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身分認同」政治（四）
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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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網際網路，造成自給自足的社群，而區隔這些社群的，不是真正的那道牆，而是各自不同的「身分認同」。
續：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三）
吳怡／編譯
回到基本概念
「信念式國家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必須接受社會中的各式差異。一旦國家定義出合適的「信念式國家認同」，那麼，移民爭議的本質必然改變。美國、歐洲，辯論是兩極的。右派想要全面中止移民，並將已經移入的人送回原出生國家；左派的主張，也是自由民主國家所擁抱的價值，就是有近乎完全的義務，接受所有移民。這些主張，都難以為繼。真正的辯論，應是協調出最佳策略，讓移民融入國家的「信念式國家認同」。成功融入的移民，可替社會增添良好的差異；無法融入的，是國家的拖累，有時甚至造成安全威脅。（譯按：信念式國家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三）通篇，都在談論信念式國家認同，確切的定義則在第五段，信念式國家認同是要鼓勵公民，認同國家的基本理念，並利用公共政策，讓新移民移入。）
國家需要健康的民族融合，對此，歐洲政府只是掛在嘴上，並未貫徹執行。許多歐洲國家的政策，事實上是阻礙了融合。例如荷蘭實施「支柱化」（pillarization），孩童因此被區分，分別接受新教、天主教、回教、一般世俗的教育系統。像這樣，讓孩子到政府支持的學校上課，卻不必接觸所屬宗教以外的人，無助於快速民族融合。（譯按：支柱（pillar）：荷蘭的社會分層，因宗教而區分；各pillar有自己的報紙、政黨、學校、銀行、貿易聯盟、醫院等等；這導致了，不同pillar的人，彼此不大會往來。）
法國的情況稍有不同。其共和國公民權的概念，如同美國，是信念式的，是基於法國大革命理想的自由、平等、博愛。1905年法國立法，確立政教分離（laïcité）或世俗主義（secularism），正式分開了教堂、政府；類似荷蘭政府支持的宗教學校，根本不可能在法國存在。但是法國也有很大的問題。首先，不管法律怎麼說，法國嚴重的歧視阻擋了移民。其次，法國經濟表現不佳，已經持續多年，失業率是隔壁德國的兩倍。在法國，青年移民的失業率接近35%，而整體青年失業率是25%。因此法國應該開放勞動力市場，好讓移民更容易就業，進而融入法國。最後，法國「國家認同」、法國文化的概念，已經被貼上「伊斯蘭恐懼症」的標籤；如今的法國，左派並不接受移民融入的概念。這很丟人，因為本土主義、極端主義的極右派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得以稱自己才是真正捍衛共和國理想、普遍公民權的人。
在美國要促進民族融合，必須從公立教育做起。數十年以來，美國基本公民教育的課程越來越少，不僅是對移民，對本土出生的美國人亦然。而且，公立學校應該要刪除雙語、多語言的課程計劃，這些計劃在近數十年來越益受到歡迎（紐約市的公立學校系統提供了，超過一打不同的語言課程）。雖然宣傳的人說，這些計劃可以加快英語非母語的人，學習英語的腳步，但是否行得通還很難說；事實上，這些計劃可能會拖累學習英語的速度。
想要加強美國的「信念式國家認同」，要求國家服務不失為好方法，這彰顯了美國公民權，所必需的承諾、奉獻。加入軍隊、擔任文職都算是國家服務；至於文職工作，例如在學校教書、替政府資助的環境保護專案服務，都算是。國家服務若組織健全，就能強迫不同社會階層、宗教、種族的年輕人一同共事，就好比軍隊生活所能達成的效果。國家服務，如同所有共同奉獻所能做到的，可以整合新移民，融入本國文化。另外，也可以將國家服務視為古典共和主義（classical rebublicanism）的當代體現方式，鼓勵美德、熱心助人，而不是僅僅，丟下那些公民，讓他們去追求自己的生活。（譯按：古典共和主義（classical republicanism）：先談共和制，是相對於君主制。古典共和政體，是由公民美德所維繫的政體，公民美德指的是，為了社會利益而犧牲個人私慾、利益，全心全意為公共福利服務；因此古典共和主義強調公民美德、公民義務，相較之下，現代共和主義強調公民權利與自由、對公權力的制約與平衡。）
容納百川之國
在美國、歐洲，若要處理融合的問題，勢必得面對移民的議題。移民人數，相較於本地人口，一旦上升，要求他們融入主要文化，就變得很難了。移民所屬的社區，若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就會變得自給自足，無需與自身以外的團體接觸。這些移民會淹沒公共服務，耗損學校、公共機關可以照顧他們的能力。長期看來，移民對公共財政可能是淨增加—但前提是他們就業，成為繳稅、守法的公民。同時，大量移民也會令本土出生的公民，不再那麼支持慷慨的福利政策；這也是美國、歐洲辯論移民議題時，談到的因素。
自由民主國家，無論在經濟，還是文化上，都因為移民而得到莫大好處。但是他們都有權控制自己的邊境，這是毫無疑問的。另外基於基本人權，人人可享公民權，但這不代表人人有權，在自己或父母的出生國家以外，擁有任意特定國家的公民權。而且，國際法也不會挑戰國家控制邊境、或規定公民權的權利。
歐盟在控制外部邊境方面，必須做的比現在更好，這意味著對某些國家，例如希臘、義大利，必需增加資金、加強法定權限，以控制移民人流。歐盟專責的機構，歐盟邊境管理局（Frontex），目前人力不足、資金困窘，而那些最想防堵移民的國家，也不怎麼支持這個機構。除非歐洲外部邊境問題能獲得解決，不然歐盟現存的內部自由流動系統，難以持續。
美國的主要問題，是執行移民法無法一貫。例如歐巴馬時期的特色，就是對非法進入、滯留美國的幾百萬人，幾乎沒有事先預防的措施；事後再偶爾、看似隨機地將部分人驅逐出境；要長期執行這樣的政策，根本不可能。但是川普矢言要在美、墨邊境「築牆」，不過就是本土主義作祟：其實很大部份的非法移民，是合法進入美國，但簽證過期後仍留下來，於是變成非法。因此美國需要的是更好的系統，能好好審查僱用非法移民的公司、僱主；國家級的身分識別系統是有必要的，能幫助僱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工作。這樣的系統遲遲未出現，是因為太多僱主受惠於非法移民所提供的便宜勞力。左、右派許多人也反對，是懷疑有了這套系統後，政府會過度監管。
結果，現階段有1100萬非法移民滯留美國。其中多數人待了多年，成家立業，奉公守法。也有少數人犯罪，就如同少數本土出生的美國人也會犯罪。但認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僅因他們違反美國法律進入、滯留美國，實在太可笑了；而認為美國可以強迫他們全部離開，返回原出生國家，也同樣荒唐。
就移民問題的改革，早有大概的協議。美國聯邦政府可以採取嚴厲措施，來控制邊境，同時也可以另闢新路，替無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解套，讓他們拿到公民權。這樣的協議，多數美國人也許支持，但是死忠反對移民的人，對於任何形式的「特赦」抗拒到底，至於贊成移民的團體，則反對嚴厲的措施。
有公共政策，關注如何成功讓外國人融入本國，這些政策若能擋下民粹主義在美國、歐洲的潮流，也許可以打破這個僵局。嚷嚷著反移民的團體，其實是有著不同顧慮的一群人。死忠支持本土主義的人，背後是種族主義、偏執，要改變他們幾乎是不可能。但是有些人的顧慮其實很合理，他們擔心大量移民，會影響社會變化的速度，也擔心現有機構，是否能處理這些變化。政策若能關注移民融入的問題，也許就能緩解這些顧慮，也能阻止他們靠向偏執的人。
一旦貧窮、被邊緣的人受到忽視，「身分認同」政治就會流行。失去地位的怨恨，是起於真正的經濟問題，要消除怨恨，必須先減緩就工作、收入、安全的顧慮。真正有抱負的社會政策，可能有助於解決窮人的根本問題，但是美國左派自幾十年前，就不再思考類似政策了。要談論尊重、尊嚴，不難；但要提出高成本、能具體縮減不平等的計畫，絕非易事。但在這波潮流中，還是有例外，那就是歐巴馬（Barack Obama），他提出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國社會政策的里程碑。反對的人，替這個政策貼上了「身分認同」的標籤，暗示這個政策，是由黑人總統為黑人選民設計。但事實上平價醫療法是國家政策，目的是要幫助比較沒有能力的美國人，不論其種族、身分認同。不過許多受惠的人，包括美國南方鄉村的白人，仍被成功說服，投給那些要廢除該法律的共和黨人。
現在要設計類似有抱負的政策，是更難了，這是因為「身分認同」的政治興起。20世紀前期，縱使爭論經濟政策，造成很深的歧見，但是許多民主國家卻發現，立場相左的，最後總能折中、妥協。相較之下，「身分認同」政治就並非如此：結果是決絕的；你承認我或你不承認我。另外，源於被忽視、不受尊重的怨恨，是根植於經濟問題，但是「身分認同」的口水戰，總是悖離能幫助的政策。因此，要人與人聯合，共同爭取重新分配，變得很難：勞工階級的成員，也就是地位較高的「身分認同」團體（例如美國白人），沒有什麼意願，與地位較低的團體達成共同目標，反之亦然。
所以尤其是民主黨，該做出選擇了。可以繼續為了勝選，加碼動員那些「身分認同」團體，那些團體持續為民主黨的狂熱活動人士，注入新血：包括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職業女性、LGBT社群等等。也可以嘗試，贏回部分白人勞工階級的選票，以往這些人是民主黨陣營的中流砥柱，打從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開始，直到大社會計畫（the Great Society）他們都支持民主黨，只不過在近幾次選舉，脫逃至共和黨陣營。至於動員「身分認同」團體這個策略，雖可讓民主黨獲勝，但就治國而言，是爛招。共和黨快要變成白人政黨，而民主黨也快要變成少數族裔的政黨。如果持續下去，「身分認同」勢必取代經濟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裂痕；美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堪慮。（譯按：1. 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1933年美國總統小羅斯福上任後，實施系列經濟政策，核心是3個R：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改革（Reform）；救濟是針對窮人、失業的人，復興是恢復經濟水準，改革是針對金融系統，要防止大蕭條再次發生；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倒數第二段。2. 大社會計畫（the Great Society）：196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發起系列國內政策，結束貧窮是主要目標之一；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身分認同」當道之倒數第二段。）
未來
人對未來的恐懼，常以小說，為最佳表現方式，尤其是科幻小說，想像著由新科技主宰的未來世界。20世紀前半葉，對未來恐懼的想像，是以巨大、集權、官僚的暴政為中心，是消滅個人個性、隱私的暴政：試想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但到了20世紀的後數十年，各式反烏托邦（dystopia）的想像有了改變，其中一股，呼應著「身分認同」政治所造成的焦慮。所謂的賽博叛客（cyberpunk）作家，例如吉布森（William Gibson）、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斯特林（Bruce Sterling）所看見的未來，並非由集權的專制政府所主宰；未來的世界，社會變得支離破碎，不受控制，這是拜網際網路之賜。（譯按：1. 1984：歐威爾的小說。2. 反烏托邦（dystopia）：烏托邦（utopia）的反義，希臘語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反烏托邦與理想社會相反，是極端惡劣的社會最終形態，特徵爲反人類、極權政府、生態災難或其他社會性的災難性衰敗；反烏托邦出現在許多藝術作品中，特別是設定在未來的故事。3. 賽博叛客（cyberpunk）：屬科幻故事的分支，以電腦、資訊科技為主題，故事聚焦於「高等科技、低端生活」（High Tech, Low Life）。情節通常關於社會秩序受到高度控制，而角色利用其中的漏洞，做出了突破。）
史蒂芬森1992年的小說，潰雪（Snow Crash），假設著無所不在的「魅他域」（Metaverse），人在其中可以使用虛擬化身，並隨意變換「身分認同」。書中，美國崩潰了，成為一個個郊區社區，迎合各個不同「身分認同」，例如新南非（New South Africa）（歡迎舉著邦聯旗幟（Confederate flag）的種族主義分子）、李先生的大香港（Mr. Lee’s Greater Hong Kong）（歡迎中國移民）。在社區與社區之間走動，需要簽證、護照。美國中央情報局變成私營機構，企業號（the USS Enterprise）航空母艦也成為難民的漂流之家。聯邦政府的法定權限大縮水，僅限於每棟聯邦大樓所在之土地。（譯按：1. 魅他域（Metaverse）：書中專有名詞。2. 邦聯旗幟（the Confederate flag）：1861年至1865年，11個南方蓄奴州宣布獨立，成立美利堅聯盟國（the Confederate of America，簡稱邦聯），南北戰爭於是爆發，最後由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所領導的北方聯邦政府獲勝，美國再度統一。邦聯的領袖人物雕像、邦聯旗幟，則被視為挺蓄奴的象徵；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倒數第三段）
我們的世界，正走向超集權反烏托邦，這些反烏托邦性質是互為相反的，也走向無止盡的分裂。例如有國家利用人民日常交易，搜集很特定的個人資訊，好建構巨大的專制政府。另一方面，有國家中央機構瓦解、有的成為失敗國家（failed state）、有的走向兩極、有的就共同目標缺乏共識。社群媒體、網際網路，造成自給自足的社群，而區隔這些社群的，不是真正的那道牆，而是各自不同的「身分認同」。（譯按：失敗國家（failed state）：1. 無法控制本國領土；2. 集體產生正當決定的權力遭到侵蝕；3. 無法提供公共服務；4. 無法以全權國際社會成員的身分，和其他國家打交道。）
幸好，這些反烏托邦小說的內容從未成真。將現實透過想像，變得更誇張，確實有警世作用：1984成為未來極權主義的有力象徵，是人人想要避免的未來；這本書的幫助，是讓社會免於步向威權主義。同樣，今日人人都可以認為，自己的國家更樂意讓社會變得越來越具差異，但要懷抱願景，就是差異也可以達成共同目標、支持自由民主制，而不是破壞自由民主制。
人永遠不會停止以「身分認同」來思考自己。但是「身分認同」不必然由出生決定。「身分認同」可以用來區分，但也可以用來結合。這到頭來，就是當前民粹政治的解藥。
（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吳怡／編譯
回到基本概念
「信念式國家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必須接受社會中的各式差異。一旦國家定義出合適的「信念式國家認同」，那麼，移民爭議的本質必然改變。美國、歐洲，辯論是兩極的。右派想要全面中止移民，並將已經移入的人送回原出生國家；左派的主張，也是自由民主國家所擁抱的價值，就是有近乎完全的義務，接受所有移民。這些主張，都難以為繼。真正的辯論，應是協調出最佳策略，讓移民融入國家的「信念式國家認同」。成功融入的移民，可替社會增添良好的差異；無法融入的，是國家的拖累，有時甚至造成安全威脅。（譯按：信念式國家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三）通篇，都在談論信念式國家認同，確切的定義則在第五段，信念式國家認同是要鼓勵公民，認同國家的基本理念，並利用公共政策，讓新移民移入。）
國家需要健康的民族融合，對此，歐洲政府只是掛在嘴上，並未貫徹執行。許多歐洲國家的政策，事實上是阻礙了融合。例如荷蘭實施「支柱化」（pillarization），孩童因此被區分，分別接受新教、天主教、回教、一般世俗的教育系統。像這樣，讓孩子到政府支持的學校上課，卻不必接觸所屬宗教以外的人，無助於快速民族融合。（譯按：支柱（pillar）：荷蘭的社會分層，因宗教而區分；各pillar有自己的報紙、政黨、學校、銀行、貿易聯盟、醫院等等；這導致了，不同pillar的人，彼此不大會往來。）
法國的情況稍有不同。其共和國公民權的概念，如同美國，是信念式的，是基於法國大革命理想的自由、平等、博愛。1905年法國立法，確立政教分離（laïcité）或世俗主義（secularism），正式分開了教堂、政府；類似荷蘭政府支持的宗教學校，根本不可能在法國存在。但是法國也有很大的問題。首先，不管法律怎麼說，法國嚴重的歧視阻擋了移民。其次，法國經濟表現不佳，已經持續多年，失業率是隔壁德國的兩倍。在法國，青年移民的失業率接近35%，而整體青年失業率是25%。因此法國應該開放勞動力市場，好讓移民更容易就業，進而融入法國。最後，法國「國家認同」、法國文化的概念，已經被貼上「伊斯蘭恐懼症」的標籤；如今的法國，左派並不接受移民融入的概念。這很丟人，因為本土主義、極端主義的極右派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得以稱自己才是真正捍衛共和國理想、普遍公民權的人。
在美國要促進民族融合，必須從公立教育做起。數十年以來，美國基本公民教育的課程越來越少，不僅是對移民，對本土出生的美國人亦然。而且，公立學校應該要刪除雙語、多語言的課程計劃，這些計劃在近數十年來越益受到歡迎（紐約市的公立學校系統提供了，超過一打不同的語言課程）。雖然宣傳的人說，這些計劃可以加快英語非母語的人，學習英語的腳步，但是否行得通還很難說；事實上，這些計劃可能會拖累學習英語的速度。
想要加強美國的「信念式國家認同」，要求國家服務不失為好方法，這彰顯了美國公民權，所必需的承諾、奉獻。加入軍隊、擔任文職都算是國家服務；至於文職工作，例如在學校教書、替政府資助的環境保護專案服務，都算是。國家服務若組織健全，就能強迫不同社會階層、宗教、種族的年輕人一同共事，就好比軍隊生活所能達成的效果。國家服務，如同所有共同奉獻所能做到的，可以整合新移民，融入本國文化。另外，也可以將國家服務視為古典共和主義（classical rebublicanism）的當代體現方式，鼓勵美德、熱心助人，而不是僅僅，丟下那些公民，讓他們去追求自己的生活。（譯按：古典共和主義（classical republicanism）：先談共和制，是相對於君主制。古典共和政體，是由公民美德所維繫的政體，公民美德指的是，為了社會利益而犧牲個人私慾、利益，全心全意為公共福利服務；因此古典共和主義強調公民美德、公民義務，相較之下，現代共和主義強調公民權利與自由、對公權力的制約與平衡。）
容納百川之國
在美國、歐洲，若要處理融合的問題，勢必得面對移民的議題。移民人數，相較於本地人口，一旦上升，要求他們融入主要文化，就變得很難了。移民所屬的社區，若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就會變得自給自足，無需與自身以外的團體接觸。這些移民會淹沒公共服務，耗損學校、公共機關可以照顧他們的能力。長期看來，移民對公共財政可能是淨增加—但前提是他們就業，成為繳稅、守法的公民。同時，大量移民也會令本土出生的公民，不再那麼支持慷慨的福利政策；這也是美國、歐洲辯論移民議題時，談到的因素。
自由民主國家，無論在經濟，還是文化上，都因為移民而得到莫大好處。但是他們都有權控制自己的邊境，這是毫無疑問的。另外基於基本人權，人人可享公民權，但這不代表人人有權，在自己或父母的出生國家以外，擁有任意特定國家的公民權。而且，國際法也不會挑戰國家控制邊境、或規定公民權的權利。
歐盟在控制外部邊境方面，必須做的比現在更好，這意味著對某些國家，例如希臘、義大利，必需增加資金、加強法定權限，以控制移民人流。歐盟專責的機構，歐盟邊境管理局（Frontex），目前人力不足、資金困窘，而那些最想防堵移民的國家，也不怎麼支持這個機構。除非歐洲外部邊境問題能獲得解決，不然歐盟現存的內部自由流動系統，難以持續。
美國的主要問題，是執行移民法無法一貫。例如歐巴馬時期的特色，就是對非法進入、滯留美國的幾百萬人，幾乎沒有事先預防的措施；事後再偶爾、看似隨機地將部分人驅逐出境；要長期執行這樣的政策，根本不可能。但是川普矢言要在美、墨邊境「築牆」，不過就是本土主義作祟：其實很大部份的非法移民，是合法進入美國，但簽證過期後仍留下來，於是變成非法。因此美國需要的是更好的系統，能好好審查僱用非法移民的公司、僱主；國家級的身分識別系統是有必要的，能幫助僱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工作。這樣的系統遲遲未出現，是因為太多僱主受惠於非法移民所提供的便宜勞力。左、右派許多人也反對，是懷疑有了這套系統後，政府會過度監管。
結果，現階段有1100萬非法移民滯留美國。其中多數人待了多年，成家立業，奉公守法。也有少數人犯罪，就如同少數本土出生的美國人也會犯罪。但認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僅因他們違反美國法律進入、滯留美國，實在太可笑了；而認為美國可以強迫他們全部離開，返回原出生國家，也同樣荒唐。
就移民問題的改革，早有大概的協議。美國聯邦政府可以採取嚴厲措施，來控制邊境，同時也可以另闢新路，替無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解套，讓他們拿到公民權。這樣的協議，多數美國人也許支持，但是死忠反對移民的人，對於任何形式的「特赦」抗拒到底，至於贊成移民的團體，則反對嚴厲的措施。
有公共政策，關注如何成功讓外國人融入本國，這些政策若能擋下民粹主義在美國、歐洲的潮流，也許可以打破這個僵局。嚷嚷著反移民的團體，其實是有著不同顧慮的一群人。死忠支持本土主義的人，背後是種族主義、偏執，要改變他們幾乎是不可能。但是有些人的顧慮其實很合理，他們擔心大量移民，會影響社會變化的速度，也擔心現有機構，是否能處理這些變化。政策若能關注移民融入的問題，也許就能緩解這些顧慮，也能阻止他們靠向偏執的人。
一旦貧窮、被邊緣的人受到忽視，「身分認同」政治就會流行。失去地位的怨恨，是起於真正的經濟問題，要消除怨恨，必須先減緩就工作、收入、安全的顧慮。真正有抱負的社會政策，可能有助於解決窮人的根本問題，但是美國左派自幾十年前，就不再思考類似政策了。要談論尊重、尊嚴，不難；但要提出高成本、能具體縮減不平等的計畫，絕非易事。但在這波潮流中，還是有例外，那就是歐巴馬（Barack Obama），他提出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國社會政策的里程碑。反對的人，替這個政策貼上了「身分認同」的標籤，暗示這個政策，是由黑人總統為黑人選民設計。但事實上平價醫療法是國家政策，目的是要幫助比較沒有能力的美國人，不論其種族、身分認同。不過許多受惠的人，包括美國南方鄉村的白人，仍被成功說服，投給那些要廢除該法律的共和黨人。
現在要設計類似有抱負的政策，是更難了，這是因為「身分認同」的政治興起。20世紀前期，縱使爭論經濟政策，造成很深的歧見，但是許多民主國家卻發現，立場相左的，最後總能折中、妥協。相較之下，「身分認同」政治就並非如此：結果是決絕的；你承認我或你不承認我。另外，源於被忽視、不受尊重的怨恨，是根植於經濟問題，但是「身分認同」的口水戰，總是悖離能幫助的政策。因此，要人與人聯合，共同爭取重新分配，變得很難：勞工階級的成員，也就是地位較高的「身分認同」團體（例如美國白人），沒有什麼意願，與地位較低的團體達成共同目標，反之亦然。
所以尤其是民主黨，該做出選擇了。可以繼續為了勝選，加碼動員那些「身分認同」團體，那些團體持續為民主黨的狂熱活動人士，注入新血：包括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職業女性、LGBT社群等等。也可以嘗試，贏回部分白人勞工階級的選票，以往這些人是民主黨陣營的中流砥柱，打從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開始，直到大社會計畫（the Great Society）他們都支持民主黨，只不過在近幾次選舉，脫逃至共和黨陣營。至於動員「身分認同」團體這個策略，雖可讓民主黨獲勝，但就治國而言，是爛招。共和黨快要變成白人政黨，而民主黨也快要變成少數族裔的政黨。如果持續下去，「身分認同」勢必取代經濟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裂痕；美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堪慮。（譯按：1. 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1933年美國總統小羅斯福上任後，實施系列經濟政策，核心是3個R：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改革（Reform）；救濟是針對窮人、失業的人，復興是恢復經濟水準，改革是針對金融系統，要防止大蕭條再次發生；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一）倒數第二段。2. 大社會計畫（the Great Society）：196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發起系列國內政策，結束貧窮是主要目標之一；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身分認同」當道之倒數第二段。）
未來
人對未來的恐懼，常以小說，為最佳表現方式，尤其是科幻小說，想像著由新科技主宰的未來世界。20世紀前半葉，對未來恐懼的想像，是以巨大、集權、官僚的暴政為中心，是消滅個人個性、隱私的暴政：試想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但到了20世紀的後數十年，各式反烏托邦（dystopia）的想像有了改變，其中一股，呼應著「身分認同」政治所造成的焦慮。所謂的賽博叛客（cyberpunk）作家，例如吉布森（William Gibson）、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斯特林（Bruce Sterling）所看見的未來，並非由集權的專制政府所主宰；未來的世界，社會變得支離破碎，不受控制，這是拜網際網路之賜。（譯按：1. 1984：歐威爾的小說。2. 反烏托邦（dystopia）：烏托邦（utopia）的反義，希臘語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反烏托邦與理想社會相反，是極端惡劣的社會最終形態，特徵爲反人類、極權政府、生態災難或其他社會性的災難性衰敗；反烏托邦出現在許多藝術作品中，特別是設定在未來的故事。3. 賽博叛客（cyberpunk）：屬科幻故事的分支，以電腦、資訊科技為主題，故事聚焦於「高等科技、低端生活」（High Tech, Low Life）。情節通常關於社會秩序受到高度控制，而角色利用其中的漏洞，做出了突破。）
史蒂芬森1992年的小說，潰雪（Snow Crash），假設著無所不在的「魅他域」（Metaverse），人在其中可以使用虛擬化身，並隨意變換「身分認同」。書中，美國崩潰了，成為一個個郊區社區，迎合各個不同「身分認同」，例如新南非（New South Africa）（歡迎舉著邦聯旗幟（Confederate flag）的種族主義分子）、李先生的大香港（Mr. Lee’s Greater Hong Kong）（歡迎中國移民）。在社區與社區之間走動，需要簽證、護照。美國中央情報局變成私營機構，企業號（the USS Enterprise）航空母艦也成為難民的漂流之家。聯邦政府的法定權限大縮水，僅限於每棟聯邦大樓所在之土地。（譯按：1. 魅他域（Metaverse）：書中專有名詞。2. 邦聯旗幟（the Confederate flag）：1861年至1865年，11個南方蓄奴州宣布獨立，成立美利堅聯盟國（the Confederate of America，簡稱邦聯），南北戰爭於是爆發，最後由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所領導的北方聯邦政府獲勝，美國再度統一。邦聯的領袖人物雕像、邦聯旗幟，則被視為挺蓄奴的象徵；見反對「身分認同」政治（二）倒數第三段）
我們的世界，正走向超集權反烏托邦，這些反烏托邦性質是互為相反的，也走向無止盡的分裂。例如有國家利用人民日常交易，搜集很特定的個人資訊，好建構巨大的專制政府。另一方面，有國家中央機構瓦解、有的成為失敗國家（failed state）、有的走向兩極、有的就共同目標缺乏共識。社群媒體、網際網路，造成自給自足的社群，而區隔這些社群的，不是真正的那道牆，而是各自不同的「身分認同」。（譯按：失敗國家（failed state）：1. 無法控制本國領土；2. 集體產生正當決定的權力遭到侵蝕；3. 無法提供公共服務；4. 無法以全權國際社會成員的身分，和其他國家打交道。）
幸好，這些反烏托邦小說的內容從未成真。將現實透過想像，變得更誇張，確實有警世作用：1984成為未來極權主義的有力象徵，是人人想要避免的未來；這本書的幫助，是讓社會免於步向威權主義。同樣，今日人人都可以認為，自己的國家更樂意讓社會變得越來越具差異，但要懷抱願景，就是差異也可以達成共同目標、支持自由民主制，而不是破壞自由民主制。
人永遠不會停止以「身分認同」來思考自己。但是「身分認同」不必然由出生決定。「身分認同」可以用來區分，但也可以用來結合。這到頭來，就是當前民粹政治的解藥。
（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8年9/10月份，文章標題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筆者介紹：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院：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本文改編自福山2018年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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