果真的用購買力均等方式來估計的話，根據最權威的剛剛過世不久的荷蘭的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事實上中國在1982年就已經超過了德國，1992年PPP的GDP已經超過日本。到了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於美國的86%了。所以按照這個估計，三年之後，它的經濟總量就會超過美國。到2015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還會是印度的2.5倍以上。
當然，有人會質疑和挑戰這些估計，但有更多人覺得這個估計可能還略顯保守，因為這些估計還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現金融海嘯之前。
中國如何實現史無前例的興起？
現在我們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是：這樣一種快速的、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興起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用一個學期的課去回答，我在這兒就壓縮給大家三個簡單的理解切入點：
一個是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1949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其實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這個時期不完全是。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開放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難以複製。
中國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其動員、滲透的能力進入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並且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
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其他很多國家沒有走這條歷史道路，就很難有這個歷史條件。
中國還充分發揮了“大”的優勢。我在政治系給一些研究生開的“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變遷”課上，開宗明義跟他們講，理解中國大陸時，有三件事情你要記得，尤其是如果你過去是以台灣看世界這種角度的話：第一個是中國非常大；第二個是中國非常非常大；第三個是中國非常非常非常大。
“大”可能是負擔，是巨大的包袱，但也可以把它變成巨大的優勢：第一，中國可以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可以完全發揮它的磁吸效應。現在很多關鍵性核心產業，沒有規模是沒辦法發展的，根本不可能建立。台灣不可能建立一個航天工業，台灣也不可能建構一個高鐵動力火車的產業體系，因為沒有這個市場和規模。全世界航空集團嚴格說起來到今天為止只有兩個，一個是波音，一個是空中巴士，而且空中巴士把歐洲所有國家的資源、人才、市場整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跟波音抗衡，那麼第三個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國大陸。如果把這個巨大規模的潛力展現出來了，那它就產生巨大的磁吸效應。
全世界所有跨國公司沒有不擠破頭要進入中國，先插個旗、佔個位置的。不止CEO，連美國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學校的校董都會說，我們學校有甚麼大中華戰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你必須要回答出來。你沒有回答出來，就代表你的大學在二十一世紀沒有一個潛在性的規劃。世界500強的CEO也是一樣。
這樣一來的話，中國就可以對所有外資要怎麼進入中國設定很多特別的、在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答應的條件。比如，美國通用汽車進入中國，就把它一個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任何其他國家說“你得來我這兒設研發中心”，通用汽車根本不會理它，因為其他國家沒有這個談判籌碼。也因為有這個規模，中國就有完整的科技體系、產業體系。
大家會說，台灣怎麼總是代工，總是只能在生產階段做一些創新。因為坦白說，我們的規模只能說是美國的所有科研體系中的一個分工小組。中國大陸要發射一個人造衛星，裡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識、體系它都自己具備，但台灣不可能。而且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體系的水準可能參差不齊，有些很接近國際一流水準，有些還很落後。但沒有關係，因為一旦有這樣一個體系，它要追趕、要學習、要模仿，就很快。今天即使美國把整個火箭設計的藍圖交給台灣，台灣也無法複製，因為台灣沒有足夠的隊伍去吸收、理解這樣一個設計方案。
另外，日本人過去常常講東亞雁行效應，或者說雁行理論，就是說它有一個垂直分工，領頭羊是日本，後面跟著四小龍，再後面跟著東盟——第二批新興工業體。
但是我們講，中國大陸自己內部就可以形成一個雁行效應，它內部就可以進行垂直分工。也就是說，它的成長動力，可以從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有好幾個層次，因為中國有不同的發展條件，包括勞動價格、土地價格，等等。它在改善生產力的時候，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改善空間。
另外也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在過去三十年充分掌握著後發優勢。後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後發優勢有很多要訣，譬如說第一，你可以學習過去的成功經驗，避免錯誤，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特別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模仿、複製，然後在這複製的基礎上再去改良的話，那你可以進步非常非常快。
同時，中國大陸明顯地採取蛙跳式技術更新。當中國大陸要安裝一個有線的座機都很困難的時候，它其實根本就是一舉先跨入了無線通訊、數位通訊。同樣地，中國大陸可能第三代通訊這一塊兒的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西歐，但它現在已經開始佈局它的第四代通訊。這就是我們講的蛙跳式技術更新。
另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時機讓它成為快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產、產品行銷、金融整合，全球經濟都在這個時期突飛猛進。所以你現在很難去想象，四五十年前台灣剛開始要快速發展經濟的時候，王永慶可以去華爾街融資？不可能嘛。他可以去納斯達克上市？也不可能。這些都是因為在過去三十年里，有一個可以進行全球生產佈局的供應鏈。當然它有很多要素配合，包括貿易自由化、通關的便利、後備運輸、數位通訊。所有這些條件，中國大陸都在這個時期充分地掌握併發揮後發優勢。
從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來理解
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都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叫做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當然有人可能用不同的名詞，有的人會說它是國有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但其實沒有關係，我覺得大陸官方對自己國家經濟體制的這樣一個界定，其實應該認真對待，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宣傳品，或者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其實它真正地告訴了我們這個體制里一些很重要的特色：
一方面它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調節大多數商品的原料中間原料以及勞動市場供需，以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從這個方面講，它是充分運用了市場機制對促進其整個經濟體系效率的正面作用；另外在所有權方面，這一經濟體制是有多種所有權並存的，它們之間既競爭也有共同發展、相互引導。它有國有的，有集體的，有民營的，有外資的。國有企業其實是中國現在仍舊佔據著整個經濟最骨幹、最核心的那些部門。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二十、前三十大的公司都是國有的，不管是銀行，不管是鋼鐵，不管是運輸。
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還堅持農村土地的農民集體所有，絕不輕易跨出私有化這一步，因為私有化很快就會使農民喪失土地，會出現農村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土地兼並，農民流離失所。中國歷史上這種經驗是斑斑可考的。
所以這不是從它的意識形態，而是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剛才講過，國有企業佔據戰略部門，金融、能源、運輸、通訊、基礎工業，包括鋼鐵石化和航天航空，等等。但它也在不斷克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均衡問題。當然，做到甚麼程度見仁見智，但這個動力還是在的。它不斷要追求平衡發展，包括增加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更完整，盡可能用財政移轉性地支付來化解城鄉、區域、勞資、發展和環境之間的矛盾。
如果你從中國自己的意識角度去看它，有一些措施也是史無前例的，包括它把所有的農業的稅收全部取消了，對於農村的醫療、農村的教育，中央財政、地方財政進行補貼，也是中國歷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變。
上面講的是大陸的經濟體制。還有就是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其中最突出的設計就是一黨專政。這個體制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它的重點在於一黨專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這是我們要去瞭解的。
這裡面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就是它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的問題。一般來說一黨專政或威權體制很難克服這兩個門檻，至少從毛澤東以後，中國大陸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接班制。這一體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
所以說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常委就像一個非常強勢的總統——當然這個總統是由政治局常委幾個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決定要尋求共識。
另外，這一體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執政能力問題。共產黨就扮演這個最重要的任務，即人才篩選和創造人才內部競爭機制，讓有一定資歷條件能力的人，能夠在這個體制里循序漸進，承擔更重要的責任。
它也鼓勵、引導地方政府在自己方面的不斷創新。中央本身還扮演一個核心的統籌角色，因為它仍有一個相當大的協調和制衡的權力機制在手上，包括大軍區制、人民銀行大分行制，控制基本能源、運輸、通訊、國土資源，控制宣傳工具，控制人事任命權。這是它面對地方的一些重要節制。
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像是一個聯邦制，省這一級的權力有些時候甚至比美國的州還要大。它沒有憲法做依據，但實際上是作為一個聯邦制的，就是讓各個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可以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試驗創新。而且它讓中國大陸整個巨大板塊能夠進行區域競爭，不僅是省和省要直接競爭資源、人才、投資，甚至一個縣和一個縣之間都要競爭。所以像蘇州下面的崑山，從一個農村突然一躍變成一個高科技的重要基地，接下來旁邊的那些城市都開始模仿它，都想變成另外一個崑山。這一體制也有足夠誘因讓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體，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個管轄範圍看成自己的一個大的企業集團。所以它能夠調動所有的資源。政府自己就像企業集團的總部。
這個政治體制面對的最大挑戰，其實就是剛才講的怎樣進行人才選拔、淘汰不適當的人，確保適當的人能夠擺在適當位置並且受到監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這是全球最艱巨的一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
這個人力資源部門管理的挑戰當然超過任何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國通用，還是微軟。它事實上也可能超過過去我們認為最龐大的一個官方體制——美國的國防部。
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國共產黨整個內部對於人才的篩選、定期淘汰、選拔競爭，很像美國國防部內部的一套人力管理。為甚麼？第一是因為它的封閉。你要做總司令，你不可能空降，必須至少從少尉開始做起，必須在體制里上來。但不是每個少尉都有機會做到上尉，不是每個上尉都有機會做到上校，不是每個上校都有機會做到少將。金字塔最後到了最頂端的時候，只剩下七個人；或者是政治局委員，只剩下不到三十個人。同樣，美國有幾個四星上將，有幾個三星上將？就是這樣一個金字塔。
但是它同樣要確定，為甚麼將來不是張鳳強，而是另外一個海軍少將會做到海軍司令呢？用甚麼機制去管理、篩選？這是一個龐大的極為艱巨的任務。但是倒過來講，其實其他人類社會沒有面臨過這樣的挑戰。
如果你到北京去長安街，看到一個不掛牌的、看起來非常隱蔽的大樓，就是這個人力資源管理部的總部，中央組織部。它要負責1300萬人的黨員幹部，從選拔開始，到訓練、到考核、到晉升、到淘汰。另外，雖然它沒有我們一般定義下的民主機制，但它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機制不是純粹表面的東西。它有它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幹部選拔與考核。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國大陸很多城市的組織部每年都要委託學術機構或者民調中心，針對這個市的所有部門進行民意調查，看對它表現滿意不滿意。凡是掉尾的部門都會被警告。第二次再掉尾，任職人會被撤職或降職。所以它有很多自己在運用的機制。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很多的中國大陸城市，尤其沿海比較發達的城市，它們的市民參政要求比較高，都有利益相關者咨詢與協商機制。它們重大的建設必須要讓居民或者是涉及到的企業或是不同的專業團體進入其協商機制。另外，它也發現地方政府可能有時候不一定貫徹中央的一些政策和要求。所以事實上它也允許適當的矛盾和壓力釋放，也就是說在某一點上來講，它其實是默許串聯、舉報、上訪甚至抗爭的。因為抗爭是讓很多地方民眾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種措施，這種巨大的反彈可以曝光，曝光以後就會派人下去調查，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時候正好會揭露弊端。而且它現在有非常嚴格要求，對於大規模群眾事件，地方的一把手要親自處理，而且絕對不能隨便動用武力。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在面對一個快速變遷的轉型社會時的舉措。中國大陸實際上不斷在調整自己內部的很多機制去化解社會矛盾、讓社會利益也有一定的表達機制，以及形成對幹部的制衡，叫“問責”。它最近也引進責任審計。任何一個副廳級以上的幹部在卸任以後，他任期內所經手的所有的經費、預算要經過審計，這樣才算真正完成交接。在這個過程中也常會發覺問題。這個是中國大陸內部不斷在進行制度調整的一些很明顯的與時俱進的機制。
另外我們要去瞭解，一黨專政體制也不可能沒有它的文化背景。這個文化背景本來應該是我們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因為這個體制實質上建立在滿足“民享”，而不是“民治”。
它的政權基礎是很抽象的，可以意會卻難以言傳，叫“民心”，而不是選票。“得民心”，就是原來中國傳統當中政治正當性的一個核心概念。
儒家本身的“民本”其實也是一個精英政治，用這個精英政治手段試圖來實現“民享”或“民本”的目標。當然，不是有這個目標就能實現的。事實上它可能面對各式各樣的障礙，甚至面對無法跨越的難題。
總之一句話，這個政治體制的政治正當性的建構不是沒有它論述的基礎的。
也因為這樣，面對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中國大陸用那麼快速的工業化全面崛起，西方學者是非常困惑的。因為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如果沒有“民治”，怎麼可能有“民享”呢？
不過中國大陸學者可以問你這個問題：菲律賓也有“民治”，但是它有“民享”嗎？所以這兩者之間也不能直接划等號。
另外西方學者也發現他們不能否認中國大陸三十年的具體成果。他們觀察中國在北京奧運會、處理四川汶川地震災難、應對全球金融海嘯時所展現出來的統籌兼顧的能力，讓很多國家發現他們的政府都沒有這個條件以那麼快速有效的方式去應對那些危機、迎接那些挑戰。
所以前一陣美國《紐約時報》有一個很有名的專欄作家，寫過《地球是平的》這本暢銷書，叫湯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他最新的一本書里有一個章節叫《讓我們做一天中國》（Let’s be China for a day），因為他覺得他也看到了美國的體制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他很擔心美國的體制會處在不斷的內耗過程中，沒有辦法讓這個國家真正有效地面臨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他特別在意美國一定要發展綠色經濟，一定要對氣態性能源投入大量的科研預算。但他發現，美國代表石油界、能源界的利益集團太龐大了，他們在國會可以左右所有這一類型的立法。所以他很感慨。他說，我們能不能有一天做一天中國，在那一天把所有二十一世紀需要頒布的立法全部頒布了，然後第二天回去做美國。當然這是一個夢想，但他用戲劇化的論述來說明這兩個體制的不同。
舉個例子，比如上圖中汶川地震災區的住房重建，基本上只花了三年時間。在重建中，完成了540多萬戶的新建或整建，解決了該地區1200多萬居民的住房問題。大家知道540多萬戶是多大一個數字嗎？全台灣所有的住宅的戶數是多少，大家知不知道？800萬戶。在三年里，蓋了70%的台灣所有的住宅面積。這種規模的重建數在全世界是不可能的。到目前為止，日本東北海岸的垃圾都還沒完全清理完畢。
解讀中國崛起要有大歷史觀
我跟各位提醒一下，解讀中國崛起一定要大歷史觀。沒有大歷史觀根本看不清楚。所以為甚麼我一開始用“興起”而不是“崛起”，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應該是“再興”而不是“崛起”。
因為在乾隆時代，用安格斯·麥迪遜的計算方式，即購買力等值的GDP，當時中國國民生產總額佔全球經濟體系1/4。
它在二十世紀初期一度降到最低，只有3%，一蹶不振，也因為其他國家進步太快，尤其是西歐，還有美國。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中國只是在恢復它在世界上的份額，也在恢復它在東亞的地位。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它在恢復過程裡面的一個插曲而已。這個插曲現在不見得會馬上落幕，但是在十年內一定會有一個很明確的結果，大家可以看得到。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已經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但這不是它第一次塑造世界秩序。在歷史上，它就曾經是一個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行動者和成員。
大家可能不知道，600年前，明朝的時候，中國曾經佔全世界貿易有多大？50%。西方國家的白銀基本上都匯集到中國了，因為有大量貿易順差，有茶葉、絲綢、瓷器這幾個出口大項，而且它自己內部的製造業也很強，所以不太需要進口。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大歷史觀的話，應該把中國的“再興”或者說“崛起”放到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這個理解很重要。我把它叫做怎樣去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而這就是二十世紀的最後四十五年到二十一世紀整個世界歷史巨大變化的主軸。
你現在看到的歐洲面對的所有問題，日本的長期衰落，其實都在這個大歷史脈絡裡面。可以說人類歷史已經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傳統的“南北關係”開始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甚麼叫傳統的“南北關係”？就是說北方的工業化國家永遠掌握科技、軍事的優勢，宰制了全球，制定全世界的各種遊戲規則。而且他們一直以各種手段，有時候是自由貿易，有時候是掠奪，來維持他們永久的優勢。他們有和這些南方國家比差距非常懸殊的生活水準。全世界的財富以及創造財富的手段集中在他們身上。最典型的是他們出口非常高價值的工業產品，換取非常廉價的工業原料、農業產品和能源，可以出口幾噸的香蕉，去換一部收音機。常常有人把這叫做南北的不對稱交換。
這種不對等關係可以讓非西方世界很多國家全面崛起，不僅是四小龍，還有更多的新興經濟體系。它們也進入快速工業化國家，也進入過去北方國家最擅長的科技尖端領域，也會去挑戰原來北方國家所支配壟斷的先進產業。這時候南北的交換關係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個改變很簡單，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凡是中國和印度會生產的，或者自己國家生產無法滿足自己國內需求的所有的產品，價格都會上升。凡是中國和印度（也可以加巴西）會製造的，其價格就會不斷下降。就這麼簡單。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五年前買一個鮭魚便當，鮭魚越來越小，便當越來越貴，因為它的總產量要增加起來很難，雖然它一部分是養殖的。反過來，一個DVD播放器，你到夜市去買，2000台幣，1500也可以買得到。再過幾年，iPhone這種智能手機，在1000人民幣以下是家常便飯。這就是南北關係的根本性變化。
我們正進入一個三百年來未有的大變局，全世界生產活動重心會快速向西方世界轉移。
甚麼叫“西方”？傳統西方，就是西歐，加上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當然也有人把日本放在裡面，這是另外一種定義，傳統西方不包括日本。不過日本在心態上常常自以為是那個集團裡面的一個成員。全世界財富與權力快速重新分配，也不過是非西方世界在恢復他們在世界經濟與政治舞台上的份額，如此而已。
我剛才也講過中國曾經是世界經濟體裡面一個舉足輕重的成員。大家知不知道，其實阿拉伯也是，印度也是——至少在西方還沒有把它納入殖民地勢力之下時，它根本就是全球經濟體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只不過過去，最多兩百多年，世界經濟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個變化的發生說明我們過去所熟悉的世界不會真正永久保存在那兒。
事實上它已經起了劇烈變化，西方國家一些敏銳的觀察家已經看到了。在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之前，前《新聞週刊》的總編輯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2008年就出了一本書，叫《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就在探討這個大歷史變化和大趨勢。
他描繪說，當前的轉折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個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個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歐；第二個是美國的崛起；第三個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這是他的原話。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學院院長馬凱碩，一位印度籍的著名學者，也寫了一本書，叫《新亞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因為歷史學家把美國崛起叫做西半球（west hemisphere）的崛起，是以美國為首的西半球的崛起。他借用這個概念，說亞洲自己就是一個“亞洲半球”，它會變成世界政治經濟舞台上的一個新的要角。
這本書也講到，其實中國、印度、穆斯林和很多其他民族曾經就是世界歷史的主角。沒有阿拉伯人把天文、醫學、數學，還有古希臘的一些經典傳回歐洲的話，歐洲是不會有文藝復興的。
有很多學者都是在對這個大歷史做分析。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參考。像安格斯·麥迪遜這本對人類經濟兩千年的最宏觀的經濟史的研究。我想到大陸有一個學者叫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是麥迪遜做的非常精緻的歷史估算，對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每個經濟體時值規模的估算。這個估算需要收集大量的材料，運用很多不同的估算法。這個圖只是展現他資料裡面的一個部分（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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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500年世界GDP比重分布
我們看1500∼2000年，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大的歷史變化。中國最遲到乾隆末年、嘉慶初期，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世界的比重始終是超過1/4。有時候稍微小一點，可能正好有戰爭，有時候會大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1/4上下。
印度在世界經濟中也是一個相對而言非常大的經濟體，隨後它就全面納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開始被殖民被掠奪的過程。
美國在十九世紀後期內戰結束以後突飛猛進，尤其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達到頂峰。但是我們要想，美國、歐洲這兩個總人口不過佔全世界十分之一多一點，曾經能夠享有全世界幾乎一半以上的生產力。
坦白說，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外，不是一個常態。這個特殊的例外是不可能維持很久的。因為其他國家一旦獨立、一旦不挨打，就可以開始發展、模仿、追趕。有些成功，有些沒那麼成功，但是大趨勢還是在的。要維持科技永久的大幅領先，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歐洲原以為美國都是一些剽竊、模仿的非常不上軌道的殖民地，怎麼可能可以追趕？但美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開始全面追趕。
在追趕過程中，美國其實也是山寨大國。所有歐洲有的東西，一兩個月以後，在紐約、在波士頓就會有複製品了。美國幹嘛要尊重歐洲知識產權？我因為這樣做，還要支付你那麼大的權利金？它在追趕的時候當然也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然美國今天領先了，就反過來要求你要嚴格遵守知識產權等等，作為貿易談判的重要手段。其實這個追趕過程都很類似。反過來講，其實中國輸出很多重要的發明，從來沒有向其他國家收過任何權利金。
大歷史有很多角度。大家千萬不要被現存流行觀念所捆綁，全部思維觀念其實已經定勢，而忘了還有其他各種不同的角度。你作為台大的學生，就是應該要有多元的視角，要有批判性的思維，要能夠超越流行的看法。
非西方世界崛起呈現多元現代性
安格斯·麥迪遜根據這個模型對未來做了估算。這個估算跟我之前講的《日蝕》那本書其實很呼應。雖然他的重點主要放在GDP，而薩勃拉曼尼亞的重點是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特別是貿易和投資。他們側重的面不一樣，但是整個大趨勢是非常類似的。
按照這個模型估計，西歐2030年佔全世界的比重會從過去最高峰，石油危機之前的1/4多一點，降到13%。
美國相對來說減緩速度會比較慢，因為美國還會有新移民，人口還會增長，它的科技創新整體來講是優於西歐的。從現在很多學者對這個數據的看法來看，中國大陸的比重應該是一個保守估計。最重要的一點，西方在石油危機之前曾經佔51%左右，二戰剛結束的時候大概佔56%多一點。美國、英國、法國等重建戰後世界，建構國際體系中所有重要的制度和規則，也不奇怪，因為它們站在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領先支配性地位。
但是整體來看，西方到2030年會低於三分之一，而廣義的非西方會超過三分之二。這個世界就絕不是我們以前熟悉的那個世界了。歷史一定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這個變化已經出現了，不過它的終局還沒有完全形成，還在一個演變的過程中。
譬如說，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把G8當一回事了。幾年前G8不得了，不要說G8峰會——嚴格來說是G7，其中俄羅斯是很勉強作為第八個成員，而且它和其他七個董事格格不入——即使G7財長碰面都是一件大事，全世界的資本市場、投資人都會關注。現在呢？G20。為甚麼要出現G20？為甚麼G8、G7要把舞台讓出來？因為形勢使然。我們現在講金磚五國，包括南非在內的BRICS，開始挑戰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了，並且已經在西方主導的既有的合作體制和規範外設立一套自己的合作機制，當然還在萌芽階段，但是已經有一定的動能。
中國崛起帶動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根本改變了工業產品和原物料之間的交換條件，加速全球財富的重新分配。當然，這個重新分配不是所有西方國家都相對來說在走下坡，也有幸運者，比如說天然資源非常豐富的人口又很少的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因為它們有很多森林、鐵礦、油頁岩，還是可以受惠於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但從核心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我們過去所熟悉的一元現代性歷史格局在消失。西方代表最先進的，其他國家就是慢慢模仿和靠攏，進步和落後的坐標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二十一世紀的特徵就是多元現代性。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國家，可能會以不同的路徑走向現代化，而且它們成熟穩定的現代化社會的模樣、組織原則中，有現代性成分，也有共通的成分，也有其特殊的成分。不是每一個國家最後都會演變成美國，或者演變成德國。事實上日本就不是。日本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國家，其實它的社會、政治運作模式和美國、歐洲很不一樣。不過我們有時候忽視其差異，只看它們共通的地方，勉強去運用一元現代性的歷史格局。
非洲這十年來巨大的變化，是非洲獨立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景象，其實都是因為這些國家全面加速和中國大陸、印度、巴西的關係，形成新的經濟交換和互惠關係。中國大陸和非洲貿易額在2011年就達到1600億美元，佔非洲對外總貿易的18%。
反過來，中國也更依賴非洲的能源。中國也開始進行各類投資，到2010年底有400億。在這個時期，中國本身很多金融機構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在上一個十年，2001∼2010年，中國進出口銀行給非洲提供的各種不同形式的貸款，短期、長期、融資，是672億美元。而世界銀行，這個過去全世界最重要的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性貸款的機構，在這個時期只不過進行了500多億美元的融資。你就可以看出這個變化。中國也減免了35個貧困國家300億美元的債務。現在一個新的重要金融機構在非洲發展，開始在非洲扮演角色，就是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它的總資產超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資產總和，它要和跟非洲合作的中國中小企業開始對非洲進行融資。
在拉丁美洲，你會看到同樣的景象。細節我就不多談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發展的道路會影響到人類的未來。它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過去傳統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發展和治理的話語權，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前這些機構知道它們認為應該怎麼指導非洲、拉丁美洲、亞洲怎麼發展，怎麼進行政治改革，怎麼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但它們過去的這種支配地位發生了劇烈變化。也因為有這個變化，所以林毅夫才可能變成世界銀行的副總裁。
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可能在全世界的意識形態版圖上的，當然在台灣我完全沒有感受，但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亞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甚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
最近，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人》雜誌也意識到這種挑戰，雖然它對中國大陸體制不太願意用官方的名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給它取了另一個名字，叫做“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但它也看到了這樣一個變化，因而憂心忡忡，說西歐福利國家模式面臨崩解，美國資本主義面臨挑戰，國家資本主義在新經濟體中變成一個主流思想，不僅是在中國大陸，而且是在很多非西方國家。
所以如果要我對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的新坐標做一些揣測、描繪的話，我會認為，金磚五國會成為非西方世界的領頭羊、代言人，會逐漸取得全球議題的話語權，G7會逐漸失去制定多邊體制與規範的主導權。當然並不是明天就會看到一個煥然一新的結果，但是這個過程已經在進行，而且在十年、十五年，甚至在更短的時間內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可以看到，美國和歐洲，因為其相對位置開始下降，經濟的挑戰壓力開始上升，除了像德國可以維持很好的競爭力以外，它們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會上升。
反而新興經濟體會變成維護全球貿易的主角。二十年前，它是完全反轉的景象。我也預測，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依存度會不斷增強，彼此在貿易、金融、能源和環境上更緊密合作。金磚五國在新德里召開最近一次的峰會時已經達成協議，要成立一個自己的開發銀行。這個開發銀行一旦成立的話絕對會侵蝕現在世界銀行的地位。
同時我也認為，美元最終會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獨佔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國的超主權貨幣也很難在短時期內出現。這時，國際貿易會呈現多種貨幣結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區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個區域中，某一種貨幣是主要的資本市場操作和結算的貨幣。當然歐元也會有它的位置。人民幣成為東亞主要貨幣的可能性看起來與日俱增。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為甚麼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G20。很簡單，它要新興經濟體承擔新的責任。第一，希望它們能夠擴大支出、擴大消費，帶動西方國家的出口。而且希望國家能夠注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的全球性的金融或財政援助方案，動用它們的儲蓄、外匯存底。你要人家貢獻，你就必須在飯桌上給人家多一副碗筷，多一個席位。
在很多不同領域，除了經濟以外，比如說我們現在最關注的全球變暖問題，怎樣完成一個後《京都議定書》新協議。
這個遊戲規則過去是西歐在主導的。因為美國非常抗拒整個構想，不願接受任何一個全球性的強制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協議，變成一個被動的大國，所以歐洲變成領頭羊。歐洲在設計遊戲規則時，其實在很多方面還是以自己利益作為第一位考慮的。這個主導地位在2009年就被挑戰，從此以後不可能恢復——必須要協商，必須要面對以東亞、印度、巴西這些國家為代表的非西方集團對全球氣候變暖公約的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個世界已經在劇烈變化。雖然說金磚五國作為一個緊密的政治集團還談不上，內部還有很多矛盾，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之間，不過2012年3月在新德里舉行的金磚五國峰會上，可以從政策宣言里看出，他們也找到了對全球性議題共同的立場和看法。因為它畢竟還處在一個急起直追、相對落後的位置。他們提出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這話是甚麼意思？就是說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但這是一種正面表述的方式，來說它們對現存體系的不滿。
為甚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總裁，永遠是一個美國人做，一個歐洲人做？世界上經濟的實力已經出現了那麼巨大的變化，如果西方國家把這些管理機構、多邊體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話，非西方國家就另起爐灶；如果你內部不改革，那我從外部改革，會帶來更大的衝擊。
我們來看東亞的經濟新秩序。我認為也很清楚。中國和印度就會變成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帶動東亞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東亞國家整體上來講會降低對美國與歐洲市場的依賴，並強化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合作，包括拉丁美洲、中東、非洲。
中國大陸也會成為帶動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龍頭，不會是日本，日本看起來可能性比較低。而且我們常常不太關注的一點就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海島，所以我們會以為面海是一個最大的優勢。也沒有錯，在歷史上某一個階段陸上戰爭很多、貿易障礙非常嚴峻的時候，海上通路是最通暢的、無遠弗屆的。
但是一旦政治障礙可以克服的時候，陸上運輸的經濟效益比海上還要高。現在已經在進行這樣一個新的變化。泛亞鐵路系統會變成整個區域經濟整合的加速器。不久之後，就會有高速公路，還有高速鐵路，從昆明直接到新加坡。如果朝鮮的改革速度真的加快的話，高速鐵路從長春經過邊境到平壤，再到首爾，也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這樣，整個中亞這條傳統陸上絲路就透過現代的運輸體系被重新建構。這些都可能是我們要去面對的東亞新秩序。
東亞國家即使不是形成正式的、有形的貨幣同盟，也會是某種形式的貨幣同盟，包括他們自己的貨幣和貨幣政策，以及相互增加持有對方的國債，人民幣也會變成這個區域裡面日漸重要的一個結算貨幣和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計價貨幣。這就是我講的泛亞鐵路系統的建構。這個建構是在不斷加速、進行的。今天一個貨櫃從重慶（一個過去認為交通極不方便的落後山城）花不到十五天就可以到達德國漢堡，中間不需要通關，因為沿路的所有國家都簽了一個協議，可以讓一個封關的貨櫃可以直接到達歐洲。同樣一個貨櫃，如果要從上海運到鹿特丹，需要二十一天以上的時間，而且要確定海向、馬六甲海峽的海道都不是問題。很多新的變化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台灣的國際策略
總要講台灣吧。我給大家的建議是，要開始跳出以西方為中心的思維、超越單一現代性的坐標，適應多元現代性的格局。台灣要準備重新融入亞洲、重新連結非西方世界。我們對南亞太陌生，我們對中亞一無所知，拉丁美洲非常遙遠，非洲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充滿著風險的大陸，但很可能是台灣很重要的未來要在經濟、文化和其他領域拓展的新空間。
可是你要在這個地區進行新的合作和交流，你的心態就要非常開拓，要摒除文明優越感，要接納包容多元價值。
不要以為你知道甚麼是進步，甚麼是落後，其實未必如此。我們可能有時候對自己的印尼傭都不夠包容。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和發展經驗，面對中國大陸，要學習以小事大。如果沒有這個智慧的話，那麼台灣會吃足苦頭。
我認為，台灣最重要的策略和指導思想是“得道多助”，就是你每天不是去埋怨別人對你不好，而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存在價值。人家為甚麼對你好？為甚麼重視你？台大畢業生為甚麼可以得到比北大、清華畢業生更高的薪水？憑甚麼？憑你父母親過去的努力嗎？還是憑你天生就享有這個權利？都沒有。
在現在這個世界上，要打破這種思維。你要證明你自己的存在價值。整個台灣更是如此。台灣必須在國際分工上扮演或不可缺的角色，尤其在開發新市場經濟體的過程中。幫歐美名牌高科技代工這條路看起來已經走不下去了。台灣不僅在經濟上要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新興產業和新興經濟體的開拓上、在國際社會也要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包括協助化解大國矛盾、引導和諧，不製造問題、不激化矛盾，不要成為其他國家的負擔，而且要對全球地區性問題扮演最起碼的該扮演的角色。台灣連溫室氣體排放可能都不願意去承擔責任，這樣很難去獲得別人對你最起碼的尊重。
還要運用自己既有的優勢，補償弱勢。事實上我們還是有自己的優勢，比如說生產資源整合能力，可以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產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運作全球生產和供應的鏈條。我們在語言、文化和宗教方面有我們的深厚傳承。我們和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都有特殊的關係，怎麼樣把這種特殊關係變成我們的一種發展優勢或者立足點。而且我們可能需要依賴企業或者民間組織作為參與國際的最有活力的主角。另外要避開自己的劣勢，要避免在主權議題上硬碰硬，避免掉入大國對抗的漩渦，更要避免在軍備競賽上虛耗資源。
最後是結語。我最近看了一個部落格很有感觸，大家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叫“野武士部落格”，它在講日本失落青年的心聲，十年薪資停滯，十年能不能保有工作的提心弔膽，十年成家買不起房子，父母能夠接濟他的能力不斷萎縮，社會整體往前看都是荊棘滿布，看不到起色。
台灣一定要去避免這樣一個困境。
時間關係，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2013-12-08 朱雲漢 深夜讀書
朱雲漢：台灣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演講時間為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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