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伊斯蘭孕育恐怖主義，而是恐怖主義抱伊斯蘭大腿

2015-11-24 1781

在這樣一個眾聲嘈雜的“互聯網2.0時代”，人們很容易跟隨著根深蒂固的偏見，把這個時代才有的許多新事物當作掀起歷史上曾經一再浮現過的那些理念之爭的素材。

每次有恐怖襲擊發生後，一種平時廣受壓抑的敍事便會不知不覺地浮出水面，這就是所謂“文明衝突論”。自從美國政治學家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大膽提出這個散發著濃厚“政治不正確”氣味的敍事以來，它就像幽靈一樣纏繞著許多人的心智。憑藉著它，亨廷頓也似乎成為了我們時代的先知。

上週末的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目前仍在繼續發酵之中，警方對製造這起10多年來最嚴重恐怖襲擊案件的嫌犯的追捕仍未結束，而他們的身份及案件策劃實施鏈條的確認和追查也沒有完成。也就是說，還有許多事實和疑點有待於進一步澄清。但一周來，互聯網上關於這起襲擊的“文化（宗教）背景”的分析和爭論已是鋪天蓋地。這使得法國總統奧朗德第一時間的政治表態顯得孤單、多餘和無力——“我們沒有陷入文明之戰，因為這些殺人者不代表任何文明。我們處於打擊威脅整個世界的聖戰恐怖主義的戰爭中。”

所有這些討論都含蓄或直露地指向一個令人生畏的問題：如何看待伊斯蘭教教義與恐怖主義的關係？而它們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便是“文明衝突論”。

當亨廷頓於1993年首次提出“文明的衝突”這一概念時，他的初衷是想為後冷戰時代的全球衝突提供一個新視野。概括起來說，他認為，世界不會因為冷戰的終結而變得寧靜和睦，不同文明——在亨廷頓身處的西方語境中，這裏的“文明”幾乎就是“宗教”的同義詞——之間的衝突將取代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峙，成為貫穿世界政治的主線。

我曾經非常認真地讀過亨廷頓的幾部最重要的著作，如《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我對他關於身份認同方面的許多深刻洞見至為欽佩，例如，我十分同意他的一個觀點，即就一種文明而言，它的某些基本元素是很難改變的。或者說得更加直截了當，是無法改變的。這裏順便提一下，在我看來，在中國讀者中默默無聞的《我們是誰》這本書要比《文明的衝突》的學術水準和現實價值都更高。

但我一直認為，“文明衝突論”之所以甫一問世便名聲大噪，且經久不衰，不是因為它包含了多少真理成分，而是因為它極易引發爭議。而之所以飽受爭議，是因為它所使用的概念非常含混不清，因而很難證實或證偽。因此，在現實政治層面，西方的主要政客幾乎總是在否認“文明衝突論”，連被公認為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的美國小喬治總統也不例外——他曾明確表示：“不存在文明衝突。”

以這種似是而非的“文明衝突”的框架來剖析現代恐怖主義，會讓我們陷入三重認識陷阱。

首先，“文明衝突論”暗含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世界上的所有文明都是單一的、純粹的，鐵板一塊的。或者說，一種文明的內部在邏輯上都是高度自洽的，不存在任何的矛盾對立。

但事實上，中國的情況就顯然不是這樣。自東漢以來的2000多年裏，中華文明一直就是個儒釋道混合的大雜燴。強調“君臣、父子、夫妻”等級秩序的儒家與宣導“無君無父”絕對平等觀的佛教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根本矛盾；強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入世進取的儒家與宣導“清靜無為、道法自然”的出世消極的道家之間也橫亙著無法妥協的基本對立……它們都不能整合到一個連貫有機的整體中去。但中華文明內部這些互為異質的不同部分總體上相安無事，各自承擔了自己的重要功能。而且，事實上也很少有人操心它們的整合問題。再來看西方文明，以雅典為代表的理性和以耶路撒冷為代表的神啟之間也存在著內在的高度緊張，歷史上兩者雖然經常磕磕碰碰，但也一直並存到現在。

不同的宗教在根本價值上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當然是對的。但據此就斷定它們一定會產生你死我活的持續衝突，則是站不住腳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的。它會有意無意地引導我們產生一種錯覺，也就是我所說的第一重認識困境：分屬於不同文明的共同體之間的所有衝突，原因都在於其文明本身。但這明顯不符合真實歷史——恐怕很少有人會將鴉片戰爭看成一場“文明衝突”。

用“文明衝突”來審視恐怖主義所導致的第二重認識陷阱要比上述第一重認識陷阱嚴重得多，因為它將導致我們把恐怖襲擊等同於宗教戰爭。

在西方和中東歷史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確實發生過罄竹難書的血腥戰爭，這些充滿破壞和殺戮的歷史記憶也恰是當代恐怖主義急欲喚醒的，因為它們能夠激發仇恨。然而，宗教戰爭是一種戰爭，在形態上與普通戰爭沒有什麼不同——它們是武裝人員之間的廝殺，目的是消滅（擊敗）對方的武裝力量、佔領對方的領土，統治對方的人民。但恐怖襲擊的形態卻與普通戰爭大不相同，它的目標主要是平民，目的只是為了造成盡可能大的恐怖效應。從戰爭的角度來看，恐怖襲擊是沒有勝利者的。

以伊斯蘭教世界為例，無論是阿拉伯帝國還是奧斯曼帝國，他們都與身為“異教徒”的歐洲基督教世界發生過不計其數的慘烈的宗教戰爭，但縱觀以往歷史，我們幾乎從未發現有以歐洲基督教平民為目標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存在過。如果說恐怖主義真的像一些人大言炎炎地聲稱的那樣，根植於伊斯蘭教教義中的“暴力因素”的話，則很難解釋為什麼只有在我們的時代它才出現。也許有人會搬來恐怖主義的同情者們慣常宣揚的論調：那時伊斯蘭世界處於相對強勢，而今天它們處於弱勢，因此恐怖主義是一種絕望的表現。但事實是，奧斯曼帝國的後半期可以說飽受西方列強欺辱，並因此贏得了“歐洲病夫”的稱號，它的大部分領土淪為英、法、俄等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那時為什麼沒有來自奧斯曼的恐怖主義者在巴黎、倫敦和彼得堡的鬧市襲擊平民？

將恐怖襲擊與戰爭混為一談，是我所見到的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中最為常見的誤區。

用“文明衝突”來審視恐怖主義所導致的第三重陷阱困境則更加嚴重，其嚴重和有害程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因為它等於輕易地將“伊斯蘭”這個稱號拱手授予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而這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這還會對大多數正派的穆斯林造成心理創傷，或至少是心理壓抑，長此以往則難免催生危險的後果。

這種認識完全無視了穆斯林本身才是受恐怖主義最大傷害的群體這一基本事實：就在巴黎恐怖襲擊前一天，黎巴嫩的貝魯特發生了導致數以百計的人傷亡的類似襲擊；再往前一個月，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也發生連環爆炸，致近百人死。近期中東地區這兩起嚴重恐怖襲擊，均與ISIS有關。實際上，在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和阿富汗，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於各類恐怖暴力，只是由於媒體關注有限，我們知道得不多而已。4年的敘利亞戰爭已致使400多萬難民流離失所，他們中的大多數被安置在敘利亞周邊的黎巴嫩、土耳其和約旦等國。連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德國對於接納100萬難民的任務都顯得捉襟見肘，上述這幾個中東國家又何堪重負？無論是可憐的難民還是它們，都是恐怖主義最直接的受害者。可以說，在治理失敗的廣大穆斯林地區，爆炸、襲擊、死亡……是下一刻也許就會降臨的宿命。它們從未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過，因而也好像也就失去了得到媒體垂青的價值。

這些受害者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虔誠的穆斯林，如果以“文明衝突”來分析恐怖主義，進而認為ISIS這類恐怖組織代表了伊斯蘭的話，那麼他們的悲慘命運又如何來解釋？客觀地說，恐怖主義所造成的“伊斯蘭文明”的內部衝突遠比它與“西方文明”間的衝突規模更大、程度更嚴重。我認識的一位元維吾爾女孩經常氣惱地說，“現在一切都顛倒過來了！仿佛他們（指極端分子）才是真正的伊斯蘭！而我們反倒裏外不是人！”

越來越多人將可怕的恐怖襲擊理解為伊斯蘭與異教徒之間的戰爭，正是ISIS和基地這樣的恐怖組織最希望看到的。而在略低的層次上，他們還非常希望這些恐怖襲擊被描繪成伊斯蘭教內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戰爭。憑藉這種“我們和他們”標籤化敍事方式，在全球範圍內，他們就能順理成章地竊取“伊斯蘭”的代表權；在穆斯林世界，他們就能自然而然地奪得“遜尼派”的主導地位。這將極大地有助於那些正處於人生叛逆期的年輕穆斯林將它們視為標杆，從而吸引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它們。

我誠然認為，宗教（或具有宗教功能的文化學說，比如儒學）是人類文明的基石，無宗教則無文明。從某種意義上看，宗教對於一種文明就相當於基因對於一個人。不同的宗教使不同的文明有別于其他文明，就像不同的基因使不同的人有別於其他人一樣。然而，“最重要的事情”並不必然是“所有事情”的原因。不同文明之間並不必然發生衝突，衝突也並不必然源於宗教。就像不同人之間並不必然會起衝突，而他們之間之所以起衝突也並不是因為他們基因不同。

如果硬要從伊斯蘭教的原始教義中尋找暴力因素，以證明當代恐怖主義根植於這種教義，那麼我們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宣佈，發源於中東的一脈相承的三種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都包含了類似的暴力因數。它們誰也不比誰更加溫柔和善，誰也不比誰更加兇惡暴虐。原因我剛才已經說了，它們的教義本身便是一個一脈相承的發展過程：沒有猶太教就不會有基督教，沒有基督教就不會有伊斯蘭教。“發展”與“完善”，正是“伊斯蘭”這個動態意味很強的詞所蘊含的重要含義之一。

反過來說，我們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宣佈，如果有人能夠在伊斯蘭教教義中尋找到多少暴力因素，我們也一定能夠從中尋找到同樣多的寬容和解的因數。這類似於有些人讀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後動輒將現代民主憲政同基督教教義聯繫起來一樣，我們也可以同樣有把握地指出，《四書五經》中的民主自由元素一點也不比《聖經》中少。任何教義都存在著多種詮釋的可能性，這也就是為什麼同一種宗教內部會存在許多不同派別的原因。而且，越是創立年代久遠的教義，其詮釋的維度就越豐富。

我並不試圖下結論說當代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但這是一個永遠不可能扯得清楚的因而差不多是無現實意義的問題。我以為，將當代社會中的現實問題整體性地歸結到宗教和傳統文化上去，是一種非歷史和非政治的純思辨工作。不是說這類理論學術沒有價值，也不是說我們不能對伊斯蘭教本身展開討論。相反，這類有品質的學術討論眼下實在太少了！然而，假如我們試圖展開一場關於宗教問題的純學術討論，那就需要首先劃定話語邊界，而不是像現在許多人那樣，將原本應當相當超脫的純粹理論研究與情緒化的現實政治取向糾纏在一起。

這就相當於一個醫生在診斷病情時直接將病因歸結到病人的基因和染色體上面去一樣，我們似乎很難斥之為毫無道理，因為大多數疾病的確與人的基因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再說，一個人的基因要是十全十美，還會得病嗎？但問題在於：難道隔壁那個身體倍兒棒的小夥子的基因就十全十美了？既然他也不十全十美，為何他沒得相同的病？更現實的問題恐怕還在於：只要人的基因不改變，所有的病就都沒得治了？

恐怖主義歸根結底是政治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

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所做的事情在性質上與將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劃等號的人所做的事情異曲同工：他們也是千方百計在伊斯蘭教原始教義中尋找暴力元素。只不過那些“反恐評論家”這麼做是出於恐懼和無知而妖魔化伊斯蘭教，而恐怖分子這麼做是為了蠱惑更多穆斯林加入他們，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簡單地說，不是伊斯蘭孕育了恐怖主義，而是恐怖主義抱了伊斯蘭的大腿。伊斯蘭教被邪惡政治勢力綁架並曲解後加以利用，世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自覺認清並揭示這一真相，而不是在恐怖主義設置的議題和主導的敍事中越陷越深。我們不能因為ISIS和基地組織宣稱自己代表了伊斯蘭，就真的把它們當成了伊斯蘭的主流。這不是在重複“政治正確”的偽善廢話，而是迫在眉睫的嚴峻議程。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為什麼恐怖主義抱的都是伊斯蘭教、而不是別的宗教的大腿？前兩天我在自己的微博上發表上面這段話時，就有網友這樣跟帖。

我的回答是：首先，這是一種不符合事實的片面的判斷。遠的就不說了（不要忘了，在西方，“恐怖主義”這個詞最早出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僅僅我們這一代人，就見識過日本赤軍、愛爾蘭共和軍、西班牙埃塔等許多恐怖主義形式。它們都不是伊斯蘭，難道我們應該從大和文明或天主教源頭中去尋找它們的根源？其次，我不想否認，當代的恐怖主義大多來自中東伊斯蘭世界。然而，這不正是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和社會治理失敗的真實寫照嗎？

恐怖分子以伊斯蘭的名義犯下的野蠻罪行，讓穆斯林的整體形象籠罩在了巨大的陰影中；而“文明的衝突”之類外部視角則正在進一步壓縮他們的身份和行動空間。

在現實政治層面，它導致了伊斯蘭形象的日益負面化，並加劇其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正是恐怖襲擊渴望達到的效果；就長期趨勢而言，它還很可能推動伊斯蘭和外部世界分別朝著更為激進化的兩極分化。這種危險的趨勢，已經在原本多元、溫和的東南亞、印度乃至歐洲展露端倪。當年，發動“9‧11”恐怖襲擊的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還需要利用“為了巴勒斯坦人的正義事業”這塊遮羞布來為自己的那破綻百出的意識形態博取感召力，今天，ISIS已經可以將自身的合法性堂而皇之地直接訴諸《古蘭經》了。而無論是伊斯蘭還是非伊斯蘭，竟然都視之為理所當然！這10多年來，整個世界的觀念光譜發生了多麼大的偏離。

因此我認為，如果真的想要以建設性的姿態分析、討論乃至最終解決恐怖主義問題，唯一可取的辦法是將它重新拉回到概念清晰的政治框架內。就像醫院治療一個患病的人，最有效的還是在對他進行體溫、血液、影像……檢查的基礎上開出藥方或施以手術，而不是漫無邊際地去探究他以及他祖先的染色體缺陷。

這就需要我們在討論這類問題時首先確立一個基本認識：任何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穆斯林”……不管信仰什麼宗教，他們在最基本的人性層面都是相通的——都希望自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生活得更好。穆斯林並不會因為他們的伊斯蘭教教義就有什麼不一樣。如果這一點得不到確認，那麼政治層面的解決方案就不可能達成，留下的就只是一堆自說自話的前現代啟示式囈語。

由“文明衝突論”衍生出來的另一個話題近來也相當有市場，它認為：伊斯蘭教必須經歷一個歐洲基督教世界曾經經歷過的“路德時刻”，才有可能順利地融入現代文明。

從我個人的角度說，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而且我隱約預感到，隨著一次次可怕的恐怖事件以及對它們的各種維度的解讀的層層累積，關於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社會本身的討論會顯著地升溫，甚至公開化，越來越多人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會衝破“政治正確”的陳腐藩籬而暢所欲言。然而，這種討論如果僅僅發生在外部，那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止步於純粹的學術層面。有關穆斯林社會需不需要改變以及如何改變、從而加快完成現代轉型的問題，終究是一個穆斯林社會內部的問題。外部世界有可能、也理應提供最大的幫助，但這種外部促進只能是間接和有限的，根本的動力還是來自伊斯蘭內部，也許還需要仰賴一些很難人為掌控、甚至難以為人的理性所理解的偶然因素的促發。

如果將視野放德更寬廣的話，我們會發現，世界上許多文明——我們中華文明亦複如此——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區別只在於程度和角度的不同而已。沒有人有能力預測一種宗教或文明的未來改革路徑，因為文明的演進本來就沒有什麼單一的“歷史規律”可循。

即便是宗教改革本身，在這個已經“祛魅”了的現代世界，其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將是政治性的，而非純粹的教義修改（重新闡述）。就其對西方歷史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而論，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的改革的主要結果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未經歷“路德時刻”的天主教世界裏的人們後來大多也很好地邁進了現代。這是因為，最需要調整的並不是天主教信仰本身，而是這種信仰與政治的關係。

結論是：將現代恐怖主義置於“文明衝突”的框架中審視，恰恰是一種典型的原教旨主義思維。很難說得清楚它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脫離了抽象的學術範疇，它就是極其有害的。這也再一次告訴我們，在這樣一個眾聲嘈雜的“互聯網2.0時代”，人們很容易跟隨著根深蒂固的偏見，把這個時代才有的許多新事物當作掀起歷史上曾經一再浮現過的那些理念之爭的素材。

寫於2015年11月19-20日

作者為陳季冰，上海人，曾主持《東方早報》財經與評論工作，目前就職於《上海商報》。
本文摘自互聯網原創專欄騰訊《大家》（http://dajia.qq.com）。《大家》微信號：ipress掃描以下二帷碼查看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