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瑞金：以八斗子為文學原鄉的王拓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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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漁村的王拓，可以說是成功地從漁村脫困破繭而出的知識分子，從討海人的子弟逃離漁村進入大都會、躋身大學殿堂當講師。然而，當他以「文學」去省思他的來時路和他存在的世界時，八斗子漁村的人與事，不但是他生命養分的主要來源，恐怕也是他魂牽夢繞、最真實不過的人間。
民報報導，王拓原名王紘久，1944年出生於基隆八斗子漁村，也是漁家子弟，就在八斗子長大。他在回憶童年貧困的生活時說，每逢颱風，睡覺的床幾乎沒有一塊是完整的乾燥的地方，棉被上不是放了臉盆接水，就是以蓑衣、膠布擋雨。年長的哥哥們，還度過以炒鹽巴配稀飯過活的日子。王拓則在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到花蓮女中任教；之後，又回到台北，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任政治大學中文系講師。
小說創作開始於任教中學教師的時期。早期的小說有〈吊人樹〉、〈墳地鐘聲〉、〈海葬〉、〈炸〉、〈金水嬸〉；第一本小說集《金水嬸》裡的八篇作品中，有七篇都是以他出生成長的八斗子為背景，寫八斗子的人與事。八斗子是王拓文學的原鄉。
出身漁村的王拓，可以說是成功地從漁村脫困破繭而出的知識分子，從討海人的子弟逃離漁村進入大都會、躋身大學殿堂當講師。然而，當他以「文學」去省思他的來時路和他存在的世界時，八斗子漁村的人與事，不但是他生命養分的主要來源，恐怕也是他魂牽夢繞、最真實不過的人間。王拓筆下的八斗子和八斗子居民，除了是他童年世界的寫照之外，也是他對故鄉的無限依戀。
王拓的小說是寫實的，又不失理想主義的熱情。八斗子是他出生成長的地方、他的人生煉爐，也是他不能割捨的生命臍帶。無論是〈墳地鐘聲〉裡，那樣的八斗子子弟教育處境、教育的落後腐敗現象，還是像〈炸〉裡，漁民因染上賭博惡習，竟不惜干犯炸魚禁令、把自己炸死的悲劇。那些發生在漁村的、因貧窮造成的不幸，都是王拓小說關注的焦點。
誠然，八斗子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不幸、悲慘的，卻不是王拓刻意強調、醜化這些人間的負面，而是真實的人間寫照。王拓的八斗子故事，是七O年代僅見的漁民文學。坦白說，那個年代的台灣漁村是不被關注的人間角落，漁村教育落後，經濟困窘，謀生不易，貧窮、封閉，對王拓而言，有些是他的實際經驗，有些是八斗子的浮世繪。像描寫漁船因颱風失踪、家屬焦急、無助等候心情的〈望你早歸〉，就是紀念他在1970年遭遇海難的三哥。1970年代的漁民生活、生命全無保障，發生船難，船公司二萬、三萬就想打發一條人命，甚至拍拍屁股宣佈倒閉、一走了之，受難家屬一毛錢也拿不到。漁民和眾多農、工勞動大眾一樣，只有服國民納稅、當兵、勞役的義務，生計、生命不受保護，有了危、難，只能自由多福。
王拓用來貫穿八斗子人與事的人物是「金水嬸。〈望你早歸〉裡、失踪船員的母親叫「金水嬸」，他的八斗子背景小說的代表性也是〈金水嬸〉。「金水嬸」是八斗子漁村的代表人物，她不是漁民，只是挑著擔子穿梭漁村賣雜貨的行腳小販。雖然賺的是蠅頭小利，丈夫又是一個不負責任、好吃懶做、沒用的男人，生的六個兒子卻個個都唸到大學，有當銀行經理、稅務處專員；有當船長、大副的，也都各自成家立業。如果不是在銀行當經理的長子，把她扯進都市人的金錢投資遊戲，被人坑了錢，負責向親友、鄉親募集資金的金水嬸受到拖累。這個漁村老婦人，即使兒子們不拿一分錢供養她，也可以自食其力，在勤奮、儉約的工作中，過著尊嚴、自足的生活。
王拓的父親早逝，母親經營雜貨店，也曾替人幫傭，以撫養孩子長大、維持家計。日本學者山田敬三就推測說：「作品中的金水嬸應該是王拓的母親。」不論臆測是否貼近事實，「金水嬸」都不愧是王拓八斗子故事的靈魂人物，都不愧是「八斗子母親」的形象。「金水嬸」的生命故事，集合那個年代庶民生活的許多共同特質，也是美德。也許她的謀生方式是封閉於貧窮、落後的小漁村，趕不上工商業起飛年代快速、多變又充滿詭譎的時代腳步，容易受騙上當、受傷受害，但她的處世之道，身上綻放的人性美德光芒，卻是亙古長新的。
受到兒子「金融風暴」拖累的金水嬸，在兒子、媳婦都拒絕伸出援手之下，自己勇敢地扛起責任，選擇面對、不逃避，寧願出外幫傭還債，也不肯學都市人倒會、一走了之。這種做人的風骨，值得禮敬，傳揚。王拓從「金水嬸」的生命故事感受到的，也成為王拓文學很重要的元素。
構成王拓早期文學特質的兩大元素，一是八斗子漁村的現實，一是他對現實的批判性。這對於中文系出身的王拓而言，是相當不容易的異質。王拓剛開始寫小說的年代，似乎還是把「張愛玲」、《西遊記》、「梁簡文帝的文學觀、宮體詩」、《白蛇傳》放在同一個鍋子裡炒，碩士論文探討的也是袁枚的詩論。他出版的第一本文學評論是《張愛玲與宋江》。或許，他對《水滸傳》的官逼民反和宋江等梁山泊好漢的英雄形象，特別有感而神往，但把張愛玲和宋江混為一談，就相當難以理清王拓又是怎樣生產他的八斗子文學了。王拓在進入政大就讀的時候，參與了尉天驄、陳映真等人創辦的《文季》，對他的文學觀的確立，肯定有一些影響。
1977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時，王拓和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楊青矗…被歸類為「鄉土派」作家，其中，王拓還被點名，質疑「墳地裡哪來的鐘聲？」認為他的〈墳地鐘聲〉寫作的動機是在「暴露社會黑暗面」。因為這篇小說描述鄉下小學校辦學的諸多不是。作者指王拓未盡查證之實，所以寫作的動機就有可疑之處。以校長和女佣人通姦為例，他質疑說：「身為校長的人，想必是一個讀過書的知識分子。他白天必然有許多事務要處理，他再慾火中燒，也不會笨到把校務完全推開，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同女佣人幹起可能惹火燒身的勾當。我們不信這位校長會沒有顧忌…」
其實，在同一期的同一雜誌上，王拓就寫了〈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一方面釐清、確立自己的文學觀，一方面否定鄉土文學是鄉村文學。不過，王拓似乎尚未理解到現實主義就是寫實主義。以寫實主義的寫實精神而言，既不分寫鄉村或都市，寫人間的都可以是寫實，寫實既不是照像也不是錄影，小說寫到不肖校長和女佣人在光天化日下亂搞，並不需要提供錄音錄影的證據才能寫，文學寫的是現象的真實。反鄉土派的惡意貶抑、醜化、扭曲、鄙夷「鄉土文學」，恰恰激化了台灣作家對台灣文學深化思考的機會。
王拓的文學觀進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真正刺激特定文學群體對鄉土文學發動攻擊言論的，絕對不是王拓等被指名為「鄉土作家」的創作，而是類似〈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可能帶動社會覺醒、尋求改革的「論述」。認真說，王拓寫的八斗子故事，絕對不會帶動八斗子的人起身革命，但它會啟發知識分子的思考──如何在充斥謊言的世界裡找到自己，尋找未來。
整個鄉土文學論戰，最荒謬的是自始自終都沒有人為「鄉土文學」下過明確的定義，即使被點名為鄉土文學的「賊頭寇首」也說「我不是鄉土作家」，但論戰仍然打得昏天黑地。論戰期間，王拓因為最會「回嘴」──發表的論述最多，就被打得最兇。
可是王拓的姿態不高，甚至是謙卑的，他說：「這是我們的家園哪！」擁抱自己的家園，何罪之有？「我們家從福建遷移來台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的祖先一代接一代在這塊土地上不斷辛勞地、勤懇地、滿懷期待地工作者，在這塊土地上播下愛心和希望，並且用血、用汗，甚至用淚水來灌溉她、照顧她、呵護她，就像一個忠實的園丁對待他的田園，……我們是兩腳深扎在這塊土地上的一群人，死了也還在這塊土地上，和這塊土地合而為一、混為一體。所以，……我們願意流汗、流血；為她，我們甚至可以死！因為沒有這塊土地就沒有我們、沒有我們的子孫、沒有我們的一切！」為了替「鄉土文學」辯護，不但豎立了台灣作家的創作標竿，也為王拓文學理出了清晰的面貌。
然而，論戰帶給王拓的，不是文學創作的陽光大道，而是他的文學觀背後的「社會參與」的實踐行動。他投入黨外民主運動，先是走進黨外雜誌的陣營，投入選舉，1979年，也因為高雄美麗島事件被捕，判刑六年。獄中先後完成兒童故事多篇及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台北，台北！》。1984年底出獄後，雖未忘情於文學，曾短暫出任過《文季》總編輯，《人間》雜誌社社長，撰寫散文、評論，並多次參與選舉，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也曾出任行政院文建會主委、民主進步黨秘書長等職，年輕時代的文學理想，透過政治參與付諸實踐。
一場文學論戰，把自認業餘寫作的王拓，逼向貼近土地和現實思考，更進一步又能以行動實踐文學中的理想，王拓的文學路正如他的兩本報導文學集名──是「街巷鼓聲」，也是「民眾的聲音」。
【作者 彭瑞金，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本文原刊登於民報：以八斗子為文學原鄉的王拓
【圖片為資料照】
小說創作開始於任教中學教師的時期。早期的小說有〈吊人樹〉、〈墳地鐘聲〉、〈海葬〉、〈炸〉、〈金水嬸〉；第一本小說集《金水嬸》裡的八篇作品中，有七篇都是以他出生成長的八斗子為背景，寫八斗子的人與事。八斗子是王拓文學的原鄉。
出身漁村的王拓，可以說是成功地從漁村脫困破繭而出的知識分子，從討海人的子弟逃離漁村進入大都會、躋身大學殿堂當講師。然而，當他以「文學」去省思他的來時路和他存在的世界時，八斗子漁村的人與事，不但是他生命養分的主要來源，恐怕也是他魂牽夢繞、最真實不過的人間。王拓筆下的八斗子和八斗子居民，除了是他童年世界的寫照之外，也是他對故鄉的無限依戀。
王拓的小說是寫實的，又不失理想主義的熱情。八斗子是他出生成長的地方、他的人生煉爐，也是他不能割捨的生命臍帶。無論是〈墳地鐘聲〉裡，那樣的八斗子子弟教育處境、教育的落後腐敗現象，還是像〈炸〉裡，漁民因染上賭博惡習，竟不惜干犯炸魚禁令、把自己炸死的悲劇。那些發生在漁村的、因貧窮造成的不幸，都是王拓小說關注的焦點。
誠然，八斗子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不幸、悲慘的，卻不是王拓刻意強調、醜化這些人間的負面，而是真實的人間寫照。王拓的八斗子故事，是七O年代僅見的漁民文學。坦白說，那個年代的台灣漁村是不被關注的人間角落，漁村教育落後，經濟困窘，謀生不易，貧窮、封閉，對王拓而言，有些是他的實際經驗，有些是八斗子的浮世繪。像描寫漁船因颱風失踪、家屬焦急、無助等候心情的〈望你早歸〉，就是紀念他在1970年遭遇海難的三哥。1970年代的漁民生活、生命全無保障，發生船難，船公司二萬、三萬就想打發一條人命，甚至拍拍屁股宣佈倒閉、一走了之，受難家屬一毛錢也拿不到。漁民和眾多農、工勞動大眾一樣，只有服國民納稅、當兵、勞役的義務，生計、生命不受保護，有了危、難，只能自由多福。
王拓用來貫穿八斗子人與事的人物是「金水嬸。〈望你早歸〉裡、失踪船員的母親叫「金水嬸」，他的八斗子背景小說的代表性也是〈金水嬸〉。「金水嬸」是八斗子漁村的代表人物，她不是漁民，只是挑著擔子穿梭漁村賣雜貨的行腳小販。雖然賺的是蠅頭小利，丈夫又是一個不負責任、好吃懶做、沒用的男人，生的六個兒子卻個個都唸到大學，有當銀行經理、稅務處專員；有當船長、大副的，也都各自成家立業。如果不是在銀行當經理的長子，把她扯進都市人的金錢投資遊戲，被人坑了錢，負責向親友、鄉親募集資金的金水嬸受到拖累。這個漁村老婦人，即使兒子們不拿一分錢供養她，也可以自食其力，在勤奮、儉約的工作中，過著尊嚴、自足的生活。
王拓的父親早逝，母親經營雜貨店，也曾替人幫傭，以撫養孩子長大、維持家計。日本學者山田敬三就推測說：「作品中的金水嬸應該是王拓的母親。」不論臆測是否貼近事實，「金水嬸」都不愧是王拓八斗子故事的靈魂人物，都不愧是「八斗子母親」的形象。「金水嬸」的生命故事，集合那個年代庶民生活的許多共同特質，也是美德。也許她的謀生方式是封閉於貧窮、落後的小漁村，趕不上工商業起飛年代快速、多變又充滿詭譎的時代腳步，容易受騙上當、受傷受害，但她的處世之道，身上綻放的人性美德光芒，卻是亙古長新的。
受到兒子「金融風暴」拖累的金水嬸，在兒子、媳婦都拒絕伸出援手之下，自己勇敢地扛起責任，選擇面對、不逃避，寧願出外幫傭還債，也不肯學都市人倒會、一走了之。這種做人的風骨，值得禮敬，傳揚。王拓從「金水嬸」的生命故事感受到的，也成為王拓文學很重要的元素。
構成王拓早期文學特質的兩大元素，一是八斗子漁村的現實，一是他對現實的批判性。這對於中文系出身的王拓而言，是相當不容易的異質。王拓剛開始寫小說的年代，似乎還是把「張愛玲」、《西遊記》、「梁簡文帝的文學觀、宮體詩」、《白蛇傳》放在同一個鍋子裡炒，碩士論文探討的也是袁枚的詩論。他出版的第一本文學評論是《張愛玲與宋江》。或許，他對《水滸傳》的官逼民反和宋江等梁山泊好漢的英雄形象，特別有感而神往，但把張愛玲和宋江混為一談，就相當難以理清王拓又是怎樣生產他的八斗子文學了。王拓在進入政大就讀的時候，參與了尉天驄、陳映真等人創辦的《文季》，對他的文學觀的確立，肯定有一些影響。
1977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時，王拓和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楊青矗…被歸類為「鄉土派」作家，其中，王拓還被點名，質疑「墳地裡哪來的鐘聲？」認為他的〈墳地鐘聲〉寫作的動機是在「暴露社會黑暗面」。因為這篇小說描述鄉下小學校辦學的諸多不是。作者指王拓未盡查證之實，所以寫作的動機就有可疑之處。以校長和女佣人通姦為例，他質疑說：「身為校長的人，想必是一個讀過書的知識分子。他白天必然有許多事務要處理，他再慾火中燒，也不會笨到把校務完全推開，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同女佣人幹起可能惹火燒身的勾當。我們不信這位校長會沒有顧忌…」
其實，在同一期的同一雜誌上，王拓就寫了〈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一方面釐清、確立自己的文學觀，一方面否定鄉土文學是鄉村文學。不過，王拓似乎尚未理解到現實主義就是寫實主義。以寫實主義的寫實精神而言，既不分寫鄉村或都市，寫人間的都可以是寫實，寫實既不是照像也不是錄影，小說寫到不肖校長和女佣人在光天化日下亂搞，並不需要提供錄音錄影的證據才能寫，文學寫的是現象的真實。反鄉土派的惡意貶抑、醜化、扭曲、鄙夷「鄉土文學」，恰恰激化了台灣作家對台灣文學深化思考的機會。
王拓的文學觀進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真正刺激特定文學群體對鄉土文學發動攻擊言論的，絕對不是王拓等被指名為「鄉土作家」的創作，而是類似〈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可能帶動社會覺醒、尋求改革的「論述」。認真說，王拓寫的八斗子故事，絕對不會帶動八斗子的人起身革命，但它會啟發知識分子的思考──如何在充斥謊言的世界裡找到自己，尋找未來。
整個鄉土文學論戰，最荒謬的是自始自終都沒有人為「鄉土文學」下過明確的定義，即使被點名為鄉土文學的「賊頭寇首」也說「我不是鄉土作家」，但論戰仍然打得昏天黑地。論戰期間，王拓因為最會「回嘴」──發表的論述最多，就被打得最兇。
可是王拓的姿態不高，甚至是謙卑的，他說：「這是我們的家園哪！」擁抱自己的家園，何罪之有？「我們家從福建遷移來台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的祖先一代接一代在這塊土地上不斷辛勞地、勤懇地、滿懷期待地工作者，在這塊土地上播下愛心和希望，並且用血、用汗，甚至用淚水來灌溉她、照顧她、呵護她，就像一個忠實的園丁對待他的田園，……我們是兩腳深扎在這塊土地上的一群人，死了也還在這塊土地上，和這塊土地合而為一、混為一體。所以，……我們願意流汗、流血；為她，我們甚至可以死！因為沒有這塊土地就沒有我們、沒有我們的子孫、沒有我們的一切！」為了替「鄉土文學」辯護，不但豎立了台灣作家的創作標竿，也為王拓文學理出了清晰的面貌。
然而，論戰帶給王拓的，不是文學創作的陽光大道，而是他的文學觀背後的「社會參與」的實踐行動。他投入黨外民主運動，先是走進黨外雜誌的陣營，投入選舉，1979年，也因為高雄美麗島事件被捕，判刑六年。獄中先後完成兒童故事多篇及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台北，台北！》。1984年底出獄後，雖未忘情於文學，曾短暫出任過《文季》總編輯，《人間》雜誌社社長，撰寫散文、評論，並多次參與選舉，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也曾出任行政院文建會主委、民主進步黨秘書長等職，年輕時代的文學理想，透過政治參與付諸實踐。
一場文學論戰，把自認業餘寫作的王拓，逼向貼近土地和現實思考，更進一步又能以行動實踐文學中的理想，王拓的文學路正如他的兩本報導文學集名──是「街巷鼓聲」，也是「民眾的聲音」。
【作者 彭瑞金，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本文原刊登於民報：以八斗子為文學原鄉的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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