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
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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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擁抱「身分認同」政治，是必須、也是可理解的。各個「身分認同」團體，有著迥異的生活經驗，需要個別處理。局外人通常無法察覺，自己的行為其實會傷害人，就如「#我也是」（#MeToo）運動揭發了性騷擾、性侵的事件後，許多男性才有所察覺。「身分認同」政治旨在改變文化、行為，要讓許多人實際受益。
續：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
吳怡／編譯
「身分認同」當道
來到60年代，新的社會運動席捲已開發自由民主國家。「平等」出現在美國「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南北戰後的美國憲法裡，據此，美國民權活動人士要求國家兌現「平等」。女權運動也跟進，尋求的是平等對待女性，這刺激了大量女性進入勞力市場，又再令女性尋求平等對待。類似的社會革命同時進行中，打散了有關性、家庭的傳統規範；環境運動也重塑人對自然的態度。接著幾年可見新的運動替人發聲，包括身障人士、美國原住民、移民、男同性戀、女同性戀，最終，跨性別者。但是，即便是修改法律，令這些被邊緣的團體有更多機會、更強保護，團體之間仍藉著彼此行為、財富、傳統、習慣的差異，互相區分你我；偏見、偏執在人與人之間流竄；少數團體仍須應付歧視、偏見、羞辱、忽視的問題。
各個被邊緣的團體於是面臨了抉擇：可以要求社會，以對待主流團體的方式，同等對待他們；或是強調自己有自己的「身分認同」，要求主流社會尊重這些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後者似乎出線：早期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民權運動，要求美國社會同等對待黑人、白人。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出現了例如「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 Party）、「伊斯蘭國度」（the Nation of Islam）等團體，這些團體表示黑人擁有自己的傳統、意識；在他們眼中，美國黑人必須以「我是誰」為傲，不必在乎社會要他們「成為什麼」。這些人認為，黑人真實的內在自我和白人不同；是由獨特的成長經驗所形塑，這樣的經驗，就是黑人從小活在由白人主導、充滿敵意的社會。而暴力、種族歧視、貶低，定義了這樣的經驗；不同環境成長的人，不會理解。（譯按：1. 黑豹黨：活躍於1966年至1982年的美國組織，成員為非裔美國人，主要宗旨為促進美國黑人的民權。2. 伊斯蘭國度：1930年成立，是非裔美國人的新宗教運動伊斯蘭主義組織；並非21世紀的伊斯蘭國（IS）。）
今日的「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接收了這些主張。這個運動，源起於替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伸張正義，但是迅速擴大為，讓大家更意識到，美國黑人每日的存在。作家例如科特斯（Ta-Nehisi Coates），就把當今警察針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連結起歷史悠久的奴隸制、私刑。在科特斯和其他人眼中，這段歷史在黑人、白人間造成了難以彌補的裂痕。（譯按：黑人命也是命：始於2013年夏天，美國一名槍殺非裔美籍青年的警察獲判無罪；這項運動抗議黑人遭到暴力、歧視等，也反對暴力執法、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中種族不平等之類的問題—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第8段。）
女權運動也有類似發展。其主流的訴求原本在於，女性在職場、學校、法庭上受到平等待遇。但打從一開始，就有股重要勢力，認為女性的意識、生活經驗，基本上與男性大不相同；也認為女權運動的目標，不應擺在讓女性行事、思考都像男性。
很快地，其他運動也利用了生活經驗的重要性。被邊緣的團體漸漸地要求的，不僅是法律、機關將他們和主流團體一視同仁，更要求整個社會承認、甚至祝賀他們內在的不同，是因為這些不同，才令他們有別於主流團體。至於「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這個詞彙—原本僅指，多樣化社會的特性—現在則意指，要不時讓人注意那些過去被忽視、輕視的人，才能讓人平等看待各個文化、生活經驗。這樣的多元文化主義，起初是有關較大的文化團體，例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回教徒移民、非裔美國人。但是很快地，多元文化主義轉而意味著，社會被切成一個個、擁抱各自經驗的小團體；有的團體承受不只一樣的歧視，例如有色人種女性，無法單以種族、或性別來理解她們的生活。（譯按：多元文化主義：BBC新聞網引用牛津英語詞典表示，多元文化主義是指多元文化社會的種種特徵，也就是指政策或過程；透過這個政策或過程，社會各個文化團體認同，受到保障、支持。）
看來左派想要制定政策，以造就社會經濟的大改變，是越發不可能了，於是開始擁抱多元文化主義。80年代，全球已開發國家的進步人士面臨存亡危機。20世紀中葉以前，革命馬克思主義、其極端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藍圖，定義了極左派。至於社會民主主義左派則是不同的道路：接受自由民主制的同時，還要擴大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概念，以提供大眾社會保護。不過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都希望透過國家權力，向全民擴大社會服務、重新分配財富，以增加社會經濟的平等。（譯按：1. 平等主義：是強調全人類平等的學術思想，核心思想是平等，因此政府不因生命的物種、種族、經濟、階級、性別、信仰、性向等差異，而偏袒任何一方。2. 福利國家：是指政府的形式，也就是，國家基於三原則，以社會、經濟的福利生活，保護公民；三原則分別是：機會平等、財富分配公平、針對無法保有最低限度福利生活的公民，由公共負責。）
20世紀接近尾聲，種種跡象卻顯示這個策略有其極限。馬克思主義必須面對事實，就是共產社會某些國家，變成荒誕、壓迫的獨裁政府。同時，多數工業化民主國家的勞工階級，變得更富有，開始併入中產階級之內。於是共產革命、去除私人財產，已不在討論之內。社會民主主義左派也走入了死胡同。其目標向來是不斷擴大福利國家概念，但這個目標在動盪的70年代，撞上了財政困難的現實。當時的政府以印鈔票解決，卻導致通貨膨脹、金融危機。財富重分配計劃也讓人變得不願工作、儲蓄、創業，於是整個經濟大餅縮水。「不平等」依舊根深蒂固，就算努力不懈，例如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的大社會計畫（the Great Society），也無法解決。1978年後，中國轉向市場經濟，1991年，蘇聯政權垮台；於是馬克思主義左派基本上崩潰。至於社會民主主義，只能與資本主義握手言和。（譯按：大社會計畫：196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詹森，發起系列國內政策，結束貧窮是主要目標之一。）
針對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左派的野心所剩無幾；剩下來的力量在20世紀末葉，匯集了左派的另股力量，就是擁抱「身分認同」政治、多元文化主義。其實左派依舊追求平等—透過isothymia（希望被看作和其他人一樣好）—只不過方向變了；由早期強調勞工階級的權利，轉而重視被邊緣的少數團體。許多活動人士逐漸將原來的勞工階級、行業工會視為特權階層，這個階層不怎麼會同情移民、少數族群的困境。所以這些活動人士想擴大團體的權利，而非增進個人的經濟處境。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勞工階級被遺忘了。（譯按：isothymia：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靈魂的第三部分第2段。）
從左派到右派
左派擁抱「身分認同」政治，是必須、也是可理解的。各個「身分認同」團體，有著迥異的生活經驗，需要個別處理。局外人通常無法察覺，自己的行為其實會傷害人，就如「#我也是」（#MeToo）運動揭發了性騷擾、性侵的事件後，許多男性才有所察覺。「身分認同」政治旨在改變文化、行為，要讓許多人實際受益。
「身分認同」政治集中火力，討論個人經驗的不公正，結果替文化規範（cultural norm）帶來了可賀的改變，也造就了具體的公共政策，幫助許多人。「黑人命也是命」運動，就令美國各地的警察部門，更加小心對待少數族群，雖然警察暴力仍舊存在。「#我也是」運動令大眾更為理解性侵問題，而針對處置這類犯行、現今法律的失當，「#我也是」運動也開啟了討論大門。「#我也是」運動最重要的成就，應是令男、女在職場的互動，有了改變。（譯按：文化規範：舉例解釋，在美國，談話時需保持眼神直接接觸，而在亞洲，避免眼神直接接觸，則被視為禮貌、尊重。）
由此可見，「身分認同」政治並沒有什麼不對；這是回應了不公正，自然、無可避免。但是「身分認同」政治聚焦於文化議題，卻壓縮了重要議題的空間，就是向來，進步人士力圖翻轉多數自由民主國家、30年的社經不平等趨勢；這樣的議題，如今不再是顯學。爭論文化議題很容易，改變政策卻很困難；大學課程納入女性、少數族群作家，是容易的，但要在象牙塔之外，替女性、少數族群增加收入、爭取機會，是困難的。而且近來「身分認同」政治關注的許多人，諸如美國矽谷的女性主管、好萊塢的女性藝人，收入都屬於金字塔的頂端。幫助她們追求平等雖好，但難以解決，收入最高的1%與其他人的懸殊差距。
當今的「身分認同」政治左派，也轉移了對大團體的注意力，這些團體所遭受的嚴重問題遭到忽視。直到最近，左派活動人士對於持續擴大的鴉片類藥物危機、美國鄉村單親貧窮的兒童命運，少有著墨。而民主黨對於自動化伴隨的潛在大量失業、科技可能造成的全美收入差距，也少有對策。
而且「身分認同」政治左派，威脅了言論自由，也威脅了維持民主制度、所需的理性話語。自由民主國家基本上承諾保護說任何話的權利，尤其是政治領域。但是「身分認同」政治全神貫注於「身分認同」，這樣的特性，和民主制度需要公民對話的特性，相抵觸。而且「身分認同」團體聚焦於生活經驗，就是在偏重內在自我的情緒，而非理性檢視外在世界的問題。「身分認同」團體聚焦於生活經驗，也是在著重內心的個人意見，而非理性協商的過程；在這個協商過程，就可能不得不放棄個人的意見。另外，有人發言冒犯某人自我價值，這樣的說法，可解讀為要讓發言的人閉嘴、或貶低發言的人。
作為政治策略，「身分認同」政治確有缺陷。美國目前的政治系統，失能、衰敗，與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極端有關。右派必須付大部份責任。政治科學家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曼（Thoms Mann）就表示，共和黨移向極端右派的速度，遠勝於民主黨移向極端左派的速度。不過兩黨皆遠離了中間勢力。左派活動人士專注於「身分認同」議題，無法代表全體選民；的確，這些活動人士的主張，令他們失去主流選民的支持。
但就左派所運作的「身分認同」政治來說，最糟的，也許就是它刺激了「身分認同」政治右派的興起。這大部分必須歸咎於左派擁抱「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是社會規範（social norm），令人在公開表達信念、意見時，不得不擔心遭到責難。每個社會都有些觀點，是與社會的基本想法背道而馳的，所以無法公開表達。但是持續發現新的「身分認同」、可接受言論的界限不斷改變，都令大家無所適從。假想有個社會，非常尊重團體的尊嚴，於是在這個社會，新的界限會持續出現，而原本可接受的言論、自我表達的方式，也會變得冒犯人。例如在今日，僅僅是使用「他」、「她」這樣的字眼，在某些情況，也會被解讀為，未替雙性人（intersex）、跨性別者（transgender）設想。不過這些字眼，並未威脅民主基本原則；而是挑戰了某特殊團體的尊嚴，並意味著，對這個團體的奮鬥，缺乏認識、同情。（譯按：社會規範：指非正式、卻能規範某社會成員行為的協定。）
其實，只有小部分的左派作家、藝術家、學生、知識分子，支持最極端的政治正確。但是保守媒體卻專門拿這些人做文章，抹黑整個左派。這可解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非比尋常的面向；川普選舉時，獲得核心團體的熱烈支持，即便其行事作風，若是在美國早年，註定讓他敗北。川普競選時，嘲笑了某位記者的身體殘疾、說墨西哥人是強暴犯和罪犯、還被錄下自己誇耀曾猥褻女性。這些，與其說是違背了政治正確，還不如說是違背了正當行為；許多支持川普的人不見得贊同這些行為、或是他駭人聽聞的發言。但是在這段時間、美國人自認公開發言受限的時間裡，支持川普的人欣賞他，不會為了避免冒犯人而退縮。在這個政治正確所形塑的年代，川普代表的真實，為許多美國人所崇拜：川普可能是惡意、偏執、不適任的，但至少他嘴上說的，就是他心裡想的。
然而川普崛起，反映的並非是，保守勢力拒絕「身分認同」政治；而是，右派擁抱「身分認同」政治。許多支持川普的白人勞工階級，認為掌權者忽視他們。鄉村地區的居民，是歐、美民粹運動的基石，認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都市精英威脅了他們的價值。而這些居民，雖是主要種族團體的成員，但是許多白人勞工階級，自認受害、被邊緣。這些情緒替「身分認同」政治右派鋪了條路，在極端情況下，成為種族歧視的白人民族主義。（譯按：世界公民：身為全球的一員，人人都擁有權利、帶著公民責任。）
川普對這個過程，頗有貢獻。他的轉型，從房地產大亨、電視實境秀明星，轉變成政治競爭者，又更上一層樓，成為「出生地問題」（“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最有名的宣傳人；「出生地問題」質疑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出任總統的資格。川普競選時，被問及三K黨（Ku Klux Klan）前領袖杜克（David Duke）支持他，川普回避了。美國聯邦法官審理川普大學（Trump University）一案，川普抱怨法官對他不公平，因為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維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有白人民族主義分子暴力集會，當中有成員殺了一名抗議的反對人士。事後川普卻說，雙方都有非常好的人。川普也花很多時間，專挑黑人運動員、名人來批評。另外，拆除南方邦聯領袖人物雕像一事，引起不少憤怒，川普也非常樂於利用這些憤怒。（譯按：1. 出生地問題：歐巴馬參選、出任、卸任美國總統時，都有陰謀論聲稱，歐巴馬在夏威夷的出生證明是偽造，因此歐巴馬並非美國憲法第二條規定的「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其出任總統的資格也受質疑。2. 三K黨：是美國民間團體，奉行白人至上主義、基督教恐怖主義。3. 南方邦聯領袖人物：1861年至1865年，11個南方蓄奴州宣布獨立，成立美利堅聯盟國（the Confederate of America，簡稱邦聯），南北戰爭於是爆發，最後由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所領導的北方聯邦政府獲勝，美國再度統一。邦聯的領袖人物雕像、邦聯旗幟，則被視為挺蓄奴的象徵。）
托川普的福，白人民族主義從邊緣地帶，移至類似主流的位置。支持白人民族主義的人抱怨說，雖然在政治上，談論黑人、女性、同性戀的權利，是可接受的，但若要支持美國白人的權利，卻免不了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身分認同」政治左派的實踐者回應了，說右派主張「身分認同」是失當的，不能與少數族群、女性、其他被邊緣的團體，放在同個道德層面上，因為右派的主張，所反映的面向，是一個在歷史的河流中、享受特權的社群。這實在是太正確了。針對少數族群的獲益程度，保守勢力誇大其辭；而針對政治正確限制言論自由的程度，保守勢力也言過其實了。許多被邊緣化的團體，遭遇未變：非裔美國人仍是警察暴力的對象、女性仍被騷擾與侵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如何採用了左派的語言、邏輯：需要打消個想法，就是白人是受害者，社會忽視了其處境、痛苦，社會、政治結構需要對其處境負責—尤其是媒體、政治建制派。而如今在意識形態的光譜裡，透過「身分認同」政治這個鏡頭，多數的社會議題是可見。
下一篇》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三）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吳怡／編譯
「身分認同」當道
來到60年代，新的社會運動席捲已開發自由民主國家。「平等」出現在美國「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南北戰後的美國憲法裡，據此，美國民權活動人士要求國家兌現「平等」。女權運動也跟進，尋求的是平等對待女性，這刺激了大量女性進入勞力市場，又再令女性尋求平等對待。類似的社會革命同時進行中，打散了有關性、家庭的傳統規範；環境運動也重塑人對自然的態度。接著幾年可見新的運動替人發聲，包括身障人士、美國原住民、移民、男同性戀、女同性戀，最終，跨性別者。但是，即便是修改法律，令這些被邊緣的團體有更多機會、更強保護，團體之間仍藉著彼此行為、財富、傳統、習慣的差異，互相區分你我；偏見、偏執在人與人之間流竄；少數團體仍須應付歧視、偏見、羞辱、忽視的問題。
各個被邊緣的團體於是面臨了抉擇：可以要求社會，以對待主流團體的方式，同等對待他們；或是強調自己有自己的「身分認同」，要求主流社會尊重這些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後者似乎出線：早期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民權運動，要求美國社會同等對待黑人、白人。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出現了例如「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 Party）、「伊斯蘭國度」（the Nation of Islam）等團體，這些團體表示黑人擁有自己的傳統、意識；在他們眼中，美國黑人必須以「我是誰」為傲，不必在乎社會要他們「成為什麼」。這些人認為，黑人真實的內在自我和白人不同；是由獨特的成長經驗所形塑，這樣的經驗，就是黑人從小活在由白人主導、充滿敵意的社會。而暴力、種族歧視、貶低，定義了這樣的經驗；不同環境成長的人，不會理解。（譯按：1. 黑豹黨：活躍於1966年至1982年的美國組織，成員為非裔美國人，主要宗旨為促進美國黑人的民權。2. 伊斯蘭國度：1930年成立，是非裔美國人的新宗教運動伊斯蘭主義組織；並非21世紀的伊斯蘭國（IS）。）
今日的「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接收了這些主張。這個運動，源起於替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伸張正義，但是迅速擴大為，讓大家更意識到，美國黑人每日的存在。作家例如科特斯（Ta-Nehisi Coates），就把當今警察針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連結起歷史悠久的奴隸制、私刑。在科特斯和其他人眼中，這段歷史在黑人、白人間造成了難以彌補的裂痕。（譯按：黑人命也是命：始於2013年夏天，美國一名槍殺非裔美籍青年的警察獲判無罪；這項運動抗議黑人遭到暴力、歧視等，也反對暴力執法、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中種族不平等之類的問題—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第8段。）
女權運動也有類似發展。其主流的訴求原本在於，女性在職場、學校、法庭上受到平等待遇。但打從一開始，就有股重要勢力，認為女性的意識、生活經驗，基本上與男性大不相同；也認為女權運動的目標，不應擺在讓女性行事、思考都像男性。
很快地，其他運動也利用了生活經驗的重要性。被邊緣的團體漸漸地要求的，不僅是法律、機關將他們和主流團體一視同仁，更要求整個社會承認、甚至祝賀他們內在的不同，是因為這些不同，才令他們有別於主流團體。至於「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這個詞彙—原本僅指，多樣化社會的特性—現在則意指，要不時讓人注意那些過去被忽視、輕視的人，才能讓人平等看待各個文化、生活經驗。這樣的多元文化主義，起初是有關較大的文化團體，例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回教徒移民、非裔美國人。但是很快地，多元文化主義轉而意味著，社會被切成一個個、擁抱各自經驗的小團體；有的團體承受不只一樣的歧視，例如有色人種女性，無法單以種族、或性別來理解她們的生活。（譯按：多元文化主義：BBC新聞網引用牛津英語詞典表示，多元文化主義是指多元文化社會的種種特徵，也就是指政策或過程；透過這個政策或過程，社會各個文化團體認同，受到保障、支持。）
看來左派想要制定政策，以造就社會經濟的大改變，是越發不可能了，於是開始擁抱多元文化主義。80年代，全球已開發國家的進步人士面臨存亡危機。20世紀中葉以前，革命馬克思主義、其極端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藍圖，定義了極左派。至於社會民主主義左派則是不同的道路：接受自由民主制的同時，還要擴大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概念，以提供大眾社會保護。不過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都希望透過國家權力，向全民擴大社會服務、重新分配財富，以增加社會經濟的平等。（譯按：1. 平等主義：是強調全人類平等的學術思想，核心思想是平等，因此政府不因生命的物種、種族、經濟、階級、性別、信仰、性向等差異，而偏袒任何一方。2. 福利國家：是指政府的形式，也就是，國家基於三原則，以社會、經濟的福利生活，保護公民；三原則分別是：機會平等、財富分配公平、針對無法保有最低限度福利生活的公民，由公共負責。）
20世紀接近尾聲，種種跡象卻顯示這個策略有其極限。馬克思主義必須面對事實，就是共產社會某些國家，變成荒誕、壓迫的獨裁政府。同時，多數工業化民主國家的勞工階級，變得更富有，開始併入中產階級之內。於是共產革命、去除私人財產，已不在討論之內。社會民主主義左派也走入了死胡同。其目標向來是不斷擴大福利國家概念，但這個目標在動盪的70年代，撞上了財政困難的現實。當時的政府以印鈔票解決，卻導致通貨膨脹、金融危機。財富重分配計劃也讓人變得不願工作、儲蓄、創業，於是整個經濟大餅縮水。「不平等」依舊根深蒂固，就算努力不懈，例如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的大社會計畫（the Great Society），也無法解決。1978年後，中國轉向市場經濟，1991年，蘇聯政權垮台；於是馬克思主義左派基本上崩潰。至於社會民主主義，只能與資本主義握手言和。（譯按：大社會計畫：196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詹森，發起系列國內政策，結束貧窮是主要目標之一。）
針對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左派的野心所剩無幾；剩下來的力量在20世紀末葉，匯集了左派的另股力量，就是擁抱「身分認同」政治、多元文化主義。其實左派依舊追求平等—透過isothymia（希望被看作和其他人一樣好）—只不過方向變了；由早期強調勞工階級的權利，轉而重視被邊緣的少數團體。許多活動人士逐漸將原來的勞工階級、行業工會視為特權階層，這個階層不怎麼會同情移民、少數族群的困境。所以這些活動人士想擴大團體的權利，而非增進個人的經濟處境。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勞工階級被遺忘了。（譯按：isothymia：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靈魂的第三部分第2段。）
從左派到右派
左派擁抱「身分認同」政治，是必須、也是可理解的。各個「身分認同」團體，有著迥異的生活經驗，需要個別處理。局外人通常無法察覺，自己的行為其實會傷害人，就如「#我也是」（#MeToo）運動揭發了性騷擾、性侵的事件後，許多男性才有所察覺。「身分認同」政治旨在改變文化、行為，要讓許多人實際受益。
「身分認同」政治集中火力，討論個人經驗的不公正，結果替文化規範（cultural norm）帶來了可賀的改變，也造就了具體的公共政策，幫助許多人。「黑人命也是命」運動，就令美國各地的警察部門，更加小心對待少數族群，雖然警察暴力仍舊存在。「#我也是」運動令大眾更為理解性侵問題，而針對處置這類犯行、現今法律的失當，「#我也是」運動也開啟了討論大門。「#我也是」運動最重要的成就，應是令男、女在職場的互動，有了改變。（譯按：文化規範：舉例解釋，在美國，談話時需保持眼神直接接觸，而在亞洲，避免眼神直接接觸，則被視為禮貌、尊重。）
由此可見，「身分認同」政治並沒有什麼不對；這是回應了不公正，自然、無可避免。但是「身分認同」政治聚焦於文化議題，卻壓縮了重要議題的空間，就是向來，進步人士力圖翻轉多數自由民主國家、30年的社經不平等趨勢；這樣的議題，如今不再是顯學。爭論文化議題很容易，改變政策卻很困難；大學課程納入女性、少數族群作家，是容易的，但要在象牙塔之外，替女性、少數族群增加收入、爭取機會，是困難的。而且近來「身分認同」政治關注的許多人，諸如美國矽谷的女性主管、好萊塢的女性藝人，收入都屬於金字塔的頂端。幫助她們追求平等雖好，但難以解決，收入最高的1%與其他人的懸殊差距。
當今的「身分認同」政治左派，也轉移了對大團體的注意力，這些團體所遭受的嚴重問題遭到忽視。直到最近，左派活動人士對於持續擴大的鴉片類藥物危機、美國鄉村單親貧窮的兒童命運，少有著墨。而民主黨對於自動化伴隨的潛在大量失業、科技可能造成的全美收入差距，也少有對策。
而且「身分認同」政治左派，威脅了言論自由，也威脅了維持民主制度、所需的理性話語。自由民主國家基本上承諾保護說任何話的權利，尤其是政治領域。但是「身分認同」政治全神貫注於「身分認同」，這樣的特性，和民主制度需要公民對話的特性，相抵觸。而且「身分認同」團體聚焦於生活經驗，就是在偏重內在自我的情緒，而非理性檢視外在世界的問題。「身分認同」團體聚焦於生活經驗，也是在著重內心的個人意見，而非理性協商的過程；在這個協商過程，就可能不得不放棄個人的意見。另外，有人發言冒犯某人自我價值，這樣的說法，可解讀為要讓發言的人閉嘴、或貶低發言的人。
作為政治策略，「身分認同」政治確有缺陷。美國目前的政治系統，失能、衰敗，與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極端有關。右派必須付大部份責任。政治科學家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曼（Thoms Mann）就表示，共和黨移向極端右派的速度，遠勝於民主黨移向極端左派的速度。不過兩黨皆遠離了中間勢力。左派活動人士專注於「身分認同」議題，無法代表全體選民；的確，這些活動人士的主張，令他們失去主流選民的支持。
但就左派所運作的「身分認同」政治來說，最糟的，也許就是它刺激了「身分認同」政治右派的興起。這大部分必須歸咎於左派擁抱「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是社會規範（social norm），令人在公開表達信念、意見時，不得不擔心遭到責難。每個社會都有些觀點，是與社會的基本想法背道而馳的，所以無法公開表達。但是持續發現新的「身分認同」、可接受言論的界限不斷改變，都令大家無所適從。假想有個社會，非常尊重團體的尊嚴，於是在這個社會，新的界限會持續出現，而原本可接受的言論、自我表達的方式，也會變得冒犯人。例如在今日，僅僅是使用「他」、「她」這樣的字眼，在某些情況，也會被解讀為，未替雙性人（intersex）、跨性別者（transgender）設想。不過這些字眼，並未威脅民主基本原則；而是挑戰了某特殊團體的尊嚴，並意味著，對這個團體的奮鬥，缺乏認識、同情。（譯按：社會規範：指非正式、卻能規範某社會成員行為的協定。）
其實，只有小部分的左派作家、藝術家、學生、知識分子，支持最極端的政治正確。但是保守媒體卻專門拿這些人做文章，抹黑整個左派。這可解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非比尋常的面向；川普選舉時，獲得核心團體的熱烈支持，即便其行事作風，若是在美國早年，註定讓他敗北。川普競選時，嘲笑了某位記者的身體殘疾、說墨西哥人是強暴犯和罪犯、還被錄下自己誇耀曾猥褻女性。這些，與其說是違背了政治正確，還不如說是違背了正當行為；許多支持川普的人不見得贊同這些行為、或是他駭人聽聞的發言。但是在這段時間、美國人自認公開發言受限的時間裡，支持川普的人欣賞他，不會為了避免冒犯人而退縮。在這個政治正確所形塑的年代，川普代表的真實，為許多美國人所崇拜：川普可能是惡意、偏執、不適任的，但至少他嘴上說的，就是他心裡想的。
然而川普崛起，反映的並非是，保守勢力拒絕「身分認同」政治；而是，右派擁抱「身分認同」政治。許多支持川普的白人勞工階級，認為掌權者忽視他們。鄉村地區的居民，是歐、美民粹運動的基石，認為世界公民（cosmopolitan）、都市精英威脅了他們的價值。而這些居民，雖是主要種族團體的成員，但是許多白人勞工階級，自認受害、被邊緣。這些情緒替「身分認同」政治右派鋪了條路，在極端情況下，成為種族歧視的白人民族主義。（譯按：世界公民：身為全球的一員，人人都擁有權利、帶著公民責任。）
川普對這個過程，頗有貢獻。他的轉型，從房地產大亨、電視實境秀明星，轉變成政治競爭者，又更上一層樓，成為「出生地問題」（“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最有名的宣傳人；「出生地問題」質疑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出任總統的資格。川普競選時，被問及三K黨（Ku Klux Klan）前領袖杜克（David Duke）支持他，川普回避了。美國聯邦法官審理川普大學（Trump University）一案，川普抱怨法官對他不公平，因為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維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有白人民族主義分子暴力集會，當中有成員殺了一名抗議的反對人士。事後川普卻說，雙方都有非常好的人。川普也花很多時間，專挑黑人運動員、名人來批評。另外，拆除南方邦聯領袖人物雕像一事，引起不少憤怒，川普也非常樂於利用這些憤怒。（譯按：1. 出生地問題：歐巴馬參選、出任、卸任美國總統時，都有陰謀論聲稱，歐巴馬在夏威夷的出生證明是偽造，因此歐巴馬並非美國憲法第二條規定的「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其出任總統的資格也受質疑。2. 三K黨：是美國民間團體，奉行白人至上主義、基督教恐怖主義。3. 南方邦聯領袖人物：1861年至1865年，11個南方蓄奴州宣布獨立，成立美利堅聯盟國（the Confederate of America，簡稱邦聯），南北戰爭於是爆發，最後由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所領導的北方聯邦政府獲勝，美國再度統一。邦聯的領袖人物雕像、邦聯旗幟，則被視為挺蓄奴的象徵。）
托川普的福，白人民族主義從邊緣地帶，移至類似主流的位置。支持白人民族主義的人抱怨說，雖然在政治上，談論黑人、女性、同性戀的權利，是可接受的，但若要支持美國白人的權利，卻免不了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身分認同」政治左派的實踐者回應了，說右派主張「身分認同」是失當的，不能與少數族群、女性、其他被邊緣的團體，放在同個道德層面上，因為右派的主張，所反映的面向，是一個在歷史的河流中、享受特權的社群。這實在是太正確了。針對少數族群的獲益程度，保守勢力誇大其辭；而針對政治正確限制言論自由的程度，保守勢力也言過其實了。許多被邊緣化的團體，遭遇未變：非裔美國人仍是警察暴力的對象、女性仍被騷擾與侵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如何採用了左派的語言、邏輯：需要打消個想法，就是白人是受害者，社會忽視了其處境、痛苦，社會、政治結構需要對其處境負責—尤其是媒體、政治建制派。而如今在意識形態的光譜裡，透過「身分認同」政治這個鏡頭，多數的社會議題是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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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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