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
2018-11-05
60152
一而再，再而三，許多群體漸漸相信其身分認同—無論是國家、宗教、種族、性別或其他的—沒有足夠的能見度。「身分認同」不再只是個次要現象，過往只發生在大學校園內，或是在媒體宣傳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裡的小衝突中，扮演背景的角色。「身分認同」政治，現在，已成為解釋全球各種現象的基石。
吳怡／編譯
新部落主義與民主危機（譯按：部落主義（tribalism）：效忠於所屬團體（種族、宗教等），並排斥團體以外的人）
自數10年前，全球政治開始劇烈轉型。從70年代初到本世紀頭10年，選舉式民主國家增加許多，從原本35國，到後來超過110國。同時，全球商品、服務的產量，也增為原本的4倍；經濟成長遍及世界各角落。赤貧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下墜，從1993年的42%，落至2008年的18%。
然而，這些可喜的轉變並未造福每個人。許多國家，尤其是已開發國家，經濟差距劇烈拉大；經濟成長的利益基本上流向富人、受良好教育的人。而越來越多商品、資金、人員在國與國間流動，並帶來亂糟糟的變化。在開發中國家，原本生活無電力的村民，赫然發覺自己居住在大城市、觀看電視、手機連上網路。大批的新中產階級在中國、印度興起—但是這些人的工作，其實是取代了已開發中國家、老中產階級的工作。漸漸，製造業從美國、歐洲移向東亞、其他低勞力成本的地區。同時，服務業正主導勞力市場，因此女性勞工也取代男性勞工；低技術勞工也發覺自己被機械取代。
世界原可以邁向更開放、自由的秩序，結果卻因這些改變而放緩腳步。世界秩序開始衰退、開倒車。最後的重擊是2007年至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始於2009年的歐元危機。兩起案例中，由政治精英擘畫的政策，造成大衰退、高失業率、大批勞工收入銳減。由於美國、歐盟是自由民主的代表國家，因此這兩起危機重創了整個自由民主系統的聲譽。
確實近年來，民主國家變少了，民主制度也在世界各地消退中。同時許多集權國家，由中國、俄羅斯領頭，變得更有自信了。有些國家，在90年代似乎一度成功實行自由民主制—包括匈牙利、波蘭、泰國、土耳其—又走回集權的老路。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中東11個集權政府垮台，但幾乎沒有國家因此變得民主：這波運動之後，專制政權回籠；而內戰，在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生靈塗炭。但更令人咋舌、更具意義的，恐怕是2016年民粹民族主義，一舉在世界最古老的兩個民主國家得勝：英國，人民選擇離開歐盟；美國，川普（Donald Trump）跌破人眼鏡，在總統大選中翻盤勝選。
某個程度而言，這些發展是有關全球化所導致的經濟、科技轉變。但是這些發展，卻也根植於另個不同的現象：「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回到20世紀，大多數時候，政治是由經濟議題所定義。當時的左派政治，圍繞著勞工、行業工會、社福計劃、再分配政策打轉。右派相對地，關心著縮減政府規模、促進私營部門。然而今日的政治，少有經濟、意識形態議題，而是由「身分認同」所定義。現在許多民主國家，左派鮮少聚焦於創造經濟平等，而是關心各個被邊緣的團體，例如種族少數、移民、難民、女性、LGBT。同時右派重也新定義其核心任務，要保護傳統國家認同，是與種族、宗教清楚連接的認同。（譯按：LGBT：L：女同性戀、G：男同性戀、B：雙性戀、T：跨性別者）
這個轉變翻轉了悠遠傳統，至少可追溯自馬克思（Karl Marx）的傳統，其視政治鬥爭為經濟衝突的反映。然而猶如物質利益般重要，其他事物也驅策著人類，這些力量解釋了今日的世界。遍佈全球，政治領袖都在動員其追隨者，說他們的尊嚴遭侵犯，有待恢復。
當然，在集權國家，這類訴求已過時。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談著蘇聯瓦解的「悲劇」，指責美國、歐洲趁著90年代俄國衰弱之際，擴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暗指中國的「百年國恥」，這是始於1839年外國勢力宰割中國的一段日子。
但是就連在民主國家，源自失去尊嚴的怨恨，也正發酵著。「黑人命也是命」（the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始於一連串廣為人知的警察殺死非裔美國人事件，逼著全球關注警察暴行的受害人。美國大學校園、辦公室內，性騷擾、侵犯似乎正氾濫著，於是被激怒的女性下了個結論，這些男性同儕根本未平等看待她們。至於跨性別者，以往大家不覺得他們特別被歧視，但現在其權利，也成了熱議話題。同時許多投票支持川普的人，懷念著過去的好日子，認為那時他們的社會位置，更有保障。（譯按：黑人命也是命：始於2013年夏天，美國一名槍殺非裔美籍青年的警察獲判無罪；這項運動抗議黑人遭到暴力、歧視等，也反對暴力執法、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中種族不平等之類的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許多群體漸漸相信其身分認同—無論是國家、宗教、種族、性別或其他的—沒有足夠的能見度。「身分認同」不再只是個次要現象，過往只發生在大學校園內，或是在媒體宣傳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裡的小衝突中，扮演背景的角色。「身分認同」政治，現在，已成為解釋全球各種現象的基石。（譯按：文化戰爭：是籠統術語，指的是不同價值觀、理想、民族、身分認同之間的戰鬥；在80年代後期的美國，受到廣泛討論。）
現代民主國家於是面臨了重要挑戰。全球化帶來快速經濟、社會變化，也令這些國家的社會變得更多元。另外，就以往被主流社會忽視的各群體，全球化令他們需要被看見。這樣的需要，卻在其他群體中形成反對聲浪，因為這些人感到地位喪失、被取而代之。而分類極細的身分認同，使得民主社會被切得一片一片，也因此，民主社會所附加的審慎思考、整體社會所能做的集體行動，正受威脅。這是條通向治理崩潰的道路，最終導向失敗。除非這些自由民主國家能回到初衷，變得更為普遍理解人類尊嚴，否則註定，這些國家、整個世界，是衝突不斷。
靈魂的第三部分
多數經濟學家假設，人類有對物質資源、物品的欲望，而這些欲望驅策著他們。這個概念深植西方政治思考，並替大部分當代社會科學，打下根基。但是卻忽略了某項因素，古典哲學家認為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渴望有尊嚴。蘇格拉底（Socrates）相信這項需求是靈魂的「第三部分」，至為重要；與靈魂的「欲望部分」（desiring part）、「理性部分」（calculating part）共存。他又在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Republic）中，稱這部分為「渴望受到認可」（thymos），英文則勉強譯為「精神」（spirit）。（譯按：1. 欲望部分、理性部分：例如某人口渴卻拒絕喝水，蘇格拉底認為是靈魂的兩個部分在運作。起初是想喝水的欲望部分在工作，但理性部分認為現在不適合喝水，因此若某人最後拒絕喝水，那就是理性部分勝過欲望部分；2. thymos：渴望受到認可。thymos驅使人做出最好、最糟的事，驅使人追求榮耀、基於崇高理由而積極主張。在自我價值遭忽視時，thymos也驅使人憤怒；甚至為了小事，只要受辱了，就要殺人。）
政治學中，thymos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我（筆者，福山（Francis Fukuyamq））所謂的megalothymia：渴望被看作高人一等。民主制度實行前的世界，社會仰賴階級制度；相信某階級的人天生較優越、高人一等—例如貴族、皇族—這樣的信仰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但是megalothymia的問題是，若有人被視為優越，那麼會有非常多人被視為次等，其身為人的價值，得不到大家認可。此時，得不到尊重的個體，其怨恨可想而知。第二種是isothymia：希望被看作和其他人一樣好。
現代民主政治的崛起，是isothymia勝、megalothymia敗的篇章：認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最終取代了那些只關心少數掌權者的社會。20世紀裡，依階級劃分的社會，開始關心普羅大眾的權益；殖民地也尋求獨立。美國政治史留下奮鬥的痕跡；為了奴隸制度、種族隔離、勞工權益、女性平等的奮鬥，是希望政治系統，將這些群體視為擁有完整權利的人。
但是在自由民主國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不保證人人經濟、社會平等。歧視存在於各個不同群體，市場經濟造成巨幅不平等。整體而言，美國、其他已開發國家雖然富裕，但是過去30年來，卻眼睜睜看著收入差距劇烈擴大。這些國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口，薪資停滯不前；某些區塊的人，社會地位退步。
經濟地位受到威脅的心情，可以解釋美國、其他地方民粹民族主義的崛起。近數10年來，美國勞工階級，也就是高中以下畢業的一群人，日子難過。這不僅透過薪資停滯或下滑、工作機會喪失來呈現，社會崩潰也是面向之一。這個過程，非裔美國人早在70年代、大遷移（the Great Migration）後數10年就已開始。大遷移時，黑人紛紛移往芝加哥、底特律、紐約等城市，許多人從事肉品包裝、鋼鐵、汽車工業的工作。但是等到這些部門衰退、「產業空洞化」（deindustrialization）令工人開始失業，一連串的社會弊病也隨之而生；包括犯罪率上升、快克古柯鹼氾濫（crack cocaine epidemic）、家庭生活惡化，貧窮代代相傳。（譯按：1. 大遷移：1916年至1970年左右，約有600萬名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南方鄉村地區，遷移至美國東北部、中西部、西部的都市地區；2. 產業空洞化：在某國家、地區的經濟活動中，工業比例明顯下降；3. 快克古柯鹼氾濫：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吸食快克古柯鹼的人口，在美國主要城市急遽上升。）
白人勞工階級，在過去10年，也發生類似衰退。鴉片類藥物氾濫（opioid epidemic），掏空了美國鄉村地區的白人勞工；2016年的美國，大量用藥造成超過6萬起藥物過量的死亡，是交通事故身亡人口的兩倍。2013年至2014年間，美國白人的預期壽命下降，這在已開發國家，相當罕見。另外，白人勞工家庭的孩童，由單親撫養的比例，從2000年的22%增至2017年的36%。（譯按：鴉片類藥物氾濫： 2010年代，處方、非經處方鴉片類藥物，在美國、加拿大使用急劇上升，造成健康災難；嗎啡、海洛因等算鴉片類藥物。）
不過驅使新民族主義最強大的力量之一，也許就是被忽視的感覺。這波民族主義將川普送進白宮，也使得英國人投下脫歐一票。充滿仇恨的人，害怕失去中產階級地位，向上指控掌權者忽視他們，向下指責弱勢者，說這些人享受不公平優待。經濟問題已被看成「身分認同」的喪失，而非資源的流失。人因辛勤工作而享有尊嚴，但是白人勞工階級感到失去尊嚴，認為政府過度優待某些人，不願遵守遊戲規則的某些人。
收入、地位間的因果關係，解釋了為何民族主義分子、宗教保守派的訴求，要比談經濟的傳統左派更有效。民族主義分子向不滿的群眾說，他們本來就是偉大國家的核心，是那些外國人、移民、政治精英，共謀要限制其出路。他們還說：「國家不再是你的」、「你在你的土地上不受尊重」。宗教右派也有類似說法：「你是偉大信眾的一分子，無信仰的人背叛了這些信眾；而背叛造成你們貧窮，背叛也是違背上帝之罪」。
這些言論蔚為風潮，使得移民議題在許多國家變得很爭議。移民就像貿易，帶動整體經濟成長，但並非社會上每個群體都受益。人口占多數的種族族群，免不了認為，移民會威脅其文化認同，尤其是當，跨境人員流動來到數10年之最。
不過，單單就移民問題而憤怒，無法解釋為何民族主義右派，近年在歐洲、美國成功吸引了某些選民，那些以往支持左派政黨的選民。另外，由左向右移的態勢也反映了當代左傾政黨的不足；全球化、科技變化造成某些人地位相對低落，但那些左傾政黨卻未能替他們發聲。過去，進步分子訴諸於大眾經驗：遭到剝削、仇恨富有資本家：「全世界的勞工，團結！」美國，勞工階級一窩蜂支持民主黨，自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直到80年代共和黨雷根（Ronald Reagan）崛起。歐洲，社會民主則根基於行業工會、勞工階級的團結。（譯按：羅斯福新政：1933年小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後，實施系列經濟政策，核心是3個R：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改革（Reform）；救濟是針對窮人、失業的人，復興是恢復經濟水準，改革是針對金融系統，要防止大蕭條再次發生。）
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大部分左派政黨改變了策略。與其團結大型群體，例如勞工階級、經濟遭剝削的人，左派政黨開始關注小群體；過去社會以獨特的方式邊緣化這些人。而過去的原則，是普遍、平等承認人的價值；現在，則是特別認可。逐漸，這個現象由左派移至右派。
下一篇》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新部落主義與民主危機（譯按：部落主義（tribalism）：效忠於所屬團體（種族、宗教等），並排斥團體以外的人）
自數10年前，全球政治開始劇烈轉型。從70年代初到本世紀頭10年，選舉式民主國家增加許多，從原本35國，到後來超過110國。同時，全球商品、服務的產量，也增為原本的4倍；經濟成長遍及世界各角落。赤貧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下墜，從1993年的42%，落至2008年的18%。
然而，這些可喜的轉變並未造福每個人。許多國家，尤其是已開發國家，經濟差距劇烈拉大；經濟成長的利益基本上流向富人、受良好教育的人。而越來越多商品、資金、人員在國與國間流動，並帶來亂糟糟的變化。在開發中國家，原本生活無電力的村民，赫然發覺自己居住在大城市、觀看電視、手機連上網路。大批的新中產階級在中國、印度興起—但是這些人的工作，其實是取代了已開發中國家、老中產階級的工作。漸漸，製造業從美國、歐洲移向東亞、其他低勞力成本的地區。同時，服務業正主導勞力市場，因此女性勞工也取代男性勞工；低技術勞工也發覺自己被機械取代。
世界原可以邁向更開放、自由的秩序，結果卻因這些改變而放緩腳步。世界秩序開始衰退、開倒車。最後的重擊是2007年至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始於2009年的歐元危機。兩起案例中，由政治精英擘畫的政策，造成大衰退、高失業率、大批勞工收入銳減。由於美國、歐盟是自由民主的代表國家，因此這兩起危機重創了整個自由民主系統的聲譽。
確實近年來，民主國家變少了，民主制度也在世界各地消退中。同時許多集權國家，由中國、俄羅斯領頭，變得更有自信了。有些國家，在90年代似乎一度成功實行自由民主制—包括匈牙利、波蘭、泰國、土耳其—又走回集權的老路。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中東11個集權政府垮台，但幾乎沒有國家因此變得民主：這波運動之後，專制政權回籠；而內戰，在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生靈塗炭。但更令人咋舌、更具意義的，恐怕是2016年民粹民族主義，一舉在世界最古老的兩個民主國家得勝：英國，人民選擇離開歐盟；美國，川普（Donald Trump）跌破人眼鏡，在總統大選中翻盤勝選。
某個程度而言，這些發展是有關全球化所導致的經濟、科技轉變。但是這些發展，卻也根植於另個不同的現象：「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回到20世紀，大多數時候，政治是由經濟議題所定義。當時的左派政治，圍繞著勞工、行業工會、社福計劃、再分配政策打轉。右派相對地，關心著縮減政府規模、促進私營部門。然而今日的政治，少有經濟、意識形態議題，而是由「身分認同」所定義。現在許多民主國家，左派鮮少聚焦於創造經濟平等，而是關心各個被邊緣的團體，例如種族少數、移民、難民、女性、LGBT。同時右派重也新定義其核心任務，要保護傳統國家認同，是與種族、宗教清楚連接的認同。（譯按：LGBT：L：女同性戀、G：男同性戀、B：雙性戀、T：跨性別者）
這個轉變翻轉了悠遠傳統，至少可追溯自馬克思（Karl Marx）的傳統，其視政治鬥爭為經濟衝突的反映。然而猶如物質利益般重要，其他事物也驅策著人類，這些力量解釋了今日的世界。遍佈全球，政治領袖都在動員其追隨者，說他們的尊嚴遭侵犯，有待恢復。
當然，在集權國家，這類訴求已過時。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談著蘇聯瓦解的「悲劇」，指責美國、歐洲趁著90年代俄國衰弱之際，擴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暗指中國的「百年國恥」，這是始於1839年外國勢力宰割中國的一段日子。
但是就連在民主國家，源自失去尊嚴的怨恨，也正發酵著。「黑人命也是命」（the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始於一連串廣為人知的警察殺死非裔美國人事件，逼著全球關注警察暴行的受害人。美國大學校園、辦公室內，性騷擾、侵犯似乎正氾濫著，於是被激怒的女性下了個結論，這些男性同儕根本未平等看待她們。至於跨性別者，以往大家不覺得他們特別被歧視，但現在其權利，也成了熱議話題。同時許多投票支持川普的人，懷念著過去的好日子，認為那時他們的社會位置，更有保障。（譯按：黑人命也是命：始於2013年夏天，美國一名槍殺非裔美籍青年的警察獲判無罪；這項運動抗議黑人遭到暴力、歧視等，也反對暴力執法、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中種族不平等之類的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許多群體漸漸相信其身分認同—無論是國家、宗教、種族、性別或其他的—沒有足夠的能見度。「身分認同」不再只是個次要現象，過往只發生在大學校園內，或是在媒體宣傳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裡的小衝突中，扮演背景的角色。「身分認同」政治，現在，已成為解釋全球各種現象的基石。（譯按：文化戰爭：是籠統術語，指的是不同價值觀、理想、民族、身分認同之間的戰鬥；在80年代後期的美國，受到廣泛討論。）
現代民主國家於是面臨了重要挑戰。全球化帶來快速經濟、社會變化，也令這些國家的社會變得更多元。另外，就以往被主流社會忽視的各群體，全球化令他們需要被看見。這樣的需要，卻在其他群體中形成反對聲浪，因為這些人感到地位喪失、被取而代之。而分類極細的身分認同，使得民主社會被切得一片一片，也因此，民主社會所附加的審慎思考、整體社會所能做的集體行動，正受威脅。這是條通向治理崩潰的道路，最終導向失敗。除非這些自由民主國家能回到初衷，變得更為普遍理解人類尊嚴，否則註定，這些國家、整個世界，是衝突不斷。
靈魂的第三部分
多數經濟學家假設，人類有對物質資源、物品的欲望，而這些欲望驅策著他們。這個概念深植西方政治思考，並替大部分當代社會科學，打下根基。但是卻忽略了某項因素，古典哲學家認為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渴望有尊嚴。蘇格拉底（Socrates）相信這項需求是靈魂的「第三部分」，至為重要；與靈魂的「欲望部分」（desiring part）、「理性部分」（calculating part）共存。他又在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Republic）中，稱這部分為「渴望受到認可」（thymos），英文則勉強譯為「精神」（spirit）。（譯按：1. 欲望部分、理性部分：例如某人口渴卻拒絕喝水，蘇格拉底認為是靈魂的兩個部分在運作。起初是想喝水的欲望部分在工作，但理性部分認為現在不適合喝水，因此若某人最後拒絕喝水，那就是理性部分勝過欲望部分；2. thymos：渴望受到認可。thymos驅使人做出最好、最糟的事，驅使人追求榮耀、基於崇高理由而積極主張。在自我價值遭忽視時，thymos也驅使人憤怒；甚至為了小事，只要受辱了，就要殺人。）
政治學中，thymos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我（筆者，福山（Francis Fukuyamq））所謂的megalothymia：渴望被看作高人一等。民主制度實行前的世界，社會仰賴階級制度；相信某階級的人天生較優越、高人一等—例如貴族、皇族—這樣的信仰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但是megalothymia的問題是，若有人被視為優越，那麼會有非常多人被視為次等，其身為人的價值，得不到大家認可。此時，得不到尊重的個體，其怨恨可想而知。第二種是isothymia：希望被看作和其他人一樣好。
現代民主政治的崛起，是isothymia勝、megalothymia敗的篇章：認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最終取代了那些只關心少數掌權者的社會。20世紀裡，依階級劃分的社會，開始關心普羅大眾的權益；殖民地也尋求獨立。美國政治史留下奮鬥的痕跡；為了奴隸制度、種族隔離、勞工權益、女性平等的奮鬥，是希望政治系統，將這些群體視為擁有完整權利的人。
但是在自由民主國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不保證人人經濟、社會平等。歧視存在於各個不同群體，市場經濟造成巨幅不平等。整體而言，美國、其他已開發國家雖然富裕，但是過去30年來，卻眼睜睜看著收入差距劇烈擴大。這些國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口，薪資停滯不前；某些區塊的人，社會地位退步。
經濟地位受到威脅的心情，可以解釋美國、其他地方民粹民族主義的崛起。近數10年來，美國勞工階級，也就是高中以下畢業的一群人，日子難過。這不僅透過薪資停滯或下滑、工作機會喪失來呈現，社會崩潰也是面向之一。這個過程，非裔美國人早在70年代、大遷移（the Great Migration）後數10年就已開始。大遷移時，黑人紛紛移往芝加哥、底特律、紐約等城市，許多人從事肉品包裝、鋼鐵、汽車工業的工作。但是等到這些部門衰退、「產業空洞化」（deindustrialization）令工人開始失業，一連串的社會弊病也隨之而生；包括犯罪率上升、快克古柯鹼氾濫（crack cocaine epidemic）、家庭生活惡化，貧窮代代相傳。（譯按：1. 大遷移：1916年至1970年左右，約有600萬名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南方鄉村地區，遷移至美國東北部、中西部、西部的都市地區；2. 產業空洞化：在某國家、地區的經濟活動中，工業比例明顯下降；3. 快克古柯鹼氾濫：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吸食快克古柯鹼的人口，在美國主要城市急遽上升。）
白人勞工階級，在過去10年，也發生類似衰退。鴉片類藥物氾濫（opioid epidemic），掏空了美國鄉村地區的白人勞工；2016年的美國，大量用藥造成超過6萬起藥物過量的死亡，是交通事故身亡人口的兩倍。2013年至2014年間，美國白人的預期壽命下降，這在已開發國家，相當罕見。另外，白人勞工家庭的孩童，由單親撫養的比例，從2000年的22%增至2017年的36%。（譯按：鴉片類藥物氾濫： 2010年代，處方、非經處方鴉片類藥物，在美國、加拿大使用急劇上升，造成健康災難；嗎啡、海洛因等算鴉片類藥物。）
不過驅使新民族主義最強大的力量之一，也許就是被忽視的感覺。這波民族主義將川普送進白宮，也使得英國人投下脫歐一票。充滿仇恨的人，害怕失去中產階級地位，向上指控掌權者忽視他們，向下指責弱勢者，說這些人享受不公平優待。經濟問題已被看成「身分認同」的喪失，而非資源的流失。人因辛勤工作而享有尊嚴，但是白人勞工階級感到失去尊嚴，認為政府過度優待某些人，不願遵守遊戲規則的某些人。
收入、地位間的因果關係，解釋了為何民族主義分子、宗教保守派的訴求，要比談經濟的傳統左派更有效。民族主義分子向不滿的群眾說，他們本來就是偉大國家的核心，是那些外國人、移民、政治精英，共謀要限制其出路。他們還說：「國家不再是你的」、「你在你的土地上不受尊重」。宗教右派也有類似說法：「你是偉大信眾的一分子，無信仰的人背叛了這些信眾；而背叛造成你們貧窮，背叛也是違背上帝之罪」。
這些言論蔚為風潮，使得移民議題在許多國家變得很爭議。移民就像貿易，帶動整體經濟成長，但並非社會上每個群體都受益。人口占多數的種族族群，免不了認為，移民會威脅其文化認同，尤其是當，跨境人員流動來到數10年之最。
不過，單單就移民問題而憤怒，無法解釋為何民族主義右派，近年在歐洲、美國成功吸引了某些選民，那些以往支持左派政黨的選民。另外，由左向右移的態勢也反映了當代左傾政黨的不足；全球化、科技變化造成某些人地位相對低落，但那些左傾政黨卻未能替他們發聲。過去，進步分子訴諸於大眾經驗：遭到剝削、仇恨富有資本家：「全世界的勞工，團結！」美國，勞工階級一窩蜂支持民主黨，自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直到80年代共和黨雷根（Ronald Reagan）崛起。歐洲，社會民主則根基於行業工會、勞工階級的團結。（譯按：羅斯福新政：1933年小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後，實施系列經濟政策，核心是3個R：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改革（Reform）；救濟是針對窮人、失業的人，復興是恢復經濟水準，改革是針對金融系統，要防止大蕭條再次發生。）
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大部分左派政黨改變了策略。與其團結大型群體，例如勞工階級、經濟遭剝削的人，左派政黨開始關注小群體；過去社會以獨特的方式邊緣化這些人。而過去的原則，是普遍、平等承認人的價值；現在，則是特別認可。逐漸，這個現象由左派移至右派。
下一篇》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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