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拜習通話：「柳暗花明又一村」？
202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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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並沒有放棄與中共長期對抗的戰略；與中共進行短期對話，只是為了避免讓對抗升高至衝突。中美想透過高層通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恐怕還有一段曲折的道路要走。
趙春山／評論
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10日再度通話，引起臺灣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記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他上任後的首場外交政策演講時指出，美中關係「會在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必須敵對時敵對。」事實顯示，從拜習二人今（2021）年2月首次通話以來，中美關係就看不到有「合作」之處，反而是逐步從「競爭」走向「對抗」，而一旦雙方擦槍走火，就有爆發「衝突」的可能。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日前引述任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高級顧問穆薩維扎德（Nader Mousavizadeh）的建議，認為拜登在決定持續採取對抗中國的戰略之前，必須先考慮下列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美國是否對中國內部有足夠的了解，認識到強烈抨擊和反對中共在全球傳播威權主義的做法，會導致一個更加民族主義的中國出現？
第二，美國在制定抗中聯盟的共同方針時，是否能確保其中也包含了歐亞盟友的利益和價值觀？因為做不到這一點，任何聯盟都會瓦解。
第三，如果經過了20年的反恐戰爭之後，美國把國內的修復工作視為當務之急，則強調「中國威脅」對美國是更有用，還是更具危險性？它或許能激發美國人對國家復興的熱情，但也可能點燃整個美中關係，影響從供應鏈到學生交流，再到中國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等方方面面。
我認為，拜登在通話之前，應認真考慮了上述三個問題。首先，美國的「抗中」已在中國大陸凝聚成一股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其次，不是所有盟國都願意參與美國的「抗中統一戰線」；外界盛傳拜登主動通話是義大利促成的，因為「二十國集團」（G20）峰會10月底將在羅馬舉行，義大利當然希望習近平能參與盛會，不要受到中美交惡的影響。最後，撤軍並未增加美國民眾的安全感。根據美國《ABC news》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只有49％ 美國人認為，美國比「911」恐攻事件前更安全，低於10年前調查的64％；另有41％美國人認為，現今的美國仍然不那麼安全。所以，「中國威脅論」只會加強美國人民的不安全感。
根據白宮的聲明，拜登本次通話是要和中共領導人討論「兩國應確保競爭不會演變為衝突的責任。」拜登在通話中不提對抗，把基調調整到競爭及合作。同樣地，中共《新華社》也引述習近平的話指出，「中美關係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換言之，雙方都希望透過對話進行風險管控，既使一旦爆發衝突，責任也是「錯不在我」。
中國大陸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早在1996年出版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中就指出，如果與美國形成對抗關係，則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將受到全面威脅。第一，會導致美國在亞太合作中強化日本聯盟，以日本平衡中國在亞洲的大國作用，而中國則失去利用日美矛盾的可能；第二，會造成美國加強對中國分裂勢力的支持，使中國的統一安全受到威脅；第三，會被其他國家用來增加他們在與中國解決矛盾時，討價還價的籌碼。
回顧中美關係發展，許多情況確實和閻學通上述的研判不謀而合。中美對抗使日本進一步倒向美國；美國運用新疆、香港和臺灣間題，挑戰中共的「核心利益」；中共和南海領土聲索國的爭議，亦使美國藉機擴大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有鑑於此，中國大陸智庫「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建議，中共作為正在崛起之新興大國，宜學習如何成為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並隨全球地位變化，調整自身的國際姿態。
習近平在拜習通話中引用中國古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代表中共希望中美關係回到正軌。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過去中美關係確實曾因突發事件，出現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
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派艦前往臺海附近海域，幾乎導致中美軍事攤牌；但柯林頓於翌年10月與應邀訪美的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舉行高峰會，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柯林頓並於1998年7月訪問中國大陸期間，發表了對臺灣極為不利的「三不」政策（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加入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
然而1999年5月8日，美國「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延緩了中美發展關係進程。2001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上任後改變對中政策，將中共視為「戰略競爭者」；同年4月，美國EP-3偵察機與中共戰機在南海上空相撞，中美關係再度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但「911」事件後，中共支持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促使美國在200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把中共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則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雙方形成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
拜登選在「911」事件前夕主動與習近平通話，或許希望藉雙方在反恐和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合作，來打破目前中美關係的僵局；但隨後根據《金融時報》報導，傳出我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和外交部長吳釗燮低調訪美，與美國高層官員開會的訊息，且報導透露，美國正認真考慮將臺灣駐美代表處，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更名為「臺灣代表處」。
無論上述的報導是否屬實，美國並沒有放棄與中共長期對抗的戰略；與中共進行短期對話，只是為了避免讓對抗升高至衝突。中美想透過高層通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恐怕還有一段曲折的道路要走。
【圖片為文章示意圖，資料照】
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10日再度通話，引起臺灣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記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他上任後的首場外交政策演講時指出，美中關係「會在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必須敵對時敵對。」事實顯示，從拜習二人今（2021）年2月首次通話以來，中美關係就看不到有「合作」之處，反而是逐步從「競爭」走向「對抗」，而一旦雙方擦槍走火，就有爆發「衝突」的可能。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日前引述任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高級顧問穆薩維扎德（Nader Mousavizadeh）的建議，認為拜登在決定持續採取對抗中國的戰略之前，必須先考慮下列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美國是否對中國內部有足夠的了解，認識到強烈抨擊和反對中共在全球傳播威權主義的做法，會導致一個更加民族主義的中國出現？
第二，美國在制定抗中聯盟的共同方針時，是否能確保其中也包含了歐亞盟友的利益和價值觀？因為做不到這一點，任何聯盟都會瓦解。
第三，如果經過了20年的反恐戰爭之後，美國把國內的修復工作視為當務之急，則強調「中國威脅」對美國是更有用，還是更具危險性？它或許能激發美國人對國家復興的熱情，但也可能點燃整個美中關係，影響從供應鏈到學生交流，再到中國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等方方面面。
我認為，拜登在通話之前，應認真考慮了上述三個問題。首先，美國的「抗中」已在中國大陸凝聚成一股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其次，不是所有盟國都願意參與美國的「抗中統一戰線」；外界盛傳拜登主動通話是義大利促成的，因為「二十國集團」（G20）峰會10月底將在羅馬舉行，義大利當然希望習近平能參與盛會，不要受到中美交惡的影響。最後，撤軍並未增加美國民眾的安全感。根據美國《ABC news》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只有49％ 美國人認為，美國比「911」恐攻事件前更安全，低於10年前調查的64％；另有41％美國人認為，現今的美國仍然不那麼安全。所以，「中國威脅論」只會加強美國人民的不安全感。
根據白宮的聲明，拜登本次通話是要和中共領導人討論「兩國應確保競爭不會演變為衝突的責任。」拜登在通話中不提對抗，把基調調整到競爭及合作。同樣地，中共《新華社》也引述習近平的話指出，「中美關係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換言之，雙方都希望透過對話進行風險管控，既使一旦爆發衝突，責任也是「錯不在我」。
中國大陸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早在1996年出版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中就指出，如果與美國形成對抗關係，則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將受到全面威脅。第一，會導致美國在亞太合作中強化日本聯盟，以日本平衡中國在亞洲的大國作用，而中國則失去利用日美矛盾的可能；第二，會造成美國加強對中國分裂勢力的支持，使中國的統一安全受到威脅；第三，會被其他國家用來增加他們在與中國解決矛盾時，討價還價的籌碼。
回顧中美關係發展，許多情況確實和閻學通上述的研判不謀而合。中美對抗使日本進一步倒向美國；美國運用新疆、香港和臺灣間題，挑戰中共的「核心利益」；中共和南海領土聲索國的爭議，亦使美國藉機擴大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有鑑於此，中國大陸智庫「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建議，中共作為正在崛起之新興大國，宜學習如何成為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並隨全球地位變化，調整自身的國際姿態。
習近平在拜習通話中引用中國古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代表中共希望中美關係回到正軌。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過去中美關係確實曾因突發事件，出現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
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派艦前往臺海附近海域，幾乎導致中美軍事攤牌；但柯林頓於翌年10月與應邀訪美的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舉行高峰會，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柯林頓並於1998年7月訪問中國大陸期間，發表了對臺灣極為不利的「三不」政策（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加入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
然而1999年5月8日，美國「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延緩了中美發展關係進程。2001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上任後改變對中政策，將中共視為「戰略競爭者」；同年4月，美國EP-3偵察機與中共戰機在南海上空相撞，中美關係再度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但「911」事件後，中共支持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促使美國在200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把中共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則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雙方形成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
拜登選在「911」事件前夕主動與習近平通話，或許希望藉雙方在反恐和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合作，來打破目前中美關係的僵局；但隨後根據《金融時報》報導，傳出我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和外交部長吳釗燮低調訪美，與美國高層官員開會的訊息，且報導透露，美國正認真考慮將臺灣駐美代表處，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更名為「臺灣代表處」。
無論上述的報導是否屬實，美國並沒有放棄與中共長期對抗的戰略；與中共進行短期對話，只是為了避免讓對抗升高至衝突。中美想透過高層通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恐怕還有一段曲折的道路要走。
【圖片為文章示意圖，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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