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三）
201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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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身分認同」的本質是多變的。有些人可能會告訴自己，「身分認同」是基於生理特性，非自己所能控制。但是現代社會的公民具有多元的「身分認同」，由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所形塑，種族、性別、職場、教育、喜好、國家，都可以定義。
續：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
吳怡／編譯
需要信念
社會需要保護被邊緣、受排擠的團體，但是也需要透過協商、共識，達成共同目標。然而左、右派紛紛改變了，變得保護各個團體的「身分認同」，這樣的改變終將威脅上述協商、共識，進而達標的過程。不過解藥並非是拋棄「身分認同」，因為「身分認同」已經是現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現代人觀察周遭的方式。解藥應是建構「國家認同」的意涵，這個「國家認同」是大而具整合力的，且考慮了自由民主社會中所存在的種種差異。
人類社會無法回避「身分認同」、「身分認同」政治。套用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話，「身分認同」是「強而有力的道德思想」（powerful moral idea），是基於「渴望受到認可」（thymos）的普遍人類特質。這個道德思想告訴大家，人有真正的內在自我，未受到認可；而且外部社會可能是錯誤、壓迫的。這個道德思想也關注，尊嚴受到認可的渴望，並在無法滿足時，提供了表達怨恨的語言方式。（譯按：渴望受到認可（thymos）：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靈魂的第三部分之第一段）
「渴望有尊嚴」不會停止。自由民主制的根基，是人人有權能平等選擇，並決定其集體政治生命。但是許多人不滿於，只是被平等視為一般的人。在某個意義上，這就是現代生活的狀況。現代化意味著不停的改變、破壞、開放選擇，而這些選擇之前並不存在。總體來說這是好事：數代以來，許多人逃離傳統社群，因為那裡沒什麼選擇，而轉往新的社群，因為那裡有選擇。但是現代自由社會才有的自由、選擇，也會讓人難過、與人疏離。於是他們發現自己懷念起失去的社群、有條理的生活，或是祖先擁有的社群、生活。這些人所追尋的真正「身分認同」，要能串聯起人與人。會這麼想的人，可能會受到領導人物的引誘；說既存的權力結構背叛、羞辱了他們，他們應是重要社群的成員，其偉大應再度被承認。
然而，現代「身分認同」的本質是多變的。有些人可能會告訴自己，「身分認同」是基於生理特性，非自己所能控制。但是現代社會的公民具有多元的「身分認同」，由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所形塑，種族、性別、職場、教育、喜好、國家，都可以定義。而雖然「身分認同」政治的邏輯，是將社會切分為一個個小而關注自我的團體，但是「身分認同」仍有可能是大而具整合力的。意思就是，不必否認自己的生活經驗，才能發現自己可以和更多人共享價值、抱負。生活經驗，換句話說，就只是經驗—串連起不同的人，而非使人疏離。因此雖然沒有民主國家，能免疫於現代的「身分認同」政治，但是仍可以回到正軌，人人互相尊重。（譯按：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社會成員的行動，以及隨後他人的反應過程。社會互動可見於家庭中、同儕間、學校裡、宗教團體、政治團體、經濟團體。）
著手處，應是處理特定的傷害情事，這使得有些團體成為受害者，也成為遭到邊緣的對象，例如針對少數族群的警察暴力、性騷擾。談論「身分認同」政治之際，不能說這些問題不急迫、不是真的，不需要具體解決方案。但是美國、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必須看得更遠。政府、公民社會團體必須整合小團體，融入大團體。民主國家必須倡導政治科學家所謂的「信念式國家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信念式國家認同」並非基於共享的個人特質、生活經驗、歷史背景、宗教信仰，而是核心價值、信念。也就是，要鼓勵公民認同其國家的基本理念，並利用公共政策，讓新移民融入。
來到歐洲，「身分認同」政治的影響有如毒瘤，不易對抗。近數十年來，歐洲左派支持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形式，於是整合新移民、並融入「信念式的國家文化」變得不重要了。有了反種族主義的旗幟，左派歐洲政黨輕忽了一件事，就是多元文化主義正阻礙著民族融合。至於民粹主義右派，則懷念起褪色的國家文化，以往這個國家文化是基於種族、宗教，而且盛行於沒有移民的年代。（譯按：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第五段）
在歐洲，這場對抗「身分認同」政治的戰爭，必須從改變國籍法開始。但是歐盟做不到，因為28個會員國激烈捍衛其國家特權，並且準備好否決任何有意義的革新、改變。因此無論好壞，這工作只能由個別國家落實。有些歐盟會員國所實施的國籍法，是基於血統主義（或屬人主義，原文：jus sanguinis，英譯：the right of blood），也就是根據父母所屬的種族，授與公民權；這些國家應該轉而採用基於屬地主義（jus soli，英譯：the right of the soil）的新法，也就是只要在這個國家出生，就授與公民權。這麼做，才能避免某些種族團體享有特殊待遇。不過為了歸化新公民，歐洲國家也應該有嚴格規定，這些規定在美國行之有年。而在美國，新公民除了要證明持續居住5年，還要能說、讀、寫基本英文；略懂美國歷史、政府；人品合格（也就是無犯罪記錄）；發誓效忠美國，以證明自己服膺於美國憲法的原則、理念。歐洲國家對新公民應有同樣要求。
歐洲國家，除了改變授與公民權的正式規定，還需要改變，讓國家認同不再是建立於種族之上。近20年前，敘利亞裔的德國學者提比（Bassam Tibi）建議，德國的新國家認同，應建立於「主導文化」（原文：Leitkultur，英譯：leading culture）之上。依照提比的定義，「主導文化」就是信仰平等、民主的價值，這些都是深植於啓蒙運動的自由理念中。但是左派學者、政治人物卻抨擊說，提比口中的價值，會將其他文化價值比下去，於是不知不覺，德國左派容許了伊斯蘭主義、極右的民族主義，這些人與啓蒙運動的理念毫無瓜葛。然而德國、主要歐洲國家，其實非常需要類似提比「主導文化」的價值：一旦發生，能使土耳其裔德國人說自己是德國人；非裔瑞典人說自己是瑞典人，以及云云。其實這樣的改變正開始發生，只不過步調很慢，那就是歐洲人創造了值得驕傲的非凡文明；這個文明包容了來自其他文化的人，同時意識到自身的獨特。（譯按：主導文化：1998年，提比呼籲European Leitkultur，用來鞏固人權、包容、政教分離等價值。）
美國相較於歐洲，更歡迎移民，部分是因為，美國在早期就發展了「信念式國家認同」。政治科學家利普塞斯（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指出，我們可以批評某位美國公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un-American），但是不能以同樣方式，說某個丹麥公民不是真正的丹麥人（un-Danish）、或某個日本公民不是真正的日本人（un-Japanese）。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組成分子，是信念、生活方式，並非種族。（譯按：不是真正的美國人（un-American）：紐約時報引用詞典定義un-American：不具有、不符合美國習俗、原則、傳統的特徵。也就是在價值觀上，與美國的各式特徵相悖。）
南北戰爭後，美國「信念式國家認同」初露崢嶸，時至今日，更應恢復生機、抵擋左、右派的攻擊。說到右派，白人民族主義希望，以基於種族、宗教的國家認同，取代「信念式國家認同」。來到左派，「身分認同」政治當道，強調受害本身，暗示了在某些情況下，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其他形式的排他，存在美國的基因中。這些缺陷確實是美國社會的特徵，必須加以克服。但是進步人士也應敘述不同版本的美國歷史，這個美國歷史，是關於更多人如何跨越了藩籬，接受彼此的尊嚴。
美國受益於多元化，但美國國家認同不能建立於多元化之上。「信念式國家認同」若想要行得通，必須提供實質概念，例如憲政、法治、人類平等。美國人尊重這些概念；拒絕這些概念的人，美國大可以不授與公民權。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吳怡／編譯
需要信念
社會需要保護被邊緣、受排擠的團體，但是也需要透過協商、共識，達成共同目標。然而左、右派紛紛改變了，變得保護各個團體的「身分認同」，這樣的改變終將威脅上述協商、共識，進而達標的過程。不過解藥並非是拋棄「身分認同」，因為「身分認同」已經是現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現代人觀察周遭的方式。解藥應是建構「國家認同」的意涵，這個「國家認同」是大而具整合力的，且考慮了自由民主社會中所存在的種種差異。
人類社會無法回避「身分認同」、「身分認同」政治。套用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話，「身分認同」是「強而有力的道德思想」（powerful moral idea），是基於「渴望受到認可」（thymos）的普遍人類特質。這個道德思想告訴大家，人有真正的內在自我，未受到認可；而且外部社會可能是錯誤、壓迫的。這個道德思想也關注，尊嚴受到認可的渴望，並在無法滿足時，提供了表達怨恨的語言方式。（譯按：渴望受到認可（thymos）：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靈魂的第三部分之第一段）
「渴望有尊嚴」不會停止。自由民主制的根基，是人人有權能平等選擇，並決定其集體政治生命。但是許多人不滿於，只是被平等視為一般的人。在某個意義上，這就是現代生活的狀況。現代化意味著不停的改變、破壞、開放選擇，而這些選擇之前並不存在。總體來說這是好事：數代以來，許多人逃離傳統社群，因為那裡沒什麼選擇，而轉往新的社群，因為那裡有選擇。但是現代自由社會才有的自由、選擇，也會讓人難過、與人疏離。於是他們發現自己懷念起失去的社群、有條理的生活，或是祖先擁有的社群、生活。這些人所追尋的真正「身分認同」，要能串聯起人與人。會這麼想的人，可能會受到領導人物的引誘；說既存的權力結構背叛、羞辱了他們，他們應是重要社群的成員，其偉大應再度被承認。
然而，現代「身分認同」的本質是多變的。有些人可能會告訴自己，「身分認同」是基於生理特性，非自己所能控制。但是現代社會的公民具有多元的「身分認同」，由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所形塑，種族、性別、職場、教育、喜好、國家，都可以定義。而雖然「身分認同」政治的邏輯，是將社會切分為一個個小而關注自我的團體，但是「身分認同」仍有可能是大而具整合力的。意思就是，不必否認自己的生活經驗，才能發現自己可以和更多人共享價值、抱負。生活經驗，換句話說，就只是經驗—串連起不同的人，而非使人疏離。因此雖然沒有民主國家，能免疫於現代的「身分認同」政治，但是仍可以回到正軌，人人互相尊重。（譯按：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社會成員的行動，以及隨後他人的反應過程。社會互動可見於家庭中、同儕間、學校裡、宗教團體、政治團體、經濟團體。）
著手處，應是處理特定的傷害情事，這使得有些團體成為受害者，也成為遭到邊緣的對象，例如針對少數族群的警察暴力、性騷擾。談論「身分認同」政治之際，不能說這些問題不急迫、不是真的，不需要具體解決方案。但是美國、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必須看得更遠。政府、公民社會團體必須整合小團體，融入大團體。民主國家必須倡導政治科學家所謂的「信念式國家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信念式國家認同」並非基於共享的個人特質、生活經驗、歷史背景、宗教信仰，而是核心價值、信念。也就是，要鼓勵公民認同其國家的基本理念，並利用公共政策，讓新移民融入。
來到歐洲，「身分認同」政治的影響有如毒瘤，不易對抗。近數十年來，歐洲左派支持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形式，於是整合新移民、並融入「信念式的國家文化」變得不重要了。有了反種族主義的旗幟，左派歐洲政黨輕忽了一件事，就是多元文化主義正阻礙著民族融合。至於民粹主義右派，則懷念起褪色的國家文化，以往這個國家文化是基於種族、宗教，而且盛行於沒有移民的年代。（譯按：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第五段）
在歐洲，這場對抗「身分認同」政治的戰爭，必須從改變國籍法開始。但是歐盟做不到，因為28個會員國激烈捍衛其國家特權，並且準備好否決任何有意義的革新、改變。因此無論好壞，這工作只能由個別國家落實。有些歐盟會員國所實施的國籍法，是基於血統主義（或屬人主義，原文：jus sanguinis，英譯：the right of blood），也就是根據父母所屬的種族，授與公民權；這些國家應該轉而採用基於屬地主義（jus soli，英譯：the right of the soil）的新法，也就是只要在這個國家出生，就授與公民權。這麼做，才能避免某些種族團體享有特殊待遇。不過為了歸化新公民，歐洲國家也應該有嚴格規定，這些規定在美國行之有年。而在美國，新公民除了要證明持續居住5年，還要能說、讀、寫基本英文；略懂美國歷史、政府；人品合格（也就是無犯罪記錄）；發誓效忠美國，以證明自己服膺於美國憲法的原則、理念。歐洲國家對新公民應有同樣要求。
歐洲國家，除了改變授與公民權的正式規定，還需要改變，讓國家認同不再是建立於種族之上。近20年前，敘利亞裔的德國學者提比（Bassam Tibi）建議，德國的新國家認同，應建立於「主導文化」（原文：Leitkultur，英譯：leading culture）之上。依照提比的定義，「主導文化」就是信仰平等、民主的價值，這些都是深植於啓蒙運動的自由理念中。但是左派學者、政治人物卻抨擊說，提比口中的價值，會將其他文化價值比下去，於是不知不覺，德國左派容許了伊斯蘭主義、極右的民族主義，這些人與啓蒙運動的理念毫無瓜葛。然而德國、主要歐洲國家，其實非常需要類似提比「主導文化」的價值：一旦發生，能使土耳其裔德國人說自己是德國人；非裔瑞典人說自己是瑞典人，以及云云。其實這樣的改變正開始發生，只不過步調很慢，那就是歐洲人創造了值得驕傲的非凡文明；這個文明包容了來自其他文化的人，同時意識到自身的獨特。（譯按：主導文化：1998年，提比呼籲European Leitkultur，用來鞏固人權、包容、政教分離等價值。）
美國相較於歐洲，更歡迎移民，部分是因為，美國在早期就發展了「信念式國家認同」。政治科學家利普塞斯（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指出，我們可以批評某位美國公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un-American），但是不能以同樣方式，說某個丹麥公民不是真正的丹麥人（un-Danish）、或某個日本公民不是真正的日本人（un-Japanese）。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組成分子，是信念、生活方式，並非種族。（譯按：不是真正的美國人（un-American）：紐約時報引用詞典定義un-American：不具有、不符合美國習俗、原則、傳統的特徵。也就是在價值觀上，與美國的各式特徵相悖。）
南北戰爭後，美國「信念式國家認同」初露崢嶸，時至今日，更應恢復生機、抵擋左、右派的攻擊。說到右派，白人民族主義希望，以基於種族、宗教的國家認同，取代「信念式國家認同」。來到左派，「身分認同」政治當道，強調受害本身，暗示了在某些情況下，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其他形式的排他，存在美國的基因中。這些缺陷確實是美國社會的特徵，必須加以克服。但是進步人士也應敘述不同版本的美國歷史，這個美國歷史，是關於更多人如何跨越了藩籬，接受彼此的尊嚴。
美國受益於多元化，但美國國家認同不能建立於多元化之上。「信念式國家認同」若想要行得通，必須提供實質概念，例如憲政、法治、人類平等。美國人尊重這些概念；拒絕這些概念的人，美國大可以不授與公民權。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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