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獎學金 王世榕五星級的留歐生活(上)
201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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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榕，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活躍學生、經常被大使館找去充當免費翻譯員，有一天，接待一位來自台灣大同公司人員，一杯咖啡下肚，吐了台灣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的苦水。沒想到，他被告密了，不久，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變成危險份子。
文／鄒麗泳
王世榕，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活躍學生、經常被大使館找去充當免費翻譯員，有一天，接待一位來自台灣大同公司人員，一杯咖啡下肚，吐了台灣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的苦水。沒想到，他被告密了，不久，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變成危險份子。
一杯咖啡的代價變成共產黨
王世榕回想，就是這位林先生的密告，讓他變成共產黨。原本只是單純喝一杯咖啡，聊到比利時這邊的生活與課業，也談到勞工問題與勞資關係，說了大同公司沒有給工人應有的權力，台灣的工會都是假的之類的話。半年之後，負責歐洲的國安局情報頭子告訴他，「來自國內的消息說你是共產黨」。
1960年代，台灣學生出國留學大多選擇美國或日本，留學歐洲是少數中的少數。一般而言，國民黨高官子女泰半選擇留美，外省人居多，因為國民黨大官與美國官員熟稔，留美也有各種教育津貼。選擇到日本多是本省人，早一輩台灣鄉紳受日本教育，台灣子弟留學也以日本為優先考量。到歐洲留學比較特別，大部分拿教會獎學金出國，當時法國、西班牙、比利時也給台灣留學生獎學金。王世榕拿到比利時政府獎學金，台灣只有6個名額。
19世紀末，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清帝國戰敗、投降簽下庚子條約，巨額賠款稱為「庚子賠款」。20世紀60年代，王世榕與其他5位台灣菁英用庚子賠款踏上赴歐旅程，不久，庚子獎學金名額給了中國留學生。
台灣菁英齊聚歐洲 踏上不同旅程
1960年代，王世榕搭乘飛機前往歐洲，當時大多數人都是搭船，一坐就是三個月，旅程艱辛。1966年，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研究工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勞動哲學、國際勞動組織與勞資關係，這是台灣最早鑽訮勞工議題的留學生之一。
拿庚子賠款獎學金，三年學雜費免費，每個月提供200元美金的生活費，相當於比利時一位中學老師的薪水，王世榕租了50坪大的公寓，住得舒適，留學生活並不清苦，甚至過得頗為愜意。
當時拿庚子獎學金的還有，台杉投資公司董事長吳榮義，大約在1970年到名校比利時魯汶大學就讀，連戰的智囊蔡政文博士也是魯汶大學的高材生，還有前立委盧修一。台灣留歐菁英還有張維邦、張維嘉兄弟（瑞士），國民黨高官袁守謙的女兒袁旃學藝術史，台灣雷射光專家劉海北，劉的妻子是蒙古郡主席慕容，她是台灣早期知名作家兼畫家。留歐學生很優秀，不少人返國之後在學術界大放異彩，在各領域引領風騷。
當時台灣留學生到比利時，幾乎（95%）就讀魯汶大學，他念布魯塞爾大學，人單力孤，因此，每到周末假日，就從布魯塞爾跑到魯汶地區找台灣同學聚會，吃吃台灣菜、講一講國台語，否則沒有機會講。愛開玩笑的他也透露，有時候，他會帶著外國漂亮女孩子到魯汶「示威」，羡煞不少同學。其實，留學生活很苦悶，除了，隻身在外寂寞，想念家鄉，加上，文化震盪等因素，留學生經常聚在一起喝啤酒，女生也會到酒吧狂歡一下，解解鄉愁。
然而，王世榕布魯塞爾安逸的留學生活被一件意外事件打亂，遑遑不安。1970年前後，歐洲的台獨運動愈來愈活躍，他沒有參加台獨運動，卻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
這可能與王世榕研究社會主義有關。當時，台灣商人到歐洲時，通常先拜會當地的大使館，他是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留學生，英法文都很好，經常充當大使館的免費翻譯員，有一次接待台灣大同公司的林先生，就是他的密告，讓他變成共產黨。
自己變成共產黨還是一位駐比利時大使館的情報頭子告訴他，王問「有沒有人可以消掉？」他回以「沒有人敢銷毀」。後來王世榕氣憤發誓，如果回台灣被抓，一定要找這個混帳「抓耗子」算帳。
毛語錄不如蔣介石嘉言錄
儘管自己被台灣特務歸類為共產黨，但王世榕對共產主義的想像與觀念很快就破滅了。
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一路從歐洲蔓延到全世界，當時，他被推舉為布魯塞爾大外國學生代表參與學校改革，駐比利時教育部文化參事傅維新勸他，你想要回台灣、最好不要參加這些活動，乖乖念書就好、不要惹麻煩，王世榕聽勸未參加。
不久，發生一件衝擊觀念大事。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打著破舊立新等觀念，很前衛，當代不少德國哲學家、法國沙特等人讚揚，很多學生支持左派思想，王世榕在精神上還算支持共產思想，但這件事讓他對共產黨的觀念完全改變。
當時布大舉辦一場「中國文化大革命文物展」，王世榕像做了虧心事一樣偷偷跑去參觀，因為很怕被同學撞見被人誤會支持共產黨。壓不住好奇心，他不僅看了展覽，也快速偷偷買了法文版毛語錄回家看，毛語錄竟然比蔣介石嘉言錄還不如。毛語錄充其量就是中國俚諺語，加上共產黨標語與勵志的大雜膾，從此認定共產黨都是騙人的，至少中國共產黨是騙人的。
亞太學生會長改選 台韓合作擊退日本
王世榕個性爽朗活潑，大嗓門有話直說，鋒頭很健。他不是教徒、卻被拉去參加新教的教會活動，一混就變成老大。還有一次，亞太留歐學生聯誼會在日內瓦舉辦訓練營，同時進行正副會長選舉，包括韓國、日本以及他都出來參選。王世榕跑去先拉攏韓國學生，曉以大義說應該台韓合作打垮日本的候選人，因為台灣留學生沒有擔任過會長，韓國學生已當過，這一次你支持我，下次我支韓國，拉左手打右手的結果，王世榕當選了，台韓合作成功打敗日本。
3年多的布魯塞爾留學生活結束，當時年少輕狂，王世榕迫不及待飛奔日本，在日本，有他心儀已久的森小姐。1969年11月抵達日本，表面上，赴早稻田大學留學，實際上，是為了追求女孩子，為愛走天涯。森小姐拿日本政府獎學金到比利時留學，兩人在歐洲時就經常在一起喝咖啡，互有好感，情愫在比利時已種下。
森小姐住神戶，王世榕住住東京朋友的家，兩人在日本見了兩次。第三次見面前夕，她在電話另一端說，「你不用再來找我了，我要回比利時，她跟以前的男朋友重修舊好了」，失望的他在愛情戰場上敗陣下來，心裡難過好一陣子。
把妹不成，三個月觀光簽證又即將在期，最慘的是，錢都花光了，連吃飯都成問題，央請朋友的父親把護照延長到一年，首先要解決吃住及語言的問題。個性豁達，王世榕心想，既來日本就「既來之則安之」，他跑到專收外國人學習的涉谷日語學校高級班學日文，學了三個月，老師叫他不用再去了，因為他本來就會日文，不用再補習了。
為愛飛奔日本 三溫暖打工、淪為BOY桑
口袋空空、阮囊羞澀的王世榕，為了生計在日本展開打工生活。他白天打工到輪胎公司打工，後來又到三溫暖打工、當BOY桑(夥計)，幫客人家拿毛巾。「我在日本做最底層的工作，吃很多苦，甚至到黑社會經營的酒吧、三溫暖打工也不以為意，苦到這種情況」。不過，很有女性緣的他，與日本姑娘逗嘴、開玩笑，連她們很好奇怎麼會有外國留學生願意到三溫暖工作？
當時日本人對台灣人還存有統治者的睥睨姿態，比較瞧不起台灣人，王世榕求職過程多次嚐到矮人一截被歧視的滋味。有一次看報紙應徵補習班中文教師工作，電話談得很愉快，本來都OK了，當對方問「你是哪裡來的？是北京來的嗎？」我說「我是台北來的」。對方表示，你的程度很好有資格教中文，但我勸你不要來，王反問「為什麼？」因為我們完全用中國授講內容、用中國的教法，你回台灣以後可能會有麻煩。王世榕心想也對，都被情報單位列為共產黨了，如果在日本又與中國牽扯不清，恐怕連台灣都回不了，因此，自己打了退堂鼓。
又有一次，王世榕應徵教授法語工作，一開始在電話那頭也是聊得很愉快，當問到來自哪裡？我說，來自台灣時，又不行了。補習班說，因為你不是白人，不是白人教法語學生是不會接受的，何況還是來自被日本統治過的台灣。因此，他只能在日本做最底層工作。
天性樂觀的王世榕，在日本品嚐酸甜苦辣的底層社會生活，看盡世間冷暖，儘管，生活過得很苦，他還是利用一年簽證到期之前，到關西、九州大大暢快旅遊，回國前把諸多不快與煩惱拋諸腦後，帶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1970年年底踏上返鄉之路。
王世榕檔案：
1940年生於台北，台大法律系畢業、政大研究所碩士、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勞研碩士以上學位、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
曾任青商會總會長、美國亞洲基金會秘書長、亞洲之友協會執行長、英文台灣新聞總主筆等，扁政府時代擔任駐瑞士代表，現為建宏文教基金會董事、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董事、風雲網路電視評論員等。
(本文轉載自《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圖片來源：《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鄒麗泳/攝 】
王世榕，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活躍學生、經常被大使館找去充當免費翻譯員，有一天，接待一位來自台灣大同公司人員，一杯咖啡下肚，吐了台灣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的苦水。沒想到，他被告密了，不久，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變成危險份子。
一杯咖啡的代價變成共產黨
王世榕回想，就是這位林先生的密告，讓他變成共產黨。原本只是單純喝一杯咖啡，聊到比利時這邊的生活與課業，也談到勞工問題與勞資關係，說了大同公司沒有給工人應有的權力，台灣的工會都是假的之類的話。半年之後，負責歐洲的國安局情報頭子告訴他，「來自國內的消息說你是共產黨」。
1960年代，台灣學生出國留學大多選擇美國或日本，留學歐洲是少數中的少數。一般而言，國民黨高官子女泰半選擇留美，外省人居多，因為國民黨大官與美國官員熟稔，留美也有各種教育津貼。選擇到日本多是本省人，早一輩台灣鄉紳受日本教育，台灣子弟留學也以日本為優先考量。到歐洲留學比較特別，大部分拿教會獎學金出國，當時法國、西班牙、比利時也給台灣留學生獎學金。王世榕拿到比利時政府獎學金，台灣只有6個名額。
19世紀末，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清帝國戰敗、投降簽下庚子條約，巨額賠款稱為「庚子賠款」。20世紀60年代，王世榕與其他5位台灣菁英用庚子賠款踏上赴歐旅程，不久，庚子獎學金名額給了中國留學生。
台灣菁英齊聚歐洲 踏上不同旅程
1960年代，王世榕搭乘飛機前往歐洲，當時大多數人都是搭船，一坐就是三個月，旅程艱辛。1966年，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研究工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勞動哲學、國際勞動組織與勞資關係，這是台灣最早鑽訮勞工議題的留學生之一。
拿庚子賠款獎學金，三年學雜費免費，每個月提供200元美金的生活費，相當於比利時一位中學老師的薪水，王世榕租了50坪大的公寓，住得舒適，留學生活並不清苦，甚至過得頗為愜意。
當時拿庚子獎學金的還有，台杉投資公司董事長吳榮義，大約在1970年到名校比利時魯汶大學就讀，連戰的智囊蔡政文博士也是魯汶大學的高材生，還有前立委盧修一。台灣留歐菁英還有張維邦、張維嘉兄弟（瑞士），國民黨高官袁守謙的女兒袁旃學藝術史，台灣雷射光專家劉海北，劉的妻子是蒙古郡主席慕容，她是台灣早期知名作家兼畫家。留歐學生很優秀，不少人返國之後在學術界大放異彩，在各領域引領風騷。
當時台灣留學生到比利時，幾乎（95%）就讀魯汶大學，他念布魯塞爾大學，人單力孤，因此，每到周末假日，就從布魯塞爾跑到魯汶地區找台灣同學聚會，吃吃台灣菜、講一講國台語，否則沒有機會講。愛開玩笑的他也透露，有時候，他會帶著外國漂亮女孩子到魯汶「示威」，羡煞不少同學。其實，留學生活很苦悶，除了，隻身在外寂寞，想念家鄉，加上，文化震盪等因素，留學生經常聚在一起喝啤酒，女生也會到酒吧狂歡一下，解解鄉愁。
然而，王世榕布魯塞爾安逸的留學生活被一件意外事件打亂，遑遑不安。1970年前後，歐洲的台獨運動愈來愈活躍，他沒有參加台獨運動，卻被國安局列為共產黨。
這可能與王世榕研究社會主義有關。當時，台灣商人到歐洲時，通常先拜會當地的大使館，他是少數住在布魯塞爾的留學生，英法文都很好，經常充當大使館的免費翻譯員，有一次接待台灣大同公司的林先生，就是他的密告，讓他變成共產黨。
自己變成共產黨還是一位駐比利時大使館的情報頭子告訴他，王問「有沒有人可以消掉？」他回以「沒有人敢銷毀」。後來王世榕氣憤發誓，如果回台灣被抓，一定要找這個混帳「抓耗子」算帳。
毛語錄不如蔣介石嘉言錄
儘管自己被台灣特務歸類為共產黨，但王世榕對共產主義的想像與觀念很快就破滅了。
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一路從歐洲蔓延到全世界，當時，他被推舉為布魯塞爾大外國學生代表參與學校改革，駐比利時教育部文化參事傅維新勸他，你想要回台灣、最好不要參加這些活動，乖乖念書就好、不要惹麻煩，王世榕聽勸未參加。
不久，發生一件衝擊觀念大事。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打著破舊立新等觀念，很前衛，當代不少德國哲學家、法國沙特等人讚揚，很多學生支持左派思想，王世榕在精神上還算支持共產思想，但這件事讓他對共產黨的觀念完全改變。
當時布大舉辦一場「中國文化大革命文物展」，王世榕像做了虧心事一樣偷偷跑去參觀，因為很怕被同學撞見被人誤會支持共產黨。壓不住好奇心，他不僅看了展覽，也快速偷偷買了法文版毛語錄回家看，毛語錄竟然比蔣介石嘉言錄還不如。毛語錄充其量就是中國俚諺語，加上共產黨標語與勵志的大雜膾，從此認定共產黨都是騙人的，至少中國共產黨是騙人的。
亞太學生會長改選 台韓合作擊退日本
王世榕個性爽朗活潑，大嗓門有話直說，鋒頭很健。他不是教徒、卻被拉去參加新教的教會活動，一混就變成老大。還有一次，亞太留歐學生聯誼會在日內瓦舉辦訓練營，同時進行正副會長選舉，包括韓國、日本以及他都出來參選。王世榕跑去先拉攏韓國學生，曉以大義說應該台韓合作打垮日本的候選人，因為台灣留學生沒有擔任過會長，韓國學生已當過，這一次你支持我，下次我支韓國，拉左手打右手的結果，王世榕當選了，台韓合作成功打敗日本。
3年多的布魯塞爾留學生活結束，當時年少輕狂，王世榕迫不及待飛奔日本，在日本，有他心儀已久的森小姐。1969年11月抵達日本，表面上，赴早稻田大學留學，實際上，是為了追求女孩子，為愛走天涯。森小姐拿日本政府獎學金到比利時留學，兩人在歐洲時就經常在一起喝咖啡，互有好感，情愫在比利時已種下。
森小姐住神戶，王世榕住住東京朋友的家，兩人在日本見了兩次。第三次見面前夕，她在電話另一端說，「你不用再來找我了，我要回比利時，她跟以前的男朋友重修舊好了」，失望的他在愛情戰場上敗陣下來，心裡難過好一陣子。
把妹不成，三個月觀光簽證又即將在期，最慘的是，錢都花光了，連吃飯都成問題，央請朋友的父親把護照延長到一年，首先要解決吃住及語言的問題。個性豁達，王世榕心想，既來日本就「既來之則安之」，他跑到專收外國人學習的涉谷日語學校高級班學日文，學了三個月，老師叫他不用再去了，因為他本來就會日文，不用再補習了。
為愛飛奔日本 三溫暖打工、淪為BOY桑
口袋空空、阮囊羞澀的王世榕，為了生計在日本展開打工生活。他白天打工到輪胎公司打工，後來又到三溫暖打工、當BOY桑(夥計)，幫客人家拿毛巾。「我在日本做最底層的工作，吃很多苦，甚至到黑社會經營的酒吧、三溫暖打工也不以為意，苦到這種情況」。不過，很有女性緣的他，與日本姑娘逗嘴、開玩笑，連她們很好奇怎麼會有外國留學生願意到三溫暖工作？
當時日本人對台灣人還存有統治者的睥睨姿態，比較瞧不起台灣人，王世榕求職過程多次嚐到矮人一截被歧視的滋味。有一次看報紙應徵補習班中文教師工作，電話談得很愉快，本來都OK了，當對方問「你是哪裡來的？是北京來的嗎？」我說「我是台北來的」。對方表示，你的程度很好有資格教中文，但我勸你不要來，王反問「為什麼？」因為我們完全用中國授講內容、用中國的教法，你回台灣以後可能會有麻煩。王世榕心想也對，都被情報單位列為共產黨了，如果在日本又與中國牽扯不清，恐怕連台灣都回不了，因此，自己打了退堂鼓。
又有一次，王世榕應徵教授法語工作，一開始在電話那頭也是聊得很愉快，當問到來自哪裡？我說，來自台灣時，又不行了。補習班說，因為你不是白人，不是白人教法語學生是不會接受的，何況還是來自被日本統治過的台灣。因此，他只能在日本做最底層工作。
天性樂觀的王世榕，在日本品嚐酸甜苦辣的底層社會生活，看盡世間冷暖，儘管，生活過得很苦，他還是利用一年簽證到期之前，到關西、九州大大暢快旅遊，回國前把諸多不快與煩惱拋諸腦後，帶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1970年年底踏上返鄉之路。
王世榕檔案：
1940年生於台北，台大法律系畢業、政大研究所碩士、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勞研碩士以上學位、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
曾任青商會總會長、美國亞洲基金會秘書長、亞洲之友協會執行長、英文台灣新聞總主筆等，扁政府時代擔任駐瑞士代表，現為建宏文教基金會董事、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董事、風雲網路電視評論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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