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中美博奕：拜登打「民主牌」
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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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美國共享制度和價值利益，理當成為拜登民主聯盟的一員；拜登預定今（2021）年底舉行「民主高峰會」，臺灣能否應邀與會，成為外界關切的議題。有傳言指出，臺灣可能因為「刺激中共」的理由，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民主牌對臺美中三邊都是考驗。
趙春山／評論
美國總統拜登3月25日舉行上任後的首次國內外記者會，並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談中美關係。拜登表示，目前正處於「21世紀民主與專制政體之間的鬥爭」，並稱以他過去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交往的經驗，認為習「骨子裡就沒有民主」，因此，美國「必須證明民主有效」，並儘快建立民主聯盟。
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意識形態途徑」（Ideological Approach）就被西方學術界視為研究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它強調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僅是其國內盛行的政治、社會、宗教等信仰的表達，因而對外政策可以分為民主或集權、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愛好和平或侵略性等不同類型。
雖然拜登強調他的中國政策主軸是競爭，不是對抗，但若把競爭拉高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層次，就代表雙方的競爭有可能進入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筆下的「文明衝突」。難怪有人擔心，世界局勢將出現「新冷戰」的狀態。
拜登的「民主牌」能發揮多大效果？關鍵在於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說，一是美國和西方盟國是否能與中國就新的全球秩序互相達成諒解；二是中國能否接受所謂新的秩序。季辛吉認為，「西方世界要相信自己，那是我們內部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
談內部問題，首先就必須談美國自己的問題。中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日前以「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為題發表演講說，他指出，「東升西降」是趨勢不是現實，但因為「其他力量」正在崛起，美國的國際地位確實已不同於過去，因此應避免居高臨下的思維。
為了改變力量對比變化對美國不利的趨勢，《華盛頓郵報》評論認為，拜登在安克拉治「2+2」對話後，必先做好下列6件事：一是終止美國境內新冠疫情的蔓延；二是儘快恢復美國的經濟；三是團結內部，尤其是解決種族主義紛爭；四是重振美國與盟邦的關係；五是重新調整國防支出，因應中共新武器的發展；六是維持美國既有的技術優勢。
上述6件事是以「安內」為主，目的是要提升美國國力，並恢復美國民主制度在川普執政4年期間受到的傷害。然而，美國企圖在國際關係中凸顯意識形態的地位，以藉此增強西方國家內部的凝聚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就表示，儘管歐盟和美國有很多共同點，但在對中政策上並不一致。梅克爾指出，「我們與美國當然有著共同的價值基礎，這一點明確無誤；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有自身的利益。」另如美國的亞洲盟友南韓，基於經貿利益，也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並表明不加入印太戰略。
盟國的投鼠忌器，是對美國的信心危機。過去卡特政府搞人權外交，被批評採雙重標準；柯林頓執政時也強調人權的重要性，最後卻臣服於經濟利益。民主、人權是拜登的政治理念，也是多數民主黨人的政治信仰，未來就看拜登政府如何在政策上加以落實。
為了對抗美國的民主牌，中共早就開始進行「精神武裝」。講「民主」，中共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民主」，並與西方的「議會民主」做出區隔。習近平對於本身的治理能力充滿信心，在原本「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外，加上了「文化自信」。習近平日前考察福建時強調：「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有我們今天的成功道路？」
拜登組民主聯盟，讓中俄這兩個專治政權，找到加強關係的凝合劑。習近平「鞋子合不合腳穿著才知道」的論調，就是他上任後首次出訪時，在莫斯科提出的。在中美「2+2」對話後，中共外長王毅於3月23日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在桂林會晤，雙方發表《聯合聲明》指出：「民主模式不存在統一的標準，應尊重主權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正當權利。以『推進民主』為藉口干涉主權國家內政不可接受。」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認為，中美關係存在四種認知取向，一是「本質論」，認為中美兩國社會異同將決定雙邊關係發展方向；二是「結構論」，認為中美力量對比變化，決定雙邊關係狀態；三是「利益論」，認為過去是互相依賴，近期則利益衝突日增；四是「互動論」，認為中美關係前景取決於兩國互動。倪峰表示，近年中美關係不佳，主要在於「本質論」及「結構論」占主導地位；若要避免衝突，應以「互動論」看待當前雙邊關係。
我認為，文化交流是最重要的互動領域。西方文明本是美國引以自豪的「軟實力」，但川普政府為了孤立中共，不惜自廢2張足以影響中國大陸和培養中國研究人才的「文化牌」：「和平隊」（Peace Corps）和「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計畫」。《紐約時報》專文建議，拜登政府應在中國大陸重啟這2項計畫。
中共最近因為「新疆問題」成了眾矢之的。中共認為這是內政問題，並抱怨外界扭曲事實、肆意抹黑。我認為，中共若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就不能不考慮國際形象，且不能只透過「戰狼外交」進行反擊。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張勇進（Yongjin Zhang）對《BBC中文網》指出，雙邊人權對話在1990年代，對緩解諸多歐洲國家關注中國人權一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國不想再次在保障人權問題上，被歸入與國際脫軌的落後國家行列，為什麼現在不對話呢？」
臺灣與美國共享制度和價值利益，理當成為拜登民主聯盟的一員；拜登預定今（2021）年底舉行「民主高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臺灣能否應邀與會，成為外界關切的議題。有傳言指出，臺灣可能因為「刺激中共」的理由，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民主牌對臺美中三邊都是考驗。
【圖片翻攝自The White House YouTube頻道網頁youtube.com】
美國總統拜登3月25日舉行上任後的首次國內外記者會，並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談中美關係。拜登表示，目前正處於「21世紀民主與專制政體之間的鬥爭」，並稱以他過去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交往的經驗，認為習「骨子裡就沒有民主」，因此，美國「必須證明民主有效」，並儘快建立民主聯盟。
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意識形態途徑」（Ideological Approach）就被西方學術界視為研究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它強調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僅是其國內盛行的政治、社會、宗教等信仰的表達，因而對外政策可以分為民主或集權、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愛好和平或侵略性等不同類型。
雖然拜登強調他的中國政策主軸是競爭，不是對抗，但若把競爭拉高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層次，就代表雙方的競爭有可能進入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筆下的「文明衝突」。難怪有人擔心，世界局勢將出現「新冷戰」的狀態。
拜登的「民主牌」能發揮多大效果？關鍵在於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說，一是美國和西方盟國是否能與中國就新的全球秩序互相達成諒解；二是中國能否接受所謂新的秩序。季辛吉認為，「西方世界要相信自己，那是我們內部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
談內部問題，首先就必須談美國自己的問題。中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日前以「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為題發表演講說，他指出，「東升西降」是趨勢不是現實，但因為「其他力量」正在崛起，美國的國際地位確實已不同於過去，因此應避免居高臨下的思維。
為了改變力量對比變化對美國不利的趨勢，《華盛頓郵報》評論認為，拜登在安克拉治「2+2」對話後，必先做好下列6件事：一是終止美國境內新冠疫情的蔓延；二是儘快恢復美國的經濟；三是團結內部，尤其是解決種族主義紛爭；四是重振美國與盟邦的關係；五是重新調整國防支出，因應中共新武器的發展；六是維持美國既有的技術優勢。
上述6件事是以「安內」為主，目的是要提升美國國力，並恢復美國民主制度在川普執政4年期間受到的傷害。然而，美國企圖在國際關係中凸顯意識形態的地位，以藉此增強西方國家內部的凝聚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就表示，儘管歐盟和美國有很多共同點，但在對中政策上並不一致。梅克爾指出，「我們與美國當然有著共同的價值基礎，這一點明確無誤；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有自身的利益。」另如美國的亞洲盟友南韓，基於經貿利益，也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並表明不加入印太戰略。
盟國的投鼠忌器，是對美國的信心危機。過去卡特政府搞人權外交，被批評採雙重標準；柯林頓執政時也強調人權的重要性，最後卻臣服於經濟利益。民主、人權是拜登的政治理念，也是多數民主黨人的政治信仰，未來就看拜登政府如何在政策上加以落實。
為了對抗美國的民主牌，中共早就開始進行「精神武裝」。講「民主」，中共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民主」，並與西方的「議會民主」做出區隔。習近平對於本身的治理能力充滿信心，在原本「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外，加上了「文化自信」。習近平日前考察福建時強調：「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有我們今天的成功道路？」
拜登組民主聯盟，讓中俄這兩個專治政權，找到加強關係的凝合劑。習近平「鞋子合不合腳穿著才知道」的論調，就是他上任後首次出訪時，在莫斯科提出的。在中美「2+2」對話後，中共外長王毅於3月23日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在桂林會晤，雙方發表《聯合聲明》指出：「民主模式不存在統一的標準，應尊重主權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正當權利。以『推進民主』為藉口干涉主權國家內政不可接受。」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認為，中美關係存在四種認知取向，一是「本質論」，認為中美兩國社會異同將決定雙邊關係發展方向；二是「結構論」，認為中美力量對比變化，決定雙邊關係狀態；三是「利益論」，認為過去是互相依賴，近期則利益衝突日增；四是「互動論」，認為中美關係前景取決於兩國互動。倪峰表示，近年中美關係不佳，主要在於「本質論」及「結構論」占主導地位；若要避免衝突，應以「互動論」看待當前雙邊關係。
我認為，文化交流是最重要的互動領域。西方文明本是美國引以自豪的「軟實力」，但川普政府為了孤立中共，不惜自廢2張足以影響中國大陸和培養中國研究人才的「文化牌」：「和平隊」（Peace Corps）和「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計畫」。《紐約時報》專文建議，拜登政府應在中國大陸重啟這2項計畫。
中共最近因為「新疆問題」成了眾矢之的。中共認為這是內政問題，並抱怨外界扭曲事實、肆意抹黑。我認為，中共若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就不能不考慮國際形象，且不能只透過「戰狼外交」進行反擊。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張勇進（Yongjin Zhang）對《BBC中文網》指出，雙邊人權對話在1990年代，對緩解諸多歐洲國家關注中國人權一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國不想再次在保障人權問題上，被歸入與國際脫軌的落後國家行列，為什麼現在不對話呢？」
臺灣與美國共享制度和價值利益，理當成為拜登民主聯盟的一員；拜登預定今（2021）年底舉行「民主高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臺灣能否應邀與會，成為外界關切的議題。有傳言指出，臺灣可能因為「刺激中共」的理由，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民主牌對臺美中三邊都是考驗。
【圖片翻攝自The White House YouTube頻道網頁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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