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之爭到了該終結的時候（上）

2015-10-29 3736

屠呦呦教授如今早已退休多年，她的研究是幾十年前的文革時代開始的。但是網上的討論者大概以年輕人為主，很多人對那個被刻意淡化的時代並不瞭解。我畢竟是過來人，而且還有一些獨特的經歷，於是就寫了一篇對四十多年前的回憶《瘧疾、青蒿與中醫》

前不久，有傳媒就“屠呦呦教授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一事要對我作訪談，我說，不是搞這一行的，怎麼能亂說？不過幾天後，我看網上關於此事的爭論也多是外行話，其中卻涉及了許多遠非技術問題的“公共話語”。有的且事關重大。

屠呦呦教授如今早已退休多年，她的研究是幾十年前的文革時代開始的。但是網上的討論者大概以年輕人為主，很多人對那個被刻意淡化的時代並不瞭解。我畢竟是過來人，而且還有一些獨特的經歷，於是就寫了一篇對四十多年前的回憶《瘧疾、青蒿與中醫》[秦暉：《瘧疾、青蒿與中醫——從屠呦呦獲獎引發的爭論想到的》，《經濟觀察報》2015年10月19日]與大家分享。

結果不少朋友還真引發了興趣，尤其是其中一些與傳統說法不同的內容，有些朋友還提出了疑問。為此我覺得還有必要談談，當然，這次談的與瘧疾和青蒿就沒有多大關係了。

【“政治任務”就能導致“真實性”？】

前文中我曾提到當年下鄉時看過不少中草藥書。交稿後上網一搜，發現當年出現的這些中草藥書還真成了學者研究的物件。如檔次很高的《中國中藥雜誌》前些年刊登過一篇論文，就把文革期間1080種“中草藥著作”作了一個系統而詳實的介紹，並對當時的“中草藥運動”進行了獨到的評論[胡曉峰：《文革時期中草藥著作概述》，《中國中藥雜誌》第33卷24期（2008年12月），2988-2991頁]，使我大開眼界。作者注意到在那13年（1966-1978，該文把“文革時期”延長到1978年，是因為文革中編寫的書有的到這時才出版）中問世的這類書籍中，有將近半數集中出現於1970—1972年間，並認為這三年成書數量劇增與1970年各省市舉辦中草藥展覽、1971年舉辦“全國中草藥新醫療法展覽會”有關，從而構成了“中草藥運動”的最高潮。我當年僻居深山竟不知道有這些展覽，不過讀過後心裏也踏實了許多。因為我下鄉九年間當衛生員的只有前三年，不敢說對全過程有深入瞭解，但從該文知道這三年也恰恰是“中草藥運動”的最高潮了，因此還是可以回憶點什麼的。

該文對這一時期的“中草藥運動”總的來說評價很高，用了“真實可靠、驗便廉易、重視戰備、勇於創新”，其“巨大作用”和“寶貴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等美譽。這些說法並非全無根據。從1980年代改革以來，我國一方面上下各階層對當時好不容易才擺脫的文革狀態深惡痛絕，“徹底否定”和“十年浩劫”成為形容那個時代最標準的兩個詞語，另一方面對文革的教訓並未進行真正深刻的反思，對那個時期的經濟社會實況也沒有深究。在“不爭論”、“宜粗不宜細”等說法下，文革研究在大陸幾十年來基本屬於禁區，深度的分析無法開展。近半個世紀過後，當年真相已經模糊，而幾十年中國特色改革與巨大成就伴生而累積的大量時弊卻近在眼前，於是當年簡單武斷的官式“否定”越來越不能服人，當年文字與數位元上的種種“輝煌”又被人翻了出來。

這些文字與數位元不盡是海市蜃樓。當年那個高強度動員體制不是吃素的，正如在國家投資闕如的情況下以“運動”方式搞經濟一樣，在國家福利闕如的情況下以“運動”方式搞醫療，有不得已的成分，也還是能做不少事的。即便在經濟發達、出版業的規模早已今非昔比的如今，恐怕也難有在出版業極度蕭條的1970一年搞出來近兩百種中草藥書的聲勢。一個類比是：我曾回憶在1969年為準備下鄉在圖書館查過農業科技方面的書籍，發現有相當大的比例（當時沒想到統計一下）是大躍進時期形形色色的“農業高產技術”小冊子。事實上，我國除政治性出版物外，技術性出版物自1949年以後曾經有過三大出版高潮：一是建國初期各行各業各學科介紹“蘇聯老大哥經驗”的小冊子，二是大躍進時代的“高產技術”資料，第三就是1970年代初的“新醫療法運動”讀物了。

這些資料並非絕無可取，披沙瀝金應能有所收穫。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屠呦呦教授獲得諾獎的青蒿素研究，有人推測說，關於她受葛洪《肘後備急方》啟發之說是出於如今提倡“國學”但又回避文革的考慮。我認為是有可能的，因為我自己就從當時那些中草藥書中得到青蒿治瘧的資訊，專家學者尤其是屠教授這樣的尖子不大可能沒看過。

不過從整體上說，除了“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古訓外，由於這類讀物的高度“政治性”導致的嚴重局限更是絕不能忽視的。但時過境遷後，現在有些人已經忘了這點，甚至還反過來用“政治性”來證明這類讀物特別可信。上述文章就把“真實性”當做這些草藥書的一大特點，而“真實性”居然來源於“政治性”：“文革時期的政治形勢要求人們認真對待每一項政治任務，不認真或造假均屬於政治問題，因此中草藥著作普遍具有真實性。”這樣的論斷真使我這個過來人大吃一驚：“政治任務”就能帶來“真實性”？而且還“普遍”？“文革時期的政治形勢”使人不可能“造假”？“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是什麼時代的名言？文革中鬥爭“走資派”、“抓牛鬼蛇神”、“一打三反”不是天字第一號“政治任務”嗎？為此整的那些“黑材料”因此就有了“真實性”？大躍進放“高產衛星”不是“政治任務”嗎？那些“高產技術”及其“畝產XX萬斤”的成果因此也有了“真實性”？就說醫學、尤其是中醫領域吧，文革前夕北朝鮮金鳳漢發現“經絡的物質性存在”不是“政治任務”嗎？《人民日報》曾空前絕後地用兩個半整版的篇幅刊登金鳳漢的長篇“學術論文”並發表社論高調歡呼，不是基於“政治形勢”嗎？那些“鳳漢管”、“鳳漢液”和“鳳漢小體”等驚人發現也因此有了“真實性”？

金鳳漢騙局發生在文革前，我國也只是鼓吹，“原創”是朝鮮的事，但“文革時期的政治形勢”下醫療運動中的造假也絕非罕見。我曾提到文革時期各種新醫療法“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創造了許多“奇跡”。文革終結後，這些“奇跡”多被正規醫療機構和專家徹底否定為“偽科學、大騙局”。[鄧元誠：《我國聾人（聾兒）聽力康復事業的回顧》，中國聾兒康復網站（www.chinadeaf.com)]這也印證了我的一個看法：市場中為賺錢有假冒偽劣，但官場上為“政治任務”之需搞的假冒偽劣難道更少？不過，市場只要不是太畸形，畢竟還是真貨多。官場自然也不會都是假貨。當時的虛誇冒吹固然盛行，那些“新醫”的創造是否也還有確實可用成分？今天沒有研究的我無法判斷，想來應該是有的。只是“普遍具有真實性”的斷言就太過了。

中藥雜誌那篇文章就提到，1970年前後中草藥書的編發高峰是圍繞地方與中央各級層層舉辦“中草藥展覽會”形成的。其實當時的層層“展覽”、“彙報”、“調演”的確是一個常用的動員模式。我下鄉後期沒有再當衛生員，但參與了當時“群眾性文藝活動”中的民間民族文藝創作，曾幾度被借調到縣文化局。當時的文藝運動號稱用革命思想“佔領上層建築”，同樣具有“政治任務”性質，而在操作上也以層層“調演”為“中心工作”（當時一個常用詞）。地區一旦要搞調演，縣裏就集中創作班子，包括從基層“借調”我們這些人忙上兩三個月，為縣文藝隊準備一台調演節目。如果什麼節目在地區調演中被看中，還會集中到地區去為參加自治區調演的地區代表隊準備節目。這些逐級調演都是給“上邊”看，以獲得上邊褒獎和中選為目的的。儘管它對推動民間文藝也不無作用，但說實話，那些中選節目真正在鄉間演出的機會很少。

圍繞逐級“展覽”而組織編寫的那些中草藥書也是如此。正如該文顯示的，1972年後不再有這種逐級舉辦的中草藥展覽，編印中草藥書的勢頭就一下子降了一多半。所以，完全從那時的“政治性”文字去理解中草藥運動的“巨大作用”，相信其“真實可靠、驗便廉易”，恐怕不靠譜。

【“新醫療法”與傳統中醫：從“一根針”談起】

平心而論，這些中草藥書本身很多都編得不錯。例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本草綱目》引述葛洪青蒿治瘧說時又用郭璞、陶弘景之言，把青蒿描述成那種可以做菜但不含青蒿素的“香蒿”了。但我看到的文革草藥書上青蒿條目的圖錄和植物形態介紹，指的顯然是那種不能吃、但能治瘧的“臭蒿”，這些混亂年代過眼雲煙般的草藥書，在這裏倒是比李時珍的傳世經典更準確。當然這些書良莠不齊，編得差的也有，但是它們的“真實性”應該存疑的主要還是就其“巨大作用”而言。

這裏應該指出，很多人把那時的“新醫療法”和中醫看成一回事，把“中草藥運動”中的草藥和經典中藥看成一回事，這是有問題的。我曾提到：當時宣傳這種醫療運動以“一根針、一把草”，神奇地解決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無能為力的大問題。這裏所謂“一根針一把草”的群眾運動，主要是與“反動學術權威”相對，而不是與西醫西藥相對；強調的是“群眾”比專家高明，而不是中醫比西醫高明。而那時中醫專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概率，肯定比“西醫”專家更高。

就“一根針”而言，那時的“新針療法”明星經常抨擊“舊針灸書”和舊針灸的“專家權威”，文革前的針灸名醫，沒聽說有在“新針療法”中出頭露面的。當時有書還總結了“新針療法”的幾大特點：“1．取穴少；2．透穴多；3．進針深；4．刺激量大”云云。[廣州軍區後勤部衛生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181醫院編：《新針療法手冊》，1970年自印本]從傳統針灸的角度看這些療法是非常異端的。當然，異端有可能就是創新發展的代名詞。問題在於當時所說的創新思路，今天聽起來往往匪夷所思，頗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風。

例如最有名的那個“靠毛澤東思想打開聾啞禁區”的故事：“舊針灸書上”說啞門穴是禁區，但“我懷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忠心，拿著閃閃發光的銀針，在自己啞門穴上紮進了深刺的第一針。紮到一寸五分深時，神經有了較強的感覺，臂上和手上都感到強烈的酸麻，全身像過電一樣。這時，毛主席的偉大聲音響在耳邊：‘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心中有個紅太陽，前進路上無阻擋。我終於在自己啞門穴上紮進了兩寸多深。我高興極了，靠毛澤東思想打開了啞門這個‘禁區’，給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衛生路線以有力的打擊。”[《靠毛澤東思想打開聾啞“禁區”》，《人民日報》1969年10月24日]

這裏滿篇政治話語是那時的特色，不必多說，問題在於從實驗角度講，此人在自己身上做實驗，“冒死”深紮獲得的“酸麻過電感”其實就是傳統針灸所謂的“得氣”。但無論什麼穴位，照中醫的說法紮針後都應該會“得氣”，該作者不過是“強刺激”下針感更明顯。然而，這種強烈針感和治療聾啞有何關係？他自己並非聾啞病人，針感也並非發生在通常聾啞症的病變部位乃至中醫所說與耳喉有經絡“內應”關係的臟器（腎、脾）部位，就按他的敍述，這種實驗也不過證明如此紮針不會死人，與治聾啞何關？原來，事先他僅憑“啞門”穴名就斷定此穴可治聾啞，而之所以通常不見療效，他認為也只是因為紮得不夠深。只要證明深紮不會出事，就得到了治聾啞的奇技。

但這其實卻是望文生義，因為此穴名雖有“啞”字，此前傳統中醫書籍卻從未有它可治聾啞的記載。啞門穴又名舌厭、舌橫、喑門，位於頭頸部接近延腦和脊柱神經的敏感區，傳統針灸書認為針刺它可治一些腦症和神經症如中風、驚厥、癔症、癲癇等，尤其是這些病發作時的語言障礙，即所謂“舌急不語，重舌，諸陽熱氣盛，衄血不止，寒熱風啞，脊強反折，瘛瘲癲疾，頭重風汗不出”。[（明）楊繼洲：《針灸大成》卷七，上海天寶書局1925年]這裏的“舌急不語”、“寒熱風啞”都是指中風等症急性發作時的失語，與一般所說的聾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猶如中風導致行動障礙與肢體殘疾不能行走是兩碼事一樣。當然無論張冠李戴，能治失語也不錯。但眾所周知，中風失語主要是中老年病，那時大力宣傳的卻是使聾啞兒童喊“毛主席萬歲”，還特別鼓吹能治小兒先天性聾啞。

其實，針刺治聾啞的“山寨醫術”也不是文革才有，1950年代初它就在東北引起過一陣轟動，文革中的那個“奇跡”也發生在同一地區，應該是受其影響[鄧元誠：《揭穿耳聾治療中的偽科學和騙錢術》，《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學雜誌》總第5期（2004），7-11頁。]。以後的耳科學和聽力學驗證大都認為這種辦法基本是無效的。[周慶輝，曾兆麟，李鼎：《針灸治療耳聾的現代研究概況》，《中國針灸》1999年第3期，185-188頁。]而深紮啞門穴的危險性卻是確實的，後來曾多次發生嚴重乃至致命事故，今天嚴格的解剖學研究大都認為此穴進針應以1寸餘為限，[呂瑩瑩：《啞門穴的針刺安全性研究》，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那位文革典型鼓吹的2.5寸深紮確實是有點玩命。

然而，就是因為“文革時期的政治形勢要求人們認真對待每一項政治任務”，典型不僅不容懷疑，甚至連強調謹慎都往往不被允許。記得我當衛生員期間，就看到過《廣西日報》上廣西醫學院某工農兵學員的一篇奇文，大罵他的老師在課堂上講啞門穴的風險。當時就覺得此文有點過分，受典型影響也喜歡在自己身上紮針的我，因此就不敢在脊柱附近冒險。最近我又查到了這篇以《要抓講臺上和課堂上的階級鬥爭》為題的文章，[見《廣西日報》1971年1月30日。]當時人體解剖學教師講課中說到“針刺啞門穴位時，要注意延腦的關係，若針刺不當，刺到正腦就有生命危險”，作者居然就此發難，以對敵鬥爭的口吻指責教師散佈“活命哲學”。[文革中曾把劉少奇當年要求中共白區地下黨保存實力詆為“活命哲學”，大加批判。]廣西醫學院隨即組織了對該教師的無理批判。嗚呼，“新醫療法”竟然要批判“活命哲學”？難道治病不是救人活命，而是要把人弄死嗎？

“新醫療法”下的二百五行為顯然不只這些。我自己受這風氣影響，那時也著迷於此道。由於時常弄針還出了個故事：1970年春節我們的茅屋失火，屋裏被燒的糧食和雜物混在一起，荒腹難填的我們從廢墟中弄出部分未燒焦的半糊口糧，捨不得扔，留下繼續食用，結果幾次從飯中吃出針灸針來。當時我在自己身上試針也是傻大膽，但給別人紮針還是膽小得多。而別人對我未必膽小，我卻對“新生事物”樂於嘗試。我素有眼疾，而那時宣傳針刺眼眶周圍某些穴位也有神效。1973年我去上海治“飛蚊症”，見到有個上海“衛生系統新醫療法醫院”在宣傳這一招，便去一試。結果第一針就紮破了眼眶部的毛細血管，整個眼眶皮下淤血烏青了一個多月，把上海的親戚嚇壞了，說你在自己胳膊腿上做試驗也就罷了，怎麼敢拿自己僅有的那麼點視力給人家做試驗？
這樣的“新針療法”顯然並非正統的針灸。例如那個啞門穴，按傳統說法謹慎進針作為中風癲癇等腦症的輔助性治療還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文革時期冒險深紮啞門讓聾啞孩子說話的“奇跡”可謂家喻戶曉，這個穴位的正常對症卻被人遺忘，改革時期才又被使用。

當然，“新舊”之間並沒有嚴格界限，包括我在內，當時的衛生員們還是遵循“活命哲學”來行醫的，循規蹈矩地使用“一根針”也還是有效果的。奇怪的是，我自己自療和別人給我紮針卻都沒什麼作用，就是透針那樣的“強刺激”，我也很少“得氣”。縣醫院一位大夫說我屬於“經絡不敏感”人群。我當時覺得是不幸的少數，因為我用針灸給老鄉們治個腰腿疼什麼的，自覺還是管用的。最近看到一個調查，說是“經絡不敏感”人群是絕大多數。如果是這樣，針灸的適用範圍就不大了。

總之，“一根針”並沒有當時宣傳的那麼神，而除了現在看來很有點二百五的“新針療法”外，傳統針灸當時也並不比文革前、改革後更繁榮。不過“一根針”使用確實方便，在當時簡陋的農村醫療中還是起了作用的。而且就我所見，其作用要大於“一把草”。

【傳統中藥和“草藥”：再談文革中的“一把草”】

與當時宣傳“新針療法”往往要批判“舊針灸書”和“專家權威”相比，那時的“中草藥運動”不那麼“革命”。傳統中藥除了批“洋名古”批掉了一大批老字型大小招牌（如“季德勝蛇藥片”改成“南通蛇藥片”，同仁堂、何濟公等中藥名牌也被改掉）外，對中藥本身並沒有什麼批判。所以“一把草”與傳統中藥的歷史繼承關係要比“一根針”與傳統針灸的關係更明顯。那時在“群眾運動”中也發掘出一些古人不知、或不登大雅知而不言的民間驗方秘方，以及漢族不熟悉的少數民族藥方，但經時間考驗而在文革後仍有影響的，主要還是一些古已有之的知識遺產，如今天因屠呦呦獲獎而家喻戶曉的青蒿治瘧。

當時的“一把草”與傳統中藥（中成藥及商業性藥房的配方藥材）之別，主要就是前者以單方為主，後者多為複方乃至高度複雜的配方；前者炮製簡單、不炮製或者乾脆鮮用，而後者的炮製往往很複雜；前者隨地取材，更依賴“地方性知識”，後者依託商業流傳，更為通用化與標準化。但這幾種區別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更像是“復古”。

從傳說中的“神農嘗百草”起，久遠的古樸時代，傳統用藥就是以單方、未炮製、隨地取材為特徵的。不僅中醫如此，世界各地除巫術外的傳統醫術恐怕沒有例外，都是由簡入繁、由粗而細、由天生而加工的。就是經典中醫書中所載，也是上古多簡方，近古、近代則以複雜的組方相尚。這個趨勢比較一下葛洪和葉天士的書就很清楚。當然，當代的“復古”也有它的道理，除了簡便易為、適合農村的條件外，在中醫缺乏“科學化”分析驗證手段的情況下一味追求組方複雜，的確有故弄玄虛、走火入魔之弊，魯迅曾用“原配的蟋蟀一對”為藥引的故事對中藥大加挖苦，固然有五四時代的成見，但此弊確實存在。其次，單方如果確有療效，現代科技提取其有效成分相對容易，複雜配方則更難分析出有效成分，不易與現代科技結合。例如從單用的青蒿中可以成功提取青蒿素，過去從單用的金雞納樹皮也成功提取了奎寧，但通常用在複雜組方中的柴胡常山之類，至今也不能確證是否有什麼抗瘧成分，更無從提取了。而就個案而言，簡制單方草藥也確實可能有殊效。

不過總體而言，中藥治療的精細、複雜化還應該說是兩千年來中醫發展的大趨勢。如今久經考驗享有盛名的經典中成藥幾乎都是配方複雜的。如果“一把草”的功效總體上能夠高於複雜的經典中藥，那中藥兩千年來的發展究竟有多大價值，就太可疑了。所以，文革時廣為宣傳的“一把草”治病，總體上其實是一種中醫的古樸化、粗放化，談不上是中醫的繁榮與發展。但這其實也是必然的，因為今人所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對於傳統中藥（中成藥與商業性中藥材）治病而言，文革時期是個蕭條時期，無論在城在鄉，相比文革前還是文革後，相對於西醫西藥而言，傳統中藥在那時的實際地位都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