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成功經濟學
2016-02-23
2016
童振源、方頌仁與陳文雄博士三人合編《矽谷成功經濟學》，希望透過產官學研的專家智慧共同回答三個問題：第一，矽谷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第二，台灣能從矽谷發展成功模式學習哪些經驗，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產業創新？第三，如何促進台灣與矽谷的產業分工與合作，共享矽谷發發展成功的動力？
作者：童振源(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學者)、方頌仁(達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文雄(美國旭電公司前董事長、史丹佛大學前董事、Intel前董事)
1950年前，大部分矽谷地區是果園、農村，只有幾家零星科技公司，從事無線電廣播與錄音器材。然而，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矽谷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創新與創業首都，帶動美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且不斷推陳出新、引領全球新一代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至今歷久不衰，成為美國各地與世界各國爭相模仿的經濟發展模式。
大矽谷地區（四個郡）面積達八千平方公里，佔美國國土面積的0.08%，是台灣的五分之一；大矽谷人口有48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5%，也是台灣的五分之一。然而，僅僅矽谷最大的150家高科技公司，2014年的營業額便高達7,8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4.8%，是全台灣GDP的一倍半，這150家公司股票市值將近3兆美元，是全美股市價值（23兆美元）的13%，是台灣的3.4倍。
當台灣年輕人還在為22K台幣薪水苦惱時，在矽谷成立十七年的Google公司新進人員薪水是9-15萬美元，相當於每個月27-45萬台幣，是台灣薪水十倍以上。這豈能不讓人羨慕！不僅美國各地與世界各國都爭相效仿矽谷模式，台灣國民黨政府在2015年中也提出「重新鏈結矽谷創新產業」計畫，甫當選總統的蔡英文也提出「亞洲矽谷」計畫，希望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與產業創新。
受到矽谷巨大成就與台灣政府推動政策的啟發，童振源、方頌仁與陳文雄博士三人合編《矽谷成功經濟學》，希望透過產官學研的專家智慧共同回答三個問題：第一，矽谷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第二，台灣能從矽谷發展成功模式學習哪些經驗，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產業創新？第三，如何促進台灣與矽谷的產業分工與合作，共享矽谷發展成功的動力？
本書總共邀請21位產官學研作者共同撰寫，包括兩位政府官員、四位學者、兩位工研院同仁、十三位產業界先進。這二十一位作者不僅都有非常廣泛的產業界或政策實務經驗，而且超過一半具有博士學位，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而且絕大部分作者都還在產業界或學術界第一線擔任領導的角色。甚至有幾位作者年齡已經超過七旬，第一次揭露終身奮鬥的成功經驗與對矽谷發展的親身觀察心得。可以說，這本書的精彩內容是史無前例、甚至可能空前絕後，希望提供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處方。
本書架構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總論，除了導論之外，綜覽矽谷發展的經驗與成功因素，進而分析台灣面對矽谷發展經驗的機會與挑戰，最後則提出強化台灣與矽谷經濟鏈結的政策建議。第二部分由四位企業家再從各自的經驗分析矽谷成功的經驗。第三部分由三位企業家分析國際人才要素，除了長期觀察之外，還透過大數據資料庫分析矽谷的國際人才狀況。第四部分為分析生技產業發展趨勢與台灣的機會。第五部分分析台灣與矽谷連結的現況與提出政策建議。第六部分為台灣策略把脈、提出政策建議，包括整體策略建議、產學合作與政府組織革新。
首先，準確理解矽谷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將會影響到台灣的戰略、策略與具體的政策。被稱為矽谷教父的前史丹佛大學教授、工學院院長特爾曼（Frederic Terman）退休後受聘到紐澤西州與達拉斯複製矽谷模式，但兩次都失敗。此外，美國還有十一個地區都在複製矽谷發展高科技模式，但至今仍沒有顯著成功能與矽谷媲美的地方。矽谷是不可複製的嗎？還是我們沒有準確理解矽谷的成功模式？
本書不少作者提出，矽谷成功模式的關鍵因素包括舊金山灣區氣候好、交通便利、世界頂尖大學、產學合作機制、世界頂尖人才聚集、開放高科技移民、深度分工與公開資訊交流、產業群聚效應、創投體系與資金鏈完整、稅賦與股權制度鼓勵創業、資本市場健全、企業國際化、自由、民主、開放、包容、法治精神、冒險與不畏失敗、樂觀進取精神、企業對世界市場暸解、企業研發經費充足。
要準確理解矽谷成功模式的關鍵因素，應該要問：為何是矽谷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成功，而其他地方卻無法做到？細分為三個問題：第一，矽谷與加州其他地方有何不同？第二，矽谷與美國其他地方有何不同？第三，矽谷與世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
上述所提出的矽谷成功發展模式的關鍵因素都非常重要，而且所有因素加總便是矽谷今日能夠持續保持優越世界競爭力的因素。但是，難道上述因素沒有在加州其它地方嗎？事實上，相隔矽谷一個小時車程的柏克萊便沒有矽谷的卓越成功經驗。其次，上述因素都無法在美國其他地方複製嗎？除了氣候比較寒冷之外，新英格蘭不是都擁有一切成功要素嗎？就算新英格蘭的企業比較封閉，但是不能重新建立創新的企業文化嗎？
1950年代時，矽谷剛開始成長時，根本沒有幾家高科技公司，還是農村，大部分高科技公司位於美國的東部與中部，何來創新的創業家與企業文化？這些創業家與企業文化、企業群聚效應、完整的創投資金體系都是後來發展出來的，而且人才、企業與創投是可以移動的，並不是一開始便存在矽谷。如果是這樣，到底矽谷成功模型的最關鍵因素為何？還是歷史的偶然造就矽谷的初期成功，初期的成功形成高科技產業的群聚效應，又奠定後來矽谷的持續成功？
回顧矽谷的發展歷程，1939年有特爾曼教授的學生創立的Hewlett & Packard（HP）科技公司，到1950年仍是很小的公司，營業額只有二百萬美元，146名員工，但是後來上千家矽谷公司都是從HP衍生出來。後來，史丹佛大學畢業生還創立或領導很多世界著名的公司，史丹佛大學孕育出超過6,000家公司，例如：Google, Nike, Cisco, Charles Schwab, Yahoo!, Gap, VMware, IDEO, Netflix and Tesla。
第二，史丹佛大學在1946年成立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接受政府、企業與基金會的委託進行研發，1970年從史丹佛大學獨立出來，1977年改名為史丹佛研究國際學院。此外，史丹佛大學在1951年再成立史丹佛工業園區（Stanford Industrial Park），目前改名為史丹佛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由史丹佛管理公司負責營運，促進產學合作與科技公司發展，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科技為主軸的事業園區，正是新竹科技園區的模仿對象。早期的承租戶包含有惠普、奇異與洛克希德。正是在這種氛圍下，半導體產業的始祖William Shockley搬到了這裡，開啟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史丹佛研究園區發展相當成功，園區中有162棟建築物，23,000位職工為140家不同的公司工作。此園區目前仍是惠普總部所在地及直到最近的臉書前總部的所在地。
第三，史丹佛大學不斷研發創新科技，培育很多高科技人才、進行廣泛產學合作，引領矽谷高科技產業發展。早在1960年代，史丹佛大學就鼓勵教授去擔任企業的付費顧問。1970年代，史丹佛大學成立科技授權辦公室，讓該校師生的發明能夠商業化。從1970-2011年，該辦公室創造超過八千項發明、三千項專利及為史丹佛大學帶來超過13億美元的收入。以Google為例，該公司在2004年上市之後，史丹佛大學由資產變現就淨賺3億3千萬美元。事實上，William Shockley在矽谷成立半導體公司及後來的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人才很多也都是史丹佛大學培育。
根據史丹佛大學兩位教授在2011年的大規模系統性調查，評估史丹佛大學如何孕育創業家與建立創業家生態，認為大約有39,900家還在營運的企業可以朔源到史丹佛大學。這些公司每年在全世界的收入高達2.7兆美元，相當於全世界第十大經濟體，雇用大約540萬員工。當然，史丹佛大學像這些校友與企業募款對史丹佛大學下階段的成功相當重要。從2000年至2012年，史丹佛大學收到的捐款金額便高達170億美元。2015年史丹佛大學收到的捐款金額是16.3億美元，為全美國各大學最高（第二名是哈佛大學，收到捐款10億美元）。
幾乎可以說，沒有史丹佛大學，便沒有矽谷的成功！
矽谷的成功不是偶然，史丹佛大學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包括培育科技與創業人才、進行廣泛產學合作、育成大量企業、提供技術授權。科技與創業人才逐漸培育之後，再加上史丹佛大學的育成企業與技術研發的協助，逐漸形成高科技產業群聚的效果、創業家與創新企業文化。當然，美國的留學生政策、高科技移民與資本開放政策都是創造矽谷的國際競爭優勢，當然也是矽谷成功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他國家也都在效法矽谷，包括以色列、印度、台灣及其他東亞國家，但是現在都不再談複製矽谷，而是在談如何與矽谷合作。很顯然，各個國家缺乏世界頂尖大學史丹佛大學的傑出技術創新與產學合作優勢，同時沒有開放國際人才與資金的政策，最後則是沒有產業群聚效應與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包括創投與專業服務體系。這就是為什麼臉書創辦人祖伯克堅持要到矽谷創業，而不是留在哈佛大學的劍橋地區。
當然，所有的生產要素最關鍵的是人才，資金與技術會隨著人移動，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土地，除了氣候與地理位置之外，是可以由政府透過政策與制度改變，不像農業受限於土地的成分。頂尖人才與創業家來源包括透過大學自己培育、產學合作與國際人才移民，同時必須有完整的產學合作進行技術移轉、完整的創投資金鏈進行高風險的創新創業投資、健全的優惠稅賦制度與資本市場、充分的民主與法治社會，才能造就後續的創新產業成功發展。
本文完整內容將在三月份出版於童振源、方頌仁、陳文雄編的《矽谷成功經濟學》。
【圖片為資料照】
1950年前，大部分矽谷地區是果園、農村，只有幾家零星科技公司，從事無線電廣播與錄音器材。然而，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矽谷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創新與創業首都，帶動美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且不斷推陳出新、引領全球新一代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至今歷久不衰，成為美國各地與世界各國爭相模仿的經濟發展模式。
大矽谷地區（四個郡）面積達八千平方公里，佔美國國土面積的0.08%，是台灣的五分之一；大矽谷人口有48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5%，也是台灣的五分之一。然而，僅僅矽谷最大的150家高科技公司，2014年的營業額便高達7,8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4.8%，是全台灣GDP的一倍半，這150家公司股票市值將近3兆美元，是全美股市價值（23兆美元）的13%，是台灣的3.4倍。
當台灣年輕人還在為22K台幣薪水苦惱時，在矽谷成立十七年的Google公司新進人員薪水是9-15萬美元，相當於每個月27-45萬台幣，是台灣薪水十倍以上。這豈能不讓人羨慕！不僅美國各地與世界各國都爭相效仿矽谷模式，台灣國民黨政府在2015年中也提出「重新鏈結矽谷創新產業」計畫，甫當選總統的蔡英文也提出「亞洲矽谷」計畫，希望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與產業創新。
受到矽谷巨大成就與台灣政府推動政策的啟發，童振源、方頌仁與陳文雄博士三人合編《矽谷成功經濟學》，希望透過產官學研的專家智慧共同回答三個問題：第一，矽谷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第二，台灣能從矽谷發展成功模式學習哪些經驗，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產業創新？第三，如何促進台灣與矽谷的產業分工與合作，共享矽谷發展成功的動力？
本書總共邀請21位產官學研作者共同撰寫，包括兩位政府官員、四位學者、兩位工研院同仁、十三位產業界先進。這二十一位作者不僅都有非常廣泛的產業界或政策實務經驗，而且超過一半具有博士學位，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而且絕大部分作者都還在產業界或學術界第一線擔任領導的角色。甚至有幾位作者年齡已經超過七旬，第一次揭露終身奮鬥的成功經驗與對矽谷發展的親身觀察心得。可以說，這本書的精彩內容是史無前例、甚至可能空前絕後，希望提供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處方。
本書架構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總論，除了導論之外，綜覽矽谷發展的經驗與成功因素，進而分析台灣面對矽谷發展經驗的機會與挑戰，最後則提出強化台灣與矽谷經濟鏈結的政策建議。第二部分由四位企業家再從各自的經驗分析矽谷成功的經驗。第三部分由三位企業家分析國際人才要素，除了長期觀察之外，還透過大數據資料庫分析矽谷的國際人才狀況。第四部分為分析生技產業發展趨勢與台灣的機會。第五部分分析台灣與矽谷連結的現況與提出政策建議。第六部分為台灣策略把脈、提出政策建議，包括整體策略建議、產學合作與政府組織革新。
首先，準確理解矽谷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將會影響到台灣的戰略、策略與具體的政策。被稱為矽谷教父的前史丹佛大學教授、工學院院長特爾曼（Frederic Terman）退休後受聘到紐澤西州與達拉斯複製矽谷模式，但兩次都失敗。此外，美國還有十一個地區都在複製矽谷發展高科技模式，但至今仍沒有顯著成功能與矽谷媲美的地方。矽谷是不可複製的嗎？還是我們沒有準確理解矽谷的成功模式？
本書不少作者提出，矽谷成功模式的關鍵因素包括舊金山灣區氣候好、交通便利、世界頂尖大學、產學合作機制、世界頂尖人才聚集、開放高科技移民、深度分工與公開資訊交流、產業群聚效應、創投體系與資金鏈完整、稅賦與股權制度鼓勵創業、資本市場健全、企業國際化、自由、民主、開放、包容、法治精神、冒險與不畏失敗、樂觀進取精神、企業對世界市場暸解、企業研發經費充足。
要準確理解矽谷成功模式的關鍵因素，應該要問：為何是矽谷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成功，而其他地方卻無法做到？細分為三個問題：第一，矽谷與加州其他地方有何不同？第二，矽谷與美國其他地方有何不同？第三，矽谷與世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
上述所提出的矽谷成功發展模式的關鍵因素都非常重要，而且所有因素加總便是矽谷今日能夠持續保持優越世界競爭力的因素。但是，難道上述因素沒有在加州其它地方嗎？事實上，相隔矽谷一個小時車程的柏克萊便沒有矽谷的卓越成功經驗。其次，上述因素都無法在美國其他地方複製嗎？除了氣候比較寒冷之外，新英格蘭不是都擁有一切成功要素嗎？就算新英格蘭的企業比較封閉，但是不能重新建立創新的企業文化嗎？
1950年代時，矽谷剛開始成長時，根本沒有幾家高科技公司，還是農村，大部分高科技公司位於美國的東部與中部，何來創新的創業家與企業文化？這些創業家與企業文化、企業群聚效應、完整的創投資金體系都是後來發展出來的，而且人才、企業與創投是可以移動的，並不是一開始便存在矽谷。如果是這樣，到底矽谷成功模型的最關鍵因素為何？還是歷史的偶然造就矽谷的初期成功，初期的成功形成高科技產業的群聚效應，又奠定後來矽谷的持續成功？
回顧矽谷的發展歷程，1939年有特爾曼教授的學生創立的Hewlett & Packard（HP）科技公司，到1950年仍是很小的公司，營業額只有二百萬美元，146名員工，但是後來上千家矽谷公司都是從HP衍生出來。後來，史丹佛大學畢業生還創立或領導很多世界著名的公司，史丹佛大學孕育出超過6,000家公司，例如：Google, Nike, Cisco, Charles Schwab, Yahoo!, Gap, VMware, IDEO, Netflix and Tesla。
第二，史丹佛大學在1946年成立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接受政府、企業與基金會的委託進行研發，1970年從史丹佛大學獨立出來，1977年改名為史丹佛研究國際學院。此外，史丹佛大學在1951年再成立史丹佛工業園區（Stanford Industrial Park），目前改名為史丹佛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由史丹佛管理公司負責營運，促進產學合作與科技公司發展，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科技為主軸的事業園區，正是新竹科技園區的模仿對象。早期的承租戶包含有惠普、奇異與洛克希德。正是在這種氛圍下，半導體產業的始祖William Shockley搬到了這裡，開啟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史丹佛研究園區發展相當成功，園區中有162棟建築物，23,000位職工為140家不同的公司工作。此園區目前仍是惠普總部所在地及直到最近的臉書前總部的所在地。
第三，史丹佛大學不斷研發創新科技，培育很多高科技人才、進行廣泛產學合作，引領矽谷高科技產業發展。早在1960年代，史丹佛大學就鼓勵教授去擔任企業的付費顧問。1970年代，史丹佛大學成立科技授權辦公室，讓該校師生的發明能夠商業化。從1970-2011年，該辦公室創造超過八千項發明、三千項專利及為史丹佛大學帶來超過13億美元的收入。以Google為例，該公司在2004年上市之後，史丹佛大學由資產變現就淨賺3億3千萬美元。事實上，William Shockley在矽谷成立半導體公司及後來的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人才很多也都是史丹佛大學培育。
根據史丹佛大學兩位教授在2011年的大規模系統性調查，評估史丹佛大學如何孕育創業家與建立創業家生態，認為大約有39,900家還在營運的企業可以朔源到史丹佛大學。這些公司每年在全世界的收入高達2.7兆美元，相當於全世界第十大經濟體，雇用大約540萬員工。當然，史丹佛大學像這些校友與企業募款對史丹佛大學下階段的成功相當重要。從2000年至2012年，史丹佛大學收到的捐款金額便高達170億美元。2015年史丹佛大學收到的捐款金額是16.3億美元，為全美國各大學最高（第二名是哈佛大學，收到捐款10億美元）。
幾乎可以說，沒有史丹佛大學，便沒有矽谷的成功！
矽谷的成功不是偶然，史丹佛大學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包括培育科技與創業人才、進行廣泛產學合作、育成大量企業、提供技術授權。科技與創業人才逐漸培育之後，再加上史丹佛大學的育成企業與技術研發的協助，逐漸形成高科技產業群聚的效果、創業家與創新企業文化。當然，美國的留學生政策、高科技移民與資本開放政策都是創造矽谷的國際競爭優勢，當然也是矽谷成功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他國家也都在效法矽谷，包括以色列、印度、台灣及其他東亞國家，但是現在都不再談複製矽谷，而是在談如何與矽谷合作。很顯然，各個國家缺乏世界頂尖大學史丹佛大學的傑出技術創新與產學合作優勢，同時沒有開放國際人才與資金的政策，最後則是沒有產業群聚效應與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包括創投與專業服務體系。這就是為什麼臉書創辦人祖伯克堅持要到矽谷創業，而不是留在哈佛大學的劍橋地區。
當然，所有的生產要素最關鍵的是人才，資金與技術會隨著人移動，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土地，除了氣候與地理位置之外，是可以由政府透過政策與制度改變，不像農業受限於土地的成分。頂尖人才與創業家來源包括透過大學自己培育、產學合作與國際人才移民，同時必須有完整的產學合作進行技術移轉、完整的創投資金鏈進行高風險的創新創業投資、健全的優惠稅賦制度與資本市場、充分的民主與法治社會，才能造就後續的創新產業成功發展。
本文完整內容將在三月份出版於童振源、方頌仁、陳文雄編的《矽谷成功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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