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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為什麼重要？ —記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ngus Deaton
2015-10-22
1519
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迪頓（Angus Deaton），以表彰其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研究。簡單來說，迪頓的研究都是從消費出發的。迪頓的獲獎再一次表明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的態度，理論深度當然不可或缺，但也要對真實世界的具體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
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迪頓（Angus Deaton），以表彰其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研究。簡單來說，迪頓的研究都是從消費出發的。首先是一個普通消費者要決定怎麼花自己的錢，多少用來消費，多少用來儲蓄，多少用來投資。由於每一個消費者都不一樣，所以加總數據例如總消費和總收入其實不能反映出個人的行為，但這些總數據又深受個人行為的影響，因此聚焦微觀資料分析就變得極其重要。
這實際上也是經濟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因為這直接影響到我們對經濟週期的解讀。如果不能很好理解個人消費隨著收入調整進而影響宏觀加總數據，那麼就不能很好理解經濟週期，由此經濟蕭條甚至危機帶來的危害也會更深一層。
其次，迪頓關心一個消費者如果有一定的花銷，那麼消費者是如何決定購買不同的東西的。經濟學自打亞當•斯密以來就關心脫貧致富的問題，而消費是其中的關鍵。例如花在食品上多，花在其他方面就少。但食品上的選擇又是多種多樣的，一個人要正常進行經濟活動，就必須達到一定的營養水準，否則就很難脫離貧困陷阱。
迪頓和約翰•米爾鮑爾（John Muellbauer）在上個世紀80年代提出了“幾近理想需求模型”（AID System: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來檢測在不同消費品上的花銷。現在不管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界，這個模型及其後續擴展仍舊被廣泛應用於研究消費行為及相應的政策制定。
最後，迪頓不僅利用反復出現的跨部門資料來“設計”面板資料，以便在真實面板資料缺失的情況下來研究消費和儲蓄行為；而且他還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層面的調查資料來衡量貧困水準和其他生活水準。所謂反復出現的跨部門資料，就相當於你今年問一大群人一系列與經濟相關的問題，明年再問另一大群人一樣的問題，然後問很多年。這種資料的問題是不是針對一群相同的人連續問多年，所以行為變化可能是因為不同人而不是跨時期引起的。而面板資料是對一群人問很多年。那麼“設計”一個基於跨部門的“面板”，就能趨近分析真實面板缺失下的消費者行為。
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層面的調查資料來衡量貧困水準和其他生活水準，這個也非常重要。中國現在有西南財經大學甘犁教授的團隊在做多年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這個資料正在產生重要的影響。而消費當然是家庭行為中的重點。我們以前常說宏觀經濟學缺少微觀基礎，不僅是理論上的，也是指實證資料上的。但迪頓這方面的工作就相當於給宏觀分析找到了高品質的微觀基礎。
諾獎委員會總結他的貢獻是連接“從理論深意到最合適的測度”，打通“從微觀到宏觀的資料”。
這實際上也是經濟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因為這直接影響到我們對經濟週期的解讀。如果不能很好理解個人消費隨著收入調整進而影響宏觀加總數據，那麼就不能很好理解經濟週期，由此經濟蕭條甚至危機帶來的危害也會更深一層。
其次，迪頓關心一個消費者如果有一定的花銷，那麼消費者是如何決定購買不同的東西的。經濟學自打亞當•斯密以來就關心脫貧致富的問題，而消費是其中的關鍵。例如花在食品上多，花在其他方面就少。但食品上的選擇又是多種多樣的，一個人要正常進行經濟活動，就必須達到一定的營養水準，否則就很難脫離貧困陷阱。
迪頓和約翰•米爾鮑爾（John Muellbauer）在上個世紀80年代提出了“幾近理想需求模型”（AID System: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來檢測在不同消費品上的花銷。現在不管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界，這個模型及其後續擴展仍舊被廣泛應用於研究消費行為及相應的政策制定。
最後，迪頓不僅利用反復出現的跨部門資料來“設計”面板資料，以便在真實面板資料缺失的情況下來研究消費和儲蓄行為；而且他還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層面的調查資料來衡量貧困水準和其他生活水準。所謂反復出現的跨部門資料，就相當於你今年問一大群人一系列與經濟相關的問題，明年再問另一大群人一樣的問題，然後問很多年。這種資料的問題是不是針對一群相同的人連續問多年，所以行為變化可能是因為不同人而不是跨時期引起的。而面板資料是對一群人問很多年。那麼“設計”一個基於跨部門的“面板”，就能趨近分析真實面板缺失下的消費者行為。
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層面的調查資料來衡量貧困水準和其他生活水準，這個也非常重要。中國現在有西南財經大學甘犁教授的團隊在做多年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這個資料正在產生重要的影響。而消費當然是家庭行為中的重點。我們以前常說宏觀經濟學缺少微觀基礎，不僅是理論上的，也是指實證資料上的。但迪頓這方面的工作就相當於給宏觀分析找到了高品質的微觀基礎。
諾獎委員會總結他的貢獻是連接“從理論深意到最合適的測度”，打通“從微觀到宏觀的資料”。
（繼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曆塞維奇獲得今年文學獎得主後，諾委員會12日國際標準時間十一點左右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宣佈：英國經濟學家安古斯•迪頓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二】
迪頓和米爾鮑爾1980年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的文章《一個幾近理想的消費系統》，聽起來怪，卻大有用武之地。讓我先從消費系統開始說起。消費系統或者消費模型，基本想法是在一定時期內，消費者根據物品價格和支出預算確定買點啥，買多少。大家比較熟悉的恩格爾係數就是基於這個基本模型，來看買食物的錢占總開支的比例。隨著家庭收入的上漲，總開支也水漲船高，但花在吃飯上的錢占的比例卻下降了。
不過總體上古典消費模型是認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麼商品價格漲一倍，收入也漲一倍的情況下，消費物品的量應該不變。這當然與實際生活有偏差。那麼是人不理性呢，還是人是理性的、但模型設得不好導致與實際資料有偏差？
迪頓的解釋是一來個人層面的理性不能直接加總到總體層面，這個也是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另一個通俗解釋。二來古典模型對消費者行為的限制太多，也許應該放鬆一些。畢竟在實際生活中，收入漲一倍的情況下，消費者很能調整購買商品的種類和數量，而不是保持原有的消費習慣。所以不妨放寬一些假設，這也是為什麼迪頓和米爾鮑爾1980年的文章提出“幾近理想的消費系統”的原因。
福利經濟學領域上一次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阿瑪蒂亞•森，1998年獲獎。森獲獎後越來越轉向對個人自由和基本能力的研究，因為森意識到推進福利的最重要的一個向度是個人自由的擴展。迪頓和米爾鮑爾則聚焦在消費函數上。我稍後再談談迪頓與森的分歧。
但就福利經濟學所關心的效用函數而言，再早一些，就是1972年拿獎的希克斯和阿羅的工作了。當時的一個爭議是個人效用能否一般化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的效用可以一般化，那麼不同人的效用就可以加總起來，成為社會福利函數。但個人的效用或者偏好是不一樣的，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得個人的效用可以相加呢？
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的尋找“代表性個體”的想法，幾十年前就是先進的想法了。如果把加總的效用看作是不同個體的代表性的集合，那麼加總就是可行的了。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不是加總不同的人，而是一樣的人（代表性個體），那顯然就可以加起來了。
這裏迪頓要感謝米爾鮑爾在1970年代的工作，尤其是米爾鮑爾研究的消費者的獨立於價格的一般化的線性偏好（PIGL），也就是偏好與價格獨立不相關，這樣價格變動不會導致偏好改變，而只是影響最終的購買量。
PIGL的變型是非線性偏好，有不少後續基於非線性偏好的實證研究表明個人消費品支出與家庭總支出之間的關係不是線性的，而是先增後減。這個經驗與恩格爾係數相符，但雙方的理論基礎卻有很大不同。恩格爾係數上來就是基於總量的，而迪頓和米爾鮑爾的工作則是基於微觀基礎的。“幾近理想消費系統”是基於非線性偏好上的一個擴展，相比古典消費模型至少放寬了兩重假設：首先偏好可以是非線性的了；其次個體之間的偏好可以不同（異質性個體），例如不同的個體因為年齡和家庭規模的不同，偏好不同的消費品結構等。
有人可能會問，這聽起來不錯，但是有什麼用呢？一來學理上這有助於研究動態一般均衡，二來對實際政策影響也很大。比如說稅收政策，由於不同人群的消費結構不同，而且消費支出非線性，那麼不同國家在設定稅收政策時到底收增值稅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就應該考慮其國民的人口結構。而在不同國家之間，關稅的調整不僅對貿易有直接的影響，也會應該不同國家民眾的消費，所以貿易稅高低有無都要考慮消費系統。迪頓和米爾鮑爾的“幾近理想消費系統”就能起大作用了。
【三】
對迪頓來講，上述分析主要是圍繞一定時間點上怎麼購買不同消費品的問題。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跨時期消費受什麼影響，又會因為跨期消費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引入了時間，一切變得不一樣了。
1930年代，凱恩斯的總量分析風行一時，總消費、總需求、總收入等概念之所以長期流行，也的確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與實際經濟資料是相互吻合的。1976年的諾獎得主弗裏德曼和1985年的諾獎得主莫迪格裏亞尼分別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說和生命週期假說，用來解釋消費者為什麼會存一部分錢以備不時之需。
也就是說，個體對自己一生能賺的錢的總數有個估計，對自己一生需要的消費也有個估計，那麼一生當中高高低低的儲蓄，是為了是消費保持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可以理解，如果馬上要發工資了，就提前消費一點；如果預計馬上要花大頭，現在就省一點存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消費等於永久收入，而邊際上消費帶來的效用和邊際上財富增加帶來的效用是一樣的，且財富邊際效用是隨機遊走的。
基於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假說，一個推論是人一生當中的收入曲線要比消費曲線平滑。那麼實際上也是這樣嗎？1985年，迪頓與阿蘭•布蘭德（Alan Blinder）發表了《再探序時消費模型》（The Time Series Consumption Function Revisited）一文，來看總消費和總收入資料是不是符合上述基於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的假說，結果發現不儘然。資料顯示，消費曲線更平滑。
1987年，迪頓又在《計量經濟學》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次他用家庭調查資料，發現了基於弗裏德曼及莫迪格裏亞尼的假說完全相反的結果，消費曲線要平滑得多。所以他提出“人一生的收入是基本決定的”這一假設，理論和實際上都站不住腳。隨便來一個“失業衝擊”，就讓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的說法失去了根據。1989年，迪頓和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乘勝追擊，又利用實證資料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實證資料顯示與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假說不一樣的結論，這被稱為“迪頓悖論”。對迪頓來說，“好消息”是有機會證明前兩位諾獎得主弗裏德曼和莫迪格裏亞尼是錯的。“挑戰”是怎麼辦？
由於基於加總數據分析的問題是尋找代表性個體，但這並非沒有問題，因為加總過程中可能產生問題，而導致資料和理論預測不符。如果是因為資料的問題，那麼“迪頓悖論”或許就是個假問題。因為回到個人層面而不是加總的資料，有可能證實的是弗裏德曼和莫迪格裏亞尼的說法。
所以自然而然，迪頓面臨的挑戰是回到個人層面的資料，來研究宏觀上的消費行為。理想的資料當然是對一大群人做連續多年的跟蹤調查，這樣就有一組面板資料。但如文章開頭所言，大量調查往往做不到多年追蹤，而只能是每年對不同的人群進行調查，然後調查多年。這樣一來就是多期的跨部門資料。
那麼能不能根據多期的跨部門資料，來設計或者說“虛構”一個面板資料呢？迪頓1985年的文章就專談這一虛構面板的設計。簡單來說，多年重複性的調查會生成基於不同特徵組別的人群的隨機樣本，從這個隨機樣本來推斷跨期的行為，在統計分析中就相當於用面板資料。比如說，按照不同的年齡段分組，再把人分到不同的年齡組裏去，這樣不同年齡組就有了一個跨期的“虛構面板”。順便說一句，“虛構面板”能節省大量的調查成本，也因此被世界銀行採用。根據虛構面板的資料，迪頓同樣發現理論上的消費行為和資料顯示的消費行為之間有偏差。
【四】
迪頓對發展經濟學也是貢獻巨大。1980年代，發展經濟學陷入停滯，主要原因是微觀資料缺失，研究方法上也沒有突破。而對於發展經濟學而言，一個重頭問題就是如何脫貧致富。在實施脫離貧困的政策之前，在迪頓看來，有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沒有很好的答案，那就是“什麼是貧困”。
迪頓認為從消費角度入手去看貧窮是一個可靠的手段。但這個必須同時和家庭層面的調查聯繫在一起，以便獲得微觀資料來準確衡量貧困。迪頓這部分工作大量和世界銀行的專案聯繫在一起，而1998年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工作則和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項目連在一起。這也啟示固守書齋的研究者，面向真實世界的研究帶來的突破有些時候可能比在象牙塔里皓首窮經要大得多。
迪頓用來衡量貧困的指標之一，也是營養水準，具體而言是指卡路里。但卡路里攝入是個人層面的資料，而其他的資料則是來自家庭層面的資料。儘管家庭層面的資料也已經很微觀，但依舊不同與個人層面的資料，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成人和小孩的卡路里需求完全不同。
通常的辦法就是通過權重來處理小孩子的問題。例如計算出一個小孩子大概占一個大人的幾分之幾，這樣就可以通過權重調整，來整合個人和家庭層面的資料。迪頓和米爾鮑爾1986年的工作利用斯裏蘭卡和印尼的資料，顯示一個孩子的消費成本大概是一個成人消費的30-40%。
用營養水準來衡量貧困並不是個新的想法。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指出人吃飽飯對後續生產的重要性。研究卡路里和收入之間的關係，顯然也有助於各國制定不同的經濟政策來消減貧困。比如說，如果卡路里相對收入的彈性高，那麼提高收入就應該成為消減貧困的首選政策。反之，消減貧困的首要政策應該是提供基本需要，是一種再分配政策，而不是增長。
更重要的是，一開始必須攝入一定的卡路里才能維持一個人一天的基本活動，否則沒有足夠的食物提供足夠的卡路里，即便低於市場工資，這個人也無法找到工作或者說不能勝任，從而陷入貧困陷進不能自拔。
此時，如同貝納濟（Abhijit Banerjee）和杜芙洛（Esther Duflo）在《窮人的經濟學》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政策需要去推一把（nudge），才能幫助窮人脫貧。兩人在印度做了大量的實地試驗，證明瞭不少推一把的政策是有效的。
貝納濟和杜芙洛以及其他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大量應用隨機對照試驗（RCT）來區分不同機制的扶貧效果。迪頓儘管同意RCT的有效作用，但他認為RCT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會出現特定的結果。他還指出將RCT得到的結論一般化到其他更廣泛的領域，需要非常謹慎。也就是說，迪頓認為這些並非利用具體的微觀資料來測量卡路里攝入和收入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在接受其結論和政策建議前，要先打一個問號。
而迪頓和香卡•蘇布拉馬尼亞（Shankar Subramanian）1996年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則利用來自印度的家庭微觀資料來實證卡路里和收入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食物消費隨著收入增長而增長，只是要用牛奶和肉類代替穀物來提高卡路里的成本也很高。不過貧困家庭依舊可以用穀物來減少追求替代性食物提升的成本。是以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說，應該聚焦在推動增長，而不是像貝納濟和杜芙洛說的那樣，轉到再分配上，輕推一把。
此外，蘇布拉馬尼亞和迪頓還發現一天所需的卡路里的成本大概只占日工資的5%，很少的一部分就可以滿足一天的正常活動。這間接挑戰了杜芙洛等的一系列基於“吃飽才能幹活否則陷入貧困陷阱”的工作，因為按照迪頓的文章，其推論是營養不良是貧困的結果，而不是貧困的原因。而杜芙洛的一系列工作則是將營養不良看做貧困的原因，從而設計出政策去消除營養不良，進而消除貧困。
【二】
迪頓和米爾鮑爾1980年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的文章《一個幾近理想的消費系統》，聽起來怪，卻大有用武之地。讓我先從消費系統開始說起。消費系統或者消費模型，基本想法是在一定時期內，消費者根據物品價格和支出預算確定買點啥，買多少。大家比較熟悉的恩格爾係數就是基於這個基本模型，來看買食物的錢占總開支的比例。隨著家庭收入的上漲，總開支也水漲船高，但花在吃飯上的錢占的比例卻下降了。
不過總體上古典消費模型是認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麼商品價格漲一倍，收入也漲一倍的情況下，消費物品的量應該不變。這當然與實際生活有偏差。那麼是人不理性呢，還是人是理性的、但模型設得不好導致與實際資料有偏差？
迪頓的解釋是一來個人層面的理性不能直接加總到總體層面，這個也是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另一個通俗解釋。二來古典模型對消費者行為的限制太多，也許應該放鬆一些。畢竟在實際生活中，收入漲一倍的情況下，消費者很能調整購買商品的種類和數量，而不是保持原有的消費習慣。所以不妨放寬一些假設，這也是為什麼迪頓和米爾鮑爾1980年的文章提出“幾近理想的消費系統”的原因。
福利經濟學領域上一次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阿瑪蒂亞•森，1998年獲獎。森獲獎後越來越轉向對個人自由和基本能力的研究，因為森意識到推進福利的最重要的一個向度是個人自由的擴展。迪頓和米爾鮑爾則聚焦在消費函數上。我稍後再談談迪頓與森的分歧。
但就福利經濟學所關心的效用函數而言，再早一些，就是1972年拿獎的希克斯和阿羅的工作了。當時的一個爭議是個人效用能否一般化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的效用可以一般化，那麼不同人的效用就可以加總起來，成為社會福利函數。但個人的效用或者偏好是不一樣的，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得個人的效用可以相加呢？
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的尋找“代表性個體”的想法，幾十年前就是先進的想法了。如果把加總的效用看作是不同個體的代表性的集合，那麼加總就是可行的了。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不是加總不同的人，而是一樣的人（代表性個體），那顯然就可以加起來了。
這裏迪頓要感謝米爾鮑爾在1970年代的工作，尤其是米爾鮑爾研究的消費者的獨立於價格的一般化的線性偏好（PIGL），也就是偏好與價格獨立不相關，這樣價格變動不會導致偏好改變，而只是影響最終的購買量。
PIGL的變型是非線性偏好，有不少後續基於非線性偏好的實證研究表明個人消費品支出與家庭總支出之間的關係不是線性的，而是先增後減。這個經驗與恩格爾係數相符，但雙方的理論基礎卻有很大不同。恩格爾係數上來就是基於總量的，而迪頓和米爾鮑爾的工作則是基於微觀基礎的。“幾近理想消費系統”是基於非線性偏好上的一個擴展，相比古典消費模型至少放寬了兩重假設：首先偏好可以是非線性的了；其次個體之間的偏好可以不同（異質性個體），例如不同的個體因為年齡和家庭規模的不同，偏好不同的消費品結構等。
有人可能會問，這聽起來不錯，但是有什麼用呢？一來學理上這有助於研究動態一般均衡，二來對實際政策影響也很大。比如說稅收政策，由於不同人群的消費結構不同，而且消費支出非線性，那麼不同國家在設定稅收政策時到底收增值稅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就應該考慮其國民的人口結構。而在不同國家之間，關稅的調整不僅對貿易有直接的影響，也會應該不同國家民眾的消費，所以貿易稅高低有無都要考慮消費系統。迪頓和米爾鮑爾的“幾近理想消費系統”就能起大作用了。
【三】
對迪頓來講，上述分析主要是圍繞一定時間點上怎麼購買不同消費品的問題。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跨時期消費受什麼影響，又會因為跨期消費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引入了時間，一切變得不一樣了。
1930年代，凱恩斯的總量分析風行一時，總消費、總需求、總收入等概念之所以長期流行，也的確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與實際經濟資料是相互吻合的。1976年的諾獎得主弗裏德曼和1985年的諾獎得主莫迪格裏亞尼分別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說和生命週期假說，用來解釋消費者為什麼會存一部分錢以備不時之需。
也就是說，個體對自己一生能賺的錢的總數有個估計，對自己一生需要的消費也有個估計，那麼一生當中高高低低的儲蓄，是為了是消費保持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可以理解，如果馬上要發工資了，就提前消費一點；如果預計馬上要花大頭，現在就省一點存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消費等於永久收入，而邊際上消費帶來的效用和邊際上財富增加帶來的效用是一樣的，且財富邊際效用是隨機遊走的。
基於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假說，一個推論是人一生當中的收入曲線要比消費曲線平滑。那麼實際上也是這樣嗎？1985年，迪頓與阿蘭•布蘭德（Alan Blinder）發表了《再探序時消費模型》（The Time Series Consumption Function Revisited）一文，來看總消費和總收入資料是不是符合上述基於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的假說，結果發現不儘然。資料顯示，消費曲線更平滑。
1987年，迪頓又在《計量經濟學》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次他用家庭調查資料，發現了基於弗裏德曼及莫迪格裏亞尼的假說完全相反的結果，消費曲線要平滑得多。所以他提出“人一生的收入是基本決定的”這一假設，理論和實際上都站不住腳。隨便來一個“失業衝擊”，就讓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的說法失去了根據。1989年，迪頓和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乘勝追擊，又利用實證資料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實證資料顯示與永久收入和生命週期假說不一樣的結論，這被稱為“迪頓悖論”。對迪頓來說，“好消息”是有機會證明前兩位諾獎得主弗裏德曼和莫迪格裏亞尼是錯的。“挑戰”是怎麼辦？
由於基於加總數據分析的問題是尋找代表性個體，但這並非沒有問題，因為加總過程中可能產生問題，而導致資料和理論預測不符。如果是因為資料的問題，那麼“迪頓悖論”或許就是個假問題。因為回到個人層面而不是加總的資料，有可能證實的是弗裏德曼和莫迪格裏亞尼的說法。
所以自然而然，迪頓面臨的挑戰是回到個人層面的資料，來研究宏觀上的消費行為。理想的資料當然是對一大群人做連續多年的跟蹤調查，這樣就有一組面板資料。但如文章開頭所言，大量調查往往做不到多年追蹤，而只能是每年對不同的人群進行調查，然後調查多年。這樣一來就是多期的跨部門資料。
那麼能不能根據多期的跨部門資料，來設計或者說“虛構”一個面板資料呢？迪頓1985年的文章就專談這一虛構面板的設計。簡單來說，多年重複性的調查會生成基於不同特徵組別的人群的隨機樣本，從這個隨機樣本來推斷跨期的行為，在統計分析中就相當於用面板資料。比如說，按照不同的年齡段分組，再把人分到不同的年齡組裏去，這樣不同年齡組就有了一個跨期的“虛構面板”。順便說一句，“虛構面板”能節省大量的調查成本，也因此被世界銀行採用。根據虛構面板的資料，迪頓同樣發現理論上的消費行為和資料顯示的消費行為之間有偏差。
【四】
迪頓對發展經濟學也是貢獻巨大。1980年代，發展經濟學陷入停滯，主要原因是微觀資料缺失，研究方法上也沒有突破。而對於發展經濟學而言，一個重頭問題就是如何脫貧致富。在實施脫離貧困的政策之前，在迪頓看來，有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沒有很好的答案，那就是“什麼是貧困”。
迪頓認為從消費角度入手去看貧窮是一個可靠的手段。但這個必須同時和家庭層面的調查聯繫在一起，以便獲得微觀資料來準確衡量貧困。迪頓這部分工作大量和世界銀行的專案聯繫在一起，而1998年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工作則和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項目連在一起。這也啟示固守書齋的研究者，面向真實世界的研究帶來的突破有些時候可能比在象牙塔里皓首窮經要大得多。
迪頓用來衡量貧困的指標之一，也是營養水準，具體而言是指卡路里。但卡路里攝入是個人層面的資料，而其他的資料則是來自家庭層面的資料。儘管家庭層面的資料也已經很微觀，但依舊不同與個人層面的資料，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成人和小孩的卡路里需求完全不同。
通常的辦法就是通過權重來處理小孩子的問題。例如計算出一個小孩子大概占一個大人的幾分之幾，這樣就可以通過權重調整，來整合個人和家庭層面的資料。迪頓和米爾鮑爾1986年的工作利用斯裏蘭卡和印尼的資料，顯示一個孩子的消費成本大概是一個成人消費的30-40%。
用營養水準來衡量貧困並不是個新的想法。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指出人吃飽飯對後續生產的重要性。研究卡路里和收入之間的關係，顯然也有助於各國制定不同的經濟政策來消減貧困。比如說，如果卡路里相對收入的彈性高，那麼提高收入就應該成為消減貧困的首選政策。反之，消減貧困的首要政策應該是提供基本需要，是一種再分配政策，而不是增長。
更重要的是，一開始必須攝入一定的卡路里才能維持一個人一天的基本活動，否則沒有足夠的食物提供足夠的卡路里，即便低於市場工資，這個人也無法找到工作或者說不能勝任，從而陷入貧困陷進不能自拔。
此時，如同貝納濟（Abhijit Banerjee）和杜芙洛（Esther Duflo）在《窮人的經濟學》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政策需要去推一把（nudge），才能幫助窮人脫貧。兩人在印度做了大量的實地試驗，證明瞭不少推一把的政策是有效的。
貝納濟和杜芙洛以及其他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大量應用隨機對照試驗（RCT）來區分不同機制的扶貧效果。迪頓儘管同意RCT的有效作用，但他認為RCT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會出現特定的結果。他還指出將RCT得到的結論一般化到其他更廣泛的領域，需要非常謹慎。也就是說，迪頓認為這些並非利用具體的微觀資料來測量卡路里攝入和收入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在接受其結論和政策建議前，要先打一個問號。
而迪頓和香卡•蘇布拉馬尼亞（Shankar Subramanian）1996年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則利用來自印度的家庭微觀資料來實證卡路里和收入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食物消費隨著收入增長而增長，只是要用牛奶和肉類代替穀物來提高卡路里的成本也很高。不過貧困家庭依舊可以用穀物來減少追求替代性食物提升的成本。是以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說，應該聚焦在推動增長，而不是像貝納濟和杜芙洛說的那樣，轉到再分配上，輕推一把。
此外，蘇布拉馬尼亞和迪頓還發現一天所需的卡路里的成本大概只占日工資的5%，很少的一部分就可以滿足一天的正常活動。這間接挑戰了杜芙洛等的一系列基於“吃飽才能幹活否則陷入貧困陷阱”的工作，因為按照迪頓的文章，其推論是營養不良是貧困的結果，而不是貧困的原因。而杜芙洛的一系列工作則是將營養不良看做貧困的原因，從而設計出政策去消除營養不良，進而消除貧困。
【五】
國際社會越來越緊密聯繫在一起。而貧困國家往往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貧困，此時國際援助就顯得尤其重要。問題是不同的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貧窮的終結》裏大膽預言，國際援助可以幹這個，可以幹那個，最終消除貧困。但伊斯特林（William Easterly）和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則注意到國際援助產生的非意圖後果。尤其是可能加深受助國政府的腐敗程度，卻無助於消除貧困。迪頓與伊斯特林和巴格沃蒂一樣，看到國際援助的無效性。國際援助是重要的，但它也可能是無效的。因此重要的是改變當前國際援助的使用方式，否則還不如伊斯特林建議的那樣，不需要援助。
關於國際援助到底應該用於什麼才能有效消除貧困，大致有三大類看法。第一類是提升窮人的基本能力，以阿瑪蒂亞•森為代表；第二類是提升窮人的營養水準，搞公共服務等，以薩克斯和杜芙洛等為代表；第三類則關心經濟增長，從而通過涓滴效應惠及眾生。
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強調個人自由拓展才是脫貧的標誌，但困難是個人自由很難量化。退而求其次，森轉向基本能力，例如基礎識字率等。其背後的想法是，如果一個人不識字，那麼在現代社會其實行政治和經濟權利的能力就受到限制，成為事實上的能力不平等。舉例而言，不識字就意味著沒有閱讀選票的能力，又談何參與政治爭取自己的權利呢？
自然而然的，森認為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社會，不管是代議制民主還是協商民主，是能夠就什麼是基本能力達成共識的。那麼促成這些基本能力生長的政策，就應該得到實施，由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比如說全社會的教育水準分佈極其不均，那一般來說窮人的教育水準就處在低的那一端。這樣事實上造成了能力的不平等，就不太可能通過事後的再分配政策來消減貧困。按照森的看法，經濟政策應該聚焦到問題的源頭上去，幫助窮人獲取基本能力。
國際社會越來越緊密聯繫在一起。而貧困國家往往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貧困，此時國際援助就顯得尤其重要。問題是不同的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貧窮的終結》裏大膽預言，國際援助可以幹這個，可以幹那個，最終消除貧困。但伊斯特林（William Easterly）和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則注意到國際援助產生的非意圖後果。尤其是可能加深受助國政府的腐敗程度，卻無助於消除貧困。迪頓與伊斯特林和巴格沃蒂一樣，看到國際援助的無效性。國際援助是重要的，但它也可能是無效的。因此重要的是改變當前國際援助的使用方式，否則還不如伊斯特林建議的那樣，不需要援助。
關於國際援助到底應該用於什麼才能有效消除貧困，大致有三大類看法。第一類是提升窮人的基本能力，以阿瑪蒂亞•森為代表；第二類是提升窮人的營養水準，搞公共服務等，以薩克斯和杜芙洛等為代表；第三類則關心經濟增長，從而通過涓滴效應惠及眾生。
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強調個人自由拓展才是脫貧的標誌，但困難是個人自由很難量化。退而求其次，森轉向基本能力，例如基礎識字率等。其背後的想法是，如果一個人不識字，那麼在現代社會其實行政治和經濟權利的能力就受到限制，成為事實上的能力不平等。舉例而言，不識字就意味著沒有閱讀選票的能力，又談何參與政治爭取自己的權利呢？
自然而然的，森認為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社會，不管是代議制民主還是協商民主，是能夠就什麼是基本能力達成共識的。那麼促成這些基本能力生長的政策，就應該得到實施，由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比如說全社會的教育水準分佈極其不均，那一般來說窮人的教育水準就處在低的那一端。這樣事實上造成了能力的不平等，就不太可能通過事後的再分配政策來消減貧困。按照森的看法，經濟政策應該聚焦到問題的源頭上去，幫助窮人獲取基本能力。
（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哈佛大學退休教授。）
杜芙洛等的研究則聚焦提升窮人的營養水準，當然也包括衛生醫療、女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但迪頓與森和杜芙洛等都不一樣的，迪頓基於微觀資料，在傾向國際援助應用於當地增長的同時，也不全面拒斥提升基本能力。所以請別誤會，不管是迪頓與森之間，還是迪頓與杜芙洛之間，他們的共識其實都遠大於分歧。
迪頓的獲獎再一次表明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的態度，理論深度當然不可或缺，但也要對真實世界的具體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根據迪頓的Google Scholar網頁，2015年他已經發表了8篇文章（包括合作文章），用老當益壯來形容也恰當不過。是的，迪頓對經濟學還在產生新的影響，這不管對學術界還是政策界來說，都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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