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軒：擁抱新冷戰？還是迎接新混亂？
2016-04-06
587
美國與古巴關係的情仇始於冷戰對峙，在今天雙方「擱置歧見」下開啟新時代，然而「冷戰」真的結束了嗎？還是這意味著另一個「新冷戰」的開始？
美國總統歐巴馬三月底為美國外交史翻了新的一頁，他成為近90年第一位以元首身分踏上古巴國土進行國是訪問的美國總統，這一舉措無疑地被稱為「歷史性」。美國總統的訪問以及訪問前對古巴釋出的種種善意，被視為美古冷戰半世紀的「融冰」。美國與古巴關係的情仇始於冷戰對峙，又在今天雙方「擱置歧見」下開啟新時代，然而「冷戰」真的結束了嗎？還是這意味著另一個「新冷戰」的開始？聯合報「轉角國際」1日刊登其專欄作家徐子軒專文以全球大視野的角度剖析，認為要回答以上問題，必須要先反思過去。
文章全文如下：
三月的美洲大陸異常熱鬧，在「Por Una Cabeza」的音樂裡，美國總統歐巴馬略顯生硬的獻舞於阿根廷國宴。這一曲探戈雖是神來之作，但不夠激情，遠不及他在哈瓦那揚言埋葬了冷戰殘餘的激昂。
歐巴馬在日前所提的「埋葬說」，或是針對國寶級的古巴共產黨——能「收復後院」名留歷史，歐巴馬的欣喜不難想像——但他卻忽略了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總理麥維德夫（Dmitry Medvedev）曾向西方喊話，聲稱世界已經進入「新冷戰時期」——而究竟冷戰結束了沒？甚麼又是新冷戰？這一對立的新局當真不可避免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要反思過去。
上世紀末蘇聯倏地崩解，筆者的師公、美國國際政治學界巨匠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即發表一篇名為〈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的文章。雖然文內對「戰後」世局的剖析，主要聚焦於歐洲，但這卻並非其學者「歐洲中心論」使然，因為基本上那時亞洲除四小龍外荒蕪一片，而如日中天的日本亦足以掌握東亞大勢。
當時，米爾斯海默提出了幾個穩定和平的建議，諸如：在歐洲推展有限制的核嚇阻能力、美英發揮離岸優勢以監控歐亞大陸，以及遏制極端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等。而多年之後，對照近年全球的動盪不安，此時回顧這篇文章，更格外引人省思。
回顧蘇聯垮台後的「歷史終結」和首次波灣戰爭後的狂歡情緒，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顯然對新時代過分樂觀。世界秩序其實從未定於一尊，許多文明的力量都在潛伏等待時機，而國際制度本身的脆弱性、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極大化、意識形態的捲土重來，在在都亦成為引爆彼此衝突的導火線。
然而戰爭與和平的定義，向來不是那樣黑白分明，若單以武裝衝突觀之，全球平均每年死於「戰火」的人數，已經從1950年代的將近一萬，下降至千禧年的一千；若是與二戰期間，戰歿死傷逾五千萬的恐怖數字相較，我們身處的現代，可能是古往今來最安全的太平盛世。
而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對戰爭或和平的觀點亦會隨之更迭。冷戰時期，東西陣營雖是「對抗」，主要大國間卻未兵戎相見。當時世上的衝突，大部分來自於歐洲以外的亞、非、中東等地，東西陣營打的則是「代理人戰爭」。這段期間，國際衝突的次數從五零年代一路攀升，但當到了九零年代的最高峰之後，卻因蘇聯的崩解而驟然下降——這樣的光景，也就是西方陣營樂觀的來源；不過這種衝突平息的趨勢，卻在2010年後逆轉回升——這即是俄國總理之所以悲觀的根源。
衝突的成因與地點各異，然究其根本並無太大變化，如中東或是宗教伴隨氏族政治之爭，再加上美俄等國的推波助瀾；中亞仍是地緣政治之鬥，俄國難掩沙皇時代思維，西方則仍呈包圍姿態；非洲仍是失敗國家之哀，內部的殺戮益發血腥；而亞洲卻因崛起的中國、與美（日）進行權力轉移，而讓戰略棋局越顯複雜，但至少這場爭霸目前仍幸運地不見煙硝。
與冷戰相比，當今世局的特徵是敵我難分。這是全球化的結果，亦是制度論的成就。但這樣的平衡卻在俄國揮軍喬治亞（2008）與克里米亞（2014）後漸趨消逝；正如前述，冷戰期間其實熱戰不斷，之所以沒有爆發毀滅性結果，乃是由於大國的克制，即是透過下指導棋的方式相爭，並不直接對抗。
米爾斯海默曾經預測，冷戰後的和平難以持久，便是基於失去權力中樞（蘇聯），將使許多中小國家各自為政、增添衝突的可能性。如今，俄羅斯已淪為中型強權，其好戰的民族主義，仍承續著斯拉夫的尚武氣息。不過普丁政權顯然較能記取歷史教訓，敘利亞的撤兵證明了莫斯科並不想再窮兵黷武重蹈覆轍；另外歐洲也以分散能源供給，得到一定的制裁作用，這些都使俄羅斯不似蘇聯時代的難纏。
不過，當作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盟友」俄羅斯，都已經發出如此明確的「新冷戰」信號，超級霸權候選者的中國，還能繼續鼓吹「國際社會應摒棄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嗎？至少到目前，大國間脆弱的互信延續難得的和平，而中國對使用武力的謹慎，則更是之中的最大關鍵。
相較於上世紀嘗試以軍事手段處理周遭領土，現在的北京已學會用更細緻的蠶食之策於南海、東海，這便讓戰爭與和平的邊界越發模糊。再加上兩強的核武相互保證毀滅與美債的經濟相互保證毀滅、雖無法彼此理解但至少尚能容忍的層峰等因素作用，也推遠了大國攤牌的時刻。
然而，不可諱言，既有秩序正在動搖，不只是上述的軍事平衡，也包括國際經濟。部份來自於舊瓶新裝的挑戰者：破產的社會主義國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型態，重新對自由資本主義陣營展開進擊。此等景況絕非新鮮事，曾經的納粹和法西斯均曾盛極一時；但不同的是，如今堪稱世界級規模的中國已正式踏入這場博奕，她帶來的影響也屬空前——這裡並不是指操縱匯率或搶奪工作此類的政客指控，而是指中國模式的成功，動搖了世人對資本主義民主典範的信念，「原來強政府也可以是國家發展的捷徑」。
與此同時，傳統西方陣營的成員也呈現出不一的衰退：像是老齡化的日本、增長乏力的歐洲等舊強權，再加上自千禧年以來，世界領導的美國接連出錯，911後的一意孤行、次貸風暴的殃及全球，不斷地折損自身實力與威信。僅管程度不一，卻可以預見在本世紀內，新強權如中國、印度、東盟等，將與舊強權分享國際政治的議程安排。儘管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促使我們需要，也難免有一個強大的領導穩定體系，但透過多邊主義的分權，更有助於體系成員的意見表達，亦可達到某種制衡作用。讓強權學會尊重中小國家、讓中小國家能與強權折衝，這正是民主的真諦所在。
如果這就是新冷戰的樣貌，或許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珍惜。事實上沒有人真正遠離那場不自然結束的冷戰，於是可以見到你在小島佈署紅旗、我在半島部署薩德（THAAD）；聚光燈前暢談核管控、回過頭來加強核嚇阻。
這種不穩定的狀況很快就會隨著大國的權力轉移而底定，會進入甚麼樣的時代則無人可以斷言。或許在那時，新時代或非我們所想像與期盼，而讓世人開始懷念起那穩定與恐懼並存的冷戰日常。
文章來源：聯合報／轉角國際－新時代的戰略謎局：擁抱新冷戰？還是迎接新混亂？
文章全文如下：
三月的美洲大陸異常熱鬧，在「Por Una Cabeza」的音樂裡，美國總統歐巴馬略顯生硬的獻舞於阿根廷國宴。這一曲探戈雖是神來之作，但不夠激情，遠不及他在哈瓦那揚言埋葬了冷戰殘餘的激昂。
歐巴馬在日前所提的「埋葬說」，或是針對國寶級的古巴共產黨——能「收復後院」名留歷史，歐巴馬的欣喜不難想像——但他卻忽略了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總理麥維德夫（Dmitry Medvedev）曾向西方喊話，聲稱世界已經進入「新冷戰時期」——而究竟冷戰結束了沒？甚麼又是新冷戰？這一對立的新局當真不可避免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要反思過去。
上世紀末蘇聯倏地崩解，筆者的師公、美國國際政治學界巨匠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即發表一篇名為〈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的文章。雖然文內對「戰後」世局的剖析，主要聚焦於歐洲，但這卻並非其學者「歐洲中心論」使然，因為基本上那時亞洲除四小龍外荒蕪一片，而如日中天的日本亦足以掌握東亞大勢。
當時，米爾斯海默提出了幾個穩定和平的建議，諸如：在歐洲推展有限制的核嚇阻能力、美英發揮離岸優勢以監控歐亞大陸，以及遏制極端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等。而多年之後，對照近年全球的動盪不安，此時回顧這篇文章，更格外引人省思。
回顧蘇聯垮台後的「歷史終結」和首次波灣戰爭後的狂歡情緒，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顯然對新時代過分樂觀。世界秩序其實從未定於一尊，許多文明的力量都在潛伏等待時機，而國際制度本身的脆弱性、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極大化、意識形態的捲土重來，在在都亦成為引爆彼此衝突的導火線。
然而戰爭與和平的定義，向來不是那樣黑白分明，若單以武裝衝突觀之，全球平均每年死於「戰火」的人數，已經從1950年代的將近一萬，下降至千禧年的一千；若是與二戰期間，戰歿死傷逾五千萬的恐怖數字相較，我們身處的現代，可能是古往今來最安全的太平盛世。
而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對戰爭或和平的觀點亦會隨之更迭。冷戰時期，東西陣營雖是「對抗」，主要大國間卻未兵戎相見。當時世上的衝突，大部分來自於歐洲以外的亞、非、中東等地，東西陣營打的則是「代理人戰爭」。這段期間，國際衝突的次數從五零年代一路攀升，但當到了九零年代的最高峰之後，卻因蘇聯的崩解而驟然下降——這樣的光景，也就是西方陣營樂觀的來源；不過這種衝突平息的趨勢，卻在2010年後逆轉回升——這即是俄國總理之所以悲觀的根源。
衝突的成因與地點各異，然究其根本並無太大變化，如中東或是宗教伴隨氏族政治之爭，再加上美俄等國的推波助瀾；中亞仍是地緣政治之鬥，俄國難掩沙皇時代思維，西方則仍呈包圍姿態；非洲仍是失敗國家之哀，內部的殺戮益發血腥；而亞洲卻因崛起的中國、與美（日）進行權力轉移，而讓戰略棋局越顯複雜，但至少這場爭霸目前仍幸運地不見煙硝。
與冷戰相比，當今世局的特徵是敵我難分。這是全球化的結果，亦是制度論的成就。但這樣的平衡卻在俄國揮軍喬治亞（2008）與克里米亞（2014）後漸趨消逝；正如前述，冷戰期間其實熱戰不斷，之所以沒有爆發毀滅性結果，乃是由於大國的克制，即是透過下指導棋的方式相爭，並不直接對抗。
米爾斯海默曾經預測，冷戰後的和平難以持久，便是基於失去權力中樞（蘇聯），將使許多中小國家各自為政、增添衝突的可能性。如今，俄羅斯已淪為中型強權，其好戰的民族主義，仍承續著斯拉夫的尚武氣息。不過普丁政權顯然較能記取歷史教訓，敘利亞的撤兵證明了莫斯科並不想再窮兵黷武重蹈覆轍；另外歐洲也以分散能源供給，得到一定的制裁作用，這些都使俄羅斯不似蘇聯時代的難纏。
不過，當作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盟友」俄羅斯，都已經發出如此明確的「新冷戰」信號，超級霸權候選者的中國，還能繼續鼓吹「國際社會應摒棄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嗎？至少到目前，大國間脆弱的互信延續難得的和平，而中國對使用武力的謹慎，則更是之中的最大關鍵。
相較於上世紀嘗試以軍事手段處理周遭領土，現在的北京已學會用更細緻的蠶食之策於南海、東海，這便讓戰爭與和平的邊界越發模糊。再加上兩強的核武相互保證毀滅與美債的經濟相互保證毀滅、雖無法彼此理解但至少尚能容忍的層峰等因素作用，也推遠了大國攤牌的時刻。
然而，不可諱言，既有秩序正在動搖，不只是上述的軍事平衡，也包括國際經濟。部份來自於舊瓶新裝的挑戰者：破產的社會主義國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型態，重新對自由資本主義陣營展開進擊。此等景況絕非新鮮事，曾經的納粹和法西斯均曾盛極一時；但不同的是，如今堪稱世界級規模的中國已正式踏入這場博奕，她帶來的影響也屬空前——這裡並不是指操縱匯率或搶奪工作此類的政客指控，而是指中國模式的成功，動搖了世人對資本主義民主典範的信念，「原來強政府也可以是國家發展的捷徑」。
與此同時，傳統西方陣營的成員也呈現出不一的衰退：像是老齡化的日本、增長乏力的歐洲等舊強權，再加上自千禧年以來，世界領導的美國接連出錯，911後的一意孤行、次貸風暴的殃及全球，不斷地折損自身實力與威信。僅管程度不一，卻可以預見在本世紀內，新強權如中國、印度、東盟等，將與舊強權分享國際政治的議程安排。儘管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促使我們需要，也難免有一個強大的領導穩定體系，但透過多邊主義的分權，更有助於體系成員的意見表達，亦可達到某種制衡作用。讓強權學會尊重中小國家、讓中小國家能與強權折衝，這正是民主的真諦所在。
如果這就是新冷戰的樣貌，或許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珍惜。事實上沒有人真正遠離那場不自然結束的冷戰，於是可以見到你在小島佈署紅旗、我在半島部署薩德（THAAD）；聚光燈前暢談核管控、回過頭來加強核嚇阻。
這種不穩定的狀況很快就會隨著大國的權力轉移而底定，會進入甚麼樣的時代則無人可以斷言。或許在那時，新時代或非我們所想像與期盼，而讓世人開始懷念起那穩定與恐懼並存的冷戰日常。
文章來源：聯合報／轉角國際－新時代的戰略謎局：擁抱新冷戰？還是迎接新混亂？
作者介紹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